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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 马雪
2026年3月中旬，中美高级别贸易代表在巴黎举行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双方经贸互动的关键节点。中美围绕稀土出口管制、美国农产品与能源对华出口、双边贸易监测机制、关税稳定性等核心议题进行谈判。这场谈判既是对前期司法裁决、中东局势干扰、贸易战略转向的集中回应，也是为特朗普访华预热、为双边经贸关系重建规则框架的务实尝试。
一场多重约束叠加下的谈判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略在第二任期出现根本性转向，彻底告别第一任期以制度颠覆为目标的激进路线，转而进入以交易为核心的务实博弈阶段。第一任期内，美方借助301调查将矛头直指中国经济治理模式与产业政策体系，以关税为武器，试图迫使中国改变国家主导的经济运行逻辑。进入第二任期后，白宫放弃不切实际的制度改造目标，对华贸易议程收缩为可量化、可展示的短期成果，优先推动中国扩大采购美国大豆、波音飞机、油气等商品，以大额采购数字替代结构性改革作为政策成功的标尺。美方不再执著于颠覆中国经济制度，转而以关税为杠杆、以市场准入为筹码，追求政治与经济双重收益。
美国司法体系的裁决，从制度层面瓦解了白宫单边关税施压的基础。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限制总统以紧急状态名义单方面实施全面关税。裁定落地后，关税施压的法律基础与政策弹性大幅收缩。这一裁决打破了美方以关税单方面极限施压的不对等格局，使中方在谈判中获得更均衡的博弈地位，也迫使美方放弃漫天要价，转向更具可行性的协商路径。司法约束并非短期干扰，而是长期改变中美贸易博弈规则的制度变量。
中东地缘冲突升级，成为干扰中美议程推进、迫使双方调整节奏的重要外部变量。伊朗局势持续恶化，美方军事介入导致地区紧张升温，不仅分散了白宫的外交与军事资源，还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对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的中国形成间接冲击。受中东战事影响，特朗普被迫推迟原定于3月底至4月初的访华行程，时间窗口延后五至六周。面对外部冲击，中美均不愿双边经贸关系陷入停滞甚至失控，巴黎谈判成为在日程变动背景下维持高层接触、管控分歧、稳定市场预期的务实选择，既为后续高层会晤铺垫氛围，也避免经贸关系因外部干扰滑向全面对抗。因此，经贸议题与安全议题相互联动，使巴黎谈判必须兼顾经济利益与核心关切，在多重目标中寻找平衡。
机制建设实现有限突破
中美巴黎谈判在高敏感领域完成立场交换，成果集中体现在四大维度。
第一，稀土出口管制成为技术与产业链博弈的焦点议题。稀土作为高科技产业、新能源产业的关键原材料，其出口政策直接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产业竞争格局，双方就此展开专门磋商，既回应了美方对关键资源供给的关切，也维护了中方对战略资源的管理主权。同时，美方明确提出扩大农产品、能源产品对华出口的核心诉求，将其作为衡量谈判成效的重要指标，中方予以正面回应，为具体商品贸易规模扩大、采购协议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
第二，维持关税稳定的明确共识，是此次谈判最具现实意义的成果。在前期关税税率下调、司法约束增强、双边摩擦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关税稳定承诺有效阻断了关税螺旋上升的风险，直接稳定企业经营预期，减少贸易成本波动，为双边商品流动提供了可预测的政策环境。这一共识并非简单的口头表态，而是双方基于现实利益的理性选择。美方关税权力受限，继续升级施压暂时缺乏工具；中方希望缓解贸易压力，为国内经济复苏创造外部条件。关税稳定既回应了市场对贸易秩序恶化的普遍担忧，也体现出双方不愿经贸关系进一步滑向对抗的底线共识。
第三，双方在谈判中达成探索建立双边贸易审查机制的意向，标志著中美经贸互动从应急博弈转向长期治理。这一机制旨在对双边贸易运行状况进行常态化监测、评估与审查，以制度化方式处理分歧、协调政策、预防摩擦，超越了临时谈判、应急应对的传统模式，试图构建稳定可控的沟通平台与争端预防渠道。尽管机制建设仍处于意向阶段，具体框架、执行流程、监督方式尚未明确，但这一方向本身具有标志性意义，意味著中美开始接受长期竞争共存的现实，主动为贸易关系设置规则与护栏，提升双边贸易管理的规范化与透明度。
第四，高层互动与访问议程的持续沟通，为后续谈判预留了政治空间。谈判期间，中方明确确认，双方就特朗普访华行程保持密切沟通，巴黎谈判成为高层会晤的前置铺垫与氛围营造环节。尽管访华时间因中东局势被迫延后，但双方对接渠道未中断、议程准备未停止，经贸谈判与高层政治互动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格局，使贸易对话服务于双边关系整体稳定的核心目标，也为后续一揽子协议达成创造了政治条件。
