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锦辉

全球已进入人工智能（AI）时代。AI不单止改变经济结构和范式，更为就业模式带来冲击。近年，国际科技企业如亚马逊、META等接连宣布大规模裁员，并将资源投放到AI领域，亦有国际银行集团称，因应AI发展而需要削减数千个后勤职位。

正如每一次“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均会带来大规模的“科技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社会问题。AI强大的工作效能，不只威胁文书类及重复性高的工作，一些涉及创意及专业知识的工种亦逐渐难以幸免。不少经济学者预期初级职位最易受到影响，而且因应AI大幅提升生产效能，导致入门职位的门槛亦相继提高，导致缺乏经验的毕业生的就业处境愈来愈艰难。另一方面，“代理式AI”（AI Agent）拥有自主决策及自动执行能力，若妥善利用可以大幅降低创业门槛，从而鼓励更多人投身创业或经营副业，成为“斜杠族”（Slasher）及自由工作者。

面对AI对经济模式及就业市场的冲击，当今传统的税制渐渐失效，例如政府如何面对“科技性失业”所带来大规模下岗的劳工？又例如若生产线大量使用“机器劳工”政府可如何向企业征税？有见及此，不少经济学者都认为在AI新时代政府需要制定一套具前瞻性的税务政策，在支持AI经济发展之同时，亦可避免因技术颠覆而带来社会的结构性失衡。笔者非常赞同，并建议香港政府积极探讨，争取尽快推出一套既适用于“一国、两制、三法规”框架，亦能被国际接受的有利香港“智能经济”发展的财税体制。

分享科技红利需兼顾公平与效率

面对AI取代人力的预期，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早年已提出“机械人税”或“AI税”的构想。他认为若机械人取代工人，其创造的劳动价值亦应征税。今天，若企业因应用AI而显著削减人手，所带来的额外利润及人力成本节省，是否亦应该额外征税？收到的税收可以通过政府进行再分配，用于就业培训、失业保障等。有关构想，让企业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亦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减轻政府福利负担，进而维持社会稳定。不过，AI征税难免会减慢企业对应用创新科技的步伐；因此，政府必须联同业界仔细考虑当中的利弊权衡，不然便可能会弄巧发拙，影响香港创科发展的步伐。

另外，美国AI巨擘OpenAI于4月发布了一份应对AI时代的政策框架。当中除了建议探索针对自动化取代劳动力的新征税机制外，亦提出研究设立与AI企业利润挂钩的公共财富基金，让科技红利能够与全民共享。

再者，2018年“图灵奖”（Turing Award）及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被誉为“AI教父”的辛顿（Geoffrey Hinton）教授曾指出，随着AI大规模取代一般员工，其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和财富效益将主要令富人受惠。因此，他建议未来应考虑建立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制度，以减轻失业和贫穷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上述的税制及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方向，均值得特区政府探讨调研。

建立更合理的税务规范

除了税制上的调整，如何配合AI带来的新型就业形态，建立更合理的征税模式亦值得政府重视。在数字及平台经济之下，AI大幅降低创业与创作门槛，令更多创业者、自由工作者及新媒体创作者能透过网络营商，例如直播打赏、自媒体广告、二手平台交易等。这些商业活动背后存在大量的非正式收入，如何针对这些活动及其收益，进行更合理的评税，是值得政府深入探究的课题。尤其是涉及到有关海外平台的税收管辖