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随着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国际法律事务大楼正筹建，以及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即将设立，香港的国际化法律优势突显。笔者就本星期有关议员议案提出的修正案补充了新兴领域的立法，并强调法治赋能营商。

推动数据治理和国际贸易智能化立法

笔者认同任何改革，法律先行。数字办于2024年底发布属指导性的《数据治理原则》，当中提到“让数据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高效能治理确实要以数据为本。
政府应尽快就数据治理（包括数据安全）立法。用例方面，“智方便”这个政府数字基建必须要用好。政府AI效能提升组的成立应有助拓展“智方便”的应用场景（如现时可经其注册“积金易”和银行开户）。要进一步利民便商，关键是打通跨部门，以及部门与机构及个人之间的数据壁垒。律政司的“检视支持更广泛应用AI所需的法律配套”跨部门工作小组须加快检视相关法律。

国际贸易方面，要进一步发挥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贸易平台优势，关键是持续优化国际贸易流程的相关法律。既然商经局已于3月完成就企业对企业（B2B）的贸易文件电子化的业界咨询，就应马上推进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的立法建议。

香港国际商事法庭设立

司法机构上个月底公布，在一年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消息令人鼓舞。笔者建议政府推动香港国际诉讼、仲裁与调解的三大解决争议途径发挥各自优势，让现有解决争议架构更完善，解决争议方案更多元，为当事人提供更多选择，进一步巩固香港在全球法律及商业社群中的地位。

或有好奇：这三大途径有何异同之处？仲裁的优势是“一裁终局”与保密性，以及在《纽约公约》下的执行力，但无法形成日后可供国际引用的案例。调解则由调解员促成双方自愿达成和解，过程灵活，但又不产生裁决。诉讼属司法程序，司法裁定具透明度，并设有上诉机制，以及具判决执行力，包括在香港与内地的相互安排下，民商事案件的判决可相互执行，这是要多宣传的香港独特优势。

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必定有助判决更贴近国际商业社会，对商事争议解决的实际需求与合理期待，从而提升判例的质素与影响力。期望政府向司法机构调拨足够资源，发展好香港国际商事的争议解决。

加强大湾区立法及司法协作

习主席在2023年赴广东考察时，赋予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定位。笔者认为加强大湾区立法及司法协作是锚定此定位，将“制度之异”转化为“制度之利”的抓手。这要顾及3个原则。第一，立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制度特色；第二，在行政主导下“因时与因地制宜”；第三，从试点范围开始。事实上，皇岗口岸“一地两检”正是一个生动例子，两地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必定能促进“一点两地”的实践。

深化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笔者持续的倡议。不得不提，在国家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港资港仲裁”和“港资港法”适用范围已分别扩展至大湾区九市，以及深圳和珠海，接下来需要政府及业界向中外资和内地机构多加解说。

律政司2024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行动纲领》著力促进“三连、两通、一湾区”。乐见当局表示会加强推广大湾区法治建设相关湾区标准，以及尽快完成落实民商事司法文书新送达安排的立法工作。

期待政府以香港国际化的法律优势进一步为大湾区招商引资引才。

转载自：明报经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