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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大利 鲁乙己
译｜本刊记者 孙艺宁
AI的下一章，不属于那些最自信地谈论智能的人，而属于那些知道如何将智能建入实体经济、如何在体系间规模化、如何将其与世界连接的人。中国内地与香港，完全有理由成为其中的先行者。
AI的全球迷思与破局希望
当今全球对人工智能（AI）的辩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通病——战略想像力极度匮乏。
在西方大部分地区，讨论仍困在一个日益狭隘的框架里：谁拥有最大的模型？谁会率先立法？谁能遏制风险？谁又能放缓技术迭代的步伐？这些问题并非无足轻重，只是它们已不再具有决定性。人工智能（AI）时代的决定性较量，不是模型的大小，而是“智能”能否大规模嵌入经济的底层逻辑——把算法淬炼为产业能力，打通数据与生产链路，联动资本与落地应用，对接监管与试验，并将研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换言之，AI的未来，不只在实验室里决定，更属于那些能够系统性地将智能转化为经济力量的一方。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这样的模式，在哪里最能落地生根？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组合，值得受到它们远超当下所获得的关注——它们能否携手打造出21世纪最具份量的AI走廊之一？
我的答案是：能够。
但更迫切的问题是：它们能否以足够的速度、格局与连贯性，抓住眼前的历史机遇？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一幅过于简单的对比图来描绘两地关系：中国内地是产业规模、工程执行力与国家雄心的化身；香港则被视为一座精巧的金融中心，在科技转型中退居配角。这种框架如今早已失效。“一方崛起，另一方沦为无关紧要”的叙事，已然过时。正在浮现的真实图景是：双方的实力，皆取决于彼此之间的协同强度。中国内地与香港拥有不同却深度互补的优势。现在的战略命题在于：它们的互补性能否转化为一套连贯而具竞争力的架构——一套足以支撑起世界级创新动力的架构？
这个问题，在AI发展的当前阶段尤其关键。
实体AI是下一个决胜点
中国的AI发展轨迹，早已不再局限于软件层面的赛道角逐，而是远远超越这个层次。中国正跳脱出那层薄薄的数字表层，越来越将AI视为一股嵌入实体经济的生产力。这股转向，折射出全球AI发展的一场深层变革。我早已提出，AI的下一个决胜阶段，不会只由那些会写作、总结或对话的系统所定义，而会由我们所称的“实体人工智能（Physical AI）”来书写：即嵌在机器、工厂、供应链、物流网络、机器人、自动驾驶、智能设备与城市基础设施中的智能体。最重要的前沿，正从“会说话的AI”转向“能感知、决策、协调、行动的系统”。
这恰恰是中国内地的非凡优势所在。世上鲜有地方能像中国内地这样，将先进制造的密度、工程能力、大规模部署环境、整合供应链与政策协调融于一体。这不单是体量的问题，更是一种独特的产业组织形态。中国在压缩“发明”与“部署”之间的距离上，异常高效。从原型到产业化、从试验到规模化、从实验室能力到商业应用，它都能快步推进。这很可能成为AI时代中国的决定性优势之一——因为在下一阶段，快速且广泛地将智能技术产业化的能力，将远比产出孤立的技术突破更为关键。
在此脉络下，香港不应被视为这场变革的旁观者，而应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潜在加速器之一。香港无需成为另一个深圳、北京或杭州——这样的抱负反而找错了方向。香港的价值，在于一项很少有城市能比肩的能力：让中国的创新更加全球化、更具投资魅力、更易读、更可信、更能跨境规模化。如果说中国内地正在成为全球工业AI最重要的引擎之一，那么香港便可以成为这些力量与外部世界连结的关键接口。
这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而是一项战略功能。
在AI时代，香港仍然拥有一系列重量级资产：与国际接轨的资本市场、全球认可的商业与法律体系、实力雄厚的大学、深度国际化的商业文化，以及在不同体系之间进行“转译”的能力。在技术与地缘政治日益交织的时代，这些不是边缘优势，而是力量的倍增器。技术竞争越激烈，信任越稀缺，可信赖的通道价值就越发凸显。
正因如此，我相信香港未来在科技领域的份量，将更取决于它能否做好那件只有它能做好的事：帮助中国的创新，以国际投资者、机构与合作伙伴能够理解和支持的方式，与世界连结。但这需要一次彻底的思维转变。
香港必须超越原有模式：不再只在企业核心成长阶段完成后，才提供事后融资。它应该更早地卡位到价值链的前端：成为一个研究合作、算力获取、试点部署、跨境测试、科技融资以及设计符合国际标准的治理模式的平台。一句话总结：香港必须更深地嵌入智能的实体经济之中。
好消息是，这一形势正显现积极苗头。香港已将AI与创新推向经济议程的中心，并开始在算力基础设施、研究能力以及支持技术发展所需的制度工具上投入更多。但纸上的雄心永远不够。许多经济体都学会了流利地谈论创新，却极少有人懂得如何打造让创新成真的机制。
换句话说，现时形势中的最薄弱环节，正是两地之间的连结。
两地连结的战略突破点
中国内地与香港在科技领域的关系，仍然受到摩擦、犹疑，乃至时而出现的战略清晰度不足所制约。双方都拥有必要的要素，欠缺的是将它们聚合在一起的运作逻辑。在AI时代，连结与节点同等重要。一个出色的实验室、一个深厚的资本市场、一个充满活力的初创生态，单独来看都不够。真正关键的是这些资产之间的互动品质——人才快速流动、资本明智配置、研究高效商业化、数据合法且有效流动、监管上减少而非增加摩擦。