分歧与约束仍构成长期障碍
中美核心经济治理认知差异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美方虽放弃全面制度改造目标，但并未放弃对华贸易施压，在对等关税司法受限后，仍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审查”“产能过剩”为由分别重启301调查，以产业政策、市场准入、公平贸易等议题发起针对性限制。中方坚持自身经济制度与发展权，拒绝以牺牲核心利益为代价换取短期经贸收益，双方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产业支持政策、贸易规则定义等问题上的认知分歧具有长期性、根本性，难以通过一两次谈判彻底弥合，将持续成为未来谈判的核心障碍。
技术与供应链竞争趋于长期化，持续向经贸谈判传导压力。美方仍牢牢掌握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先进制造设备等关键技术出口管制工具，将技术安全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稀土、关键矿产、高科技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战略竞争不断升级，供应链多元化与阵营化并行，技术竞争从产品出口延伸到投资审查、人才流动、基础研究全链条。技术博弈的结构性约束，使经贸谈判难以摆脱安全竞争的干扰，共识达成空间持续收窄。
台湾问题等安全议题的外溢风险，成为干扰经贸共识落地的最大变量。台湾问题是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希望借经贸互动推动美方减少对台支持、软化官方立场，而美方政策调整受制于国内政治、同盟体系与舆论氛围，难以作出实质性让步。安全议题向经贸领域传导，可能导致贸易谈判与安全议题强行捆绑，增加共识达成难度，甚至出现经贸成果因安全摩擦逆转的风险。
外部冲击与美国国内政治干扰，使谈判成果的落地与延续充满不确定性。中东等地缘冲突仍可能持续分散美方外交资源，干扰对华议程推进；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全球需求疲软、金融市场动荡等因素，将直接影响双边贸易收益预期与谈判动力。美国国内政治周期、选举考量、舆论氛围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对华强硬姿态仍具备强大政治吸引力，政策反复、表态倒退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给谈判成果的执行与延续带来潜在风险。
共识执行与履约监督机制的缺失，可能导致纸面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收益。即便双方达成书面共识，在采购规模、执行时间表、监督主体、违规后果等问题上仍可能出现严重分歧。中美对协议履行标准、评估方式、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且缺乏强有力的第三方监督与约束机制，使共识停留在纸面，难以真正转化为稳定的贸易收益与关系改善动力。
在竞争共存中挖掘务实合作空间
尽管挑战严峻，中美在经贸领域仍存在清晰且可操作的合作机遇，成为未来关系缓和的重要支点。
其一，大宗商品与农产品贸易具备天然互补性，扩容空间明确、落地难度较低。中国对大豆、能源、民用飞机等商品需求稳定且规模庞大，美方扩大出口、降低贸易逆差的意愿强烈，双方在可量化、可核查的贸易领域存在现实共同利益。扩大采购承诺既满足美方政治与经济双重需求，也符合中国市场供给与产业发展需要，可成为未来合作最稳定、最具操作性的支柱领域。
其二，贸易稳定机制与危机管控合作，是双方共同的现实需求。中美均不愿经贸关系陷入失控摩擦，在建立贸易监测、预警、审查、协调机制上存在高度共识。未来可推动巴黎谈判达成的机制意向从框架走向落地，形成定期沟通、数据共享、风险预警、分歧协调的制度化平台，以长效机制降低摩擦频率、减少战略误判、管控竞争风险，实现竞争性共存的稳定状态。
其三，高层会晤仍是推动一揽子协议达成的关键契机。访华行程虽推迟，但筹备与对接工作持续推进，高层面对面沟通有望成为阶段性成果集中落地的节点。双方可在关税休战延长、采购承诺打包、市场准入局部放宽、技术管制适度调整、领事机构恢复等领域达成互惠安排，以一揽子共识实现关系阶段性缓和，为后续谈判创造良好氛围。
此外，企业层面的市场合作，可形成对冲政治摩擦的民间稳定力量。在政府博弈加剧的同时，美国企业基于市场需求推动在华合资、技术合作、供应链协同，中国企业也在合规前提下维持对美业务布局，企业层面的利益捆绑自下而上为双边关系提供韧性。这种基于市场逻辑的合作，不受短期政治波动的完全支配，可成为官方谈判的民间支撑，帮助经贸关系抵御政治风险冲击。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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