文｜白瑞雪

“TVB快来看，Madam上天了！”我国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家盈作为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成员飞上空间站之际，网友喊话粤语文化的标志性平台。

我们这代人是看著TVB长大的。1992年《壹号皇庭》，一群明眸皓齿的男女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战。1998年《妙手仁心》，救死扶伤的快节奏间流淌都市风情。同年《陀枪师姐》，呈现女性在男性主导职场里的生存状态。2003年《冲上云霄》，据说看过的年轻人都想报考飞行员。这些职场良心剧的良心在于，够专业够职业，有成长有信仰；谈情说爱用作职场故事副线，不玩“挂职场头卖偶像恋爱肉”套路。

把你能想到的专业都拍个遍之后，今天的香港影视工业确实可以对准新的职业门类了——航天员。在香港出生、成长的黎家盈，走的是警界职场精英路线，镜头前的松弛感更显可爱。但如果仅仅把香港航天员上天解读为简单的个人励志或爱国主义抒情诗，便是看轻了国家也看轻了香港。

我印象更深的是她在采访中多次提到的短语——“融入国家发展”。融入，意味著原有边界与异质感的消解。从回归前后的制度衔接期、新世纪与祖国大陆协同运转的功能耦合期到今天的身份认同期，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角色经历了从响应者、支持者到执行者的跃迁：当香港救援队奔赴汶川大地震灾区，“融入”是血脉相连；当香港运动员身披区旗国旗站上奥运领奖台，“融入”是荣光增倍；当香港科学家与航天员深度参与国家太空任务，“融入”是能力共享。

在时间座标系上，浅层的家国情怀主要是向后的，源于历史、血缘与苦难；而深层的价值共创是雀跃向前的，通往探索、成就与未来。在双向奔赴的后者模式里，国家把香港的能力直接接入载人航天基础设施，香港也在国家科技创新大局中有了“增量创造”的人才需求与新的进步红利。

不仅仅是香港，也不仅仅是物质层面。在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投身突破本土局限、面向人类未来的航天事业，更多像香港这样以高密度、高效率、强筛选为特征的城市与人群或能寻得一种更宏大、积极的精神出口，至少部分地超越“后现代社会”的意义焦虑。

原因很简单。都说“太阳底下无新事”，然而“未来有新事可期”才是一个社会的希望与活力之源。曾经遥不可及的航天，正在提供真实、可触及的可能性——向那些职业光谱因此拓展的年轻人，也向在岁月内耗中渐褪精气神的中年人。比如我。尽管将四川豌豆尖带上天种植的呼吁一直未能得到响应，我还在热烈畅想太空涮火锅的可行性嘛。

也许下一次，港澳航天员执行任务就不再是“新”闻了。咱不需要问“为什么香港可以”，正如不需要问“为什么非得送女性上天”——假如人为排除一半地球人口的参与，航天还是个现代文明的事儿么？没有女性的太空探索是不完整的，来自我国任何一个地区的男女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也是自然而然的。

当然，香港有自己的特殊性。

一个曾经被殖民、发展出不同制度文化的社会，能否活跃、投入地重新嵌入古老文明复兴的宏大叙事？2012年，我曾拜访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听他讲“寻村”的故事。

1839年7月7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村打死村民林维喜，英方拒不交凶，林则徐坚决斗争。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导火索之一的这一事件发生地具体位置，竟在我国方志县志、历史文献与旧时地图中全无记载。张教授孜孜经年考证走访，终于锁定“尖沙咀村”当年所在。如今那里已是商业大楼，无村亦无痕。

寻村这样的“无用”之事是张教授的大事，因为那是历史的一处锚点、苦难的一帧具象。

伤口或许永远不会愈合，但新的血肉早已迭代生长。神舟起飞时的那种感动之所以复杂，大概是叠合了不同时空的画面：

1842年，英国军舰从海上携重炮而来，带走了香港；2026年，长征火箭从大地升腾而起，将香港籍航天员和生于江苏、甘肃的同伴们一起送上了中国的天宫空间站。

（作者系前新华社军分社记者，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