因此，内地与香港的连结，必须被当作一项战略设计来对待。以下几个优先事项尤须突出。
第一，跨境数据流动必须通过结构化的数据共享框架与试点机制，从而变得更可预测、更合法、更高效，以支撑真实场景中的AI部署。AI不是在抽象的数据中茁壮，而是依赖数据在不同机构、行业与应用环境之间及时、有用的流动而成长。当这股流动过慢、过于不确定或过于碎片化，创新便会失去动能。
第二，联合创新区应成为真正的跨系统协作试验场，促进跨司法管辖区的快速试验、原型开发与商业化。这正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制度实验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们不应被视为精致的品牌包装或行政项目，而应被视为一种更先进的跨系统创新模式的雏形。如果经营得当，它们将证明：两种不同系统共同创造的价值大于各自为政。
第三，香港应将自己定位为实体AI领域的主要国际融资与架构中心。这不仅仅是提供资本，还包括支持规模化、认证与风险管理，以及开辟全球市场的进入通道。在日益碎片化的技术格局中，建构、验证与国际化创新的能力，将变得与技术本身同等重要。
第四，人才流动与研究合作必须进一步理顺，让人才在实验室、初创企业与产业环境之间更快流动。即使边界两侧一边拥有世界级研究人员，一边具备世界级产业部署能力，但如果人才与知识的流动依然笨拙或缓慢，整体表现仍会大打折扣。在AI时代，协作的速度与流畅度，将是决定哪些体系能够胜出的关键因素。
归根结底，这些机制的有效性，将决定互补性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还是成为真正的竞争优势来源。它们正是将深圳—香港轴线从“邻近”推向“融合”的转换器。
信任架构不能成为空谈
在这个正在成形的体系中，香港可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它可以引领建构零信任架构（Zero Trust Architecture, ZTA），为中国AI的全球拓展提供底层支撑——确保这些技术不仅在成本与性能上具竞争力，而且在治理、可靠性与互操作性上也可信可靠。这不是次要功能。未来数年，信任架构的重要性将几乎与技术架构并驾齐驱。
因此，这个机遇绝非虚渺。香港完全可以将自己定位为国家实体AI的全球平台。在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中，中国内地已在多个前线占据强势位置：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机器视觉工厂、智能仓储、智慧港口、医疗机器人、智能能源系统、自适应城市基础设施。香港的目标，应是成为这些技术不仅被融资，而且被测试、验证、架构设计、投保、国际化，并为全球扩张做好准备的地方。这将使香港在全球AI生态系统中，拥有一个具备持久战略必要性的地位。
与欧洲的比较，在这一点上尤为发人深省。欧洲在研究、工程人才与某些工业能力领域依然强大，但它仍然倾向于用风险、流程与约束的语言来讨论AI。然而，AI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治理框架，更取决于在实体经济中建造、规模化与部署系统的能力。
中国内地—香港走廊指向的，是一种不同的创新组织模式——让制造深度、软件能力、开源动能、产业政策、跨境融资与部署生态系统相互强化。它是一种植根于执行、而非意识形态的模式。
当然，任何战略模式，无论多么令人信服，都不可能毫无约束。地缘政治压力、出口管制、投资者的谨慎——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国际信任不能凭空假设。香港仍需证明，它能将政策雄心转化为可持续的、大规模的技术影响力。内地企业也仍需证明，中国AI的全球普及，不能只靠速度与成本，还要靠品质、可靠度与透明度。
然而，这些约束不会削弱深化整合的理由——反而会强化它。外部环境越困难，内部协调就越重要。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里，那些懂得如何将互补优势组合成连贯体系的区域，将占据上风。
因此我认为，中国内地与香港在科技领域未来的关键词，是“协奏”。内地与香港不需要彼此复制。双方需要的，是一个更有效的机制，将各自独特的优势串联成一套连贯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必须变得更快、更流畅、更具雄心——在其中，AI可以不被简单地视为软件应用，更应被视为新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
行动才是答案
中国AI的真正主线，从来不是单一公司、单一模型或单一城市的成功。而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浮现——在这里，不同的体系，如果被充满智慧地连接起来，就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技术力量。这股力量的一部分，已在中国内地的工厂、实验室与供应链中建成；另一部分，将在香港的资本市场、制度与战略抉择中决定。
AI的下一章，不属于那些最自信地谈论智能的人，而属于那些知道如何将智能建入实体经济、如何在体系间规模化、如何将其与世界连接的人。中国内地与香港，完全有理由成为其中的先行者。
（作者系意大利经济学家、中欧数字协会主席，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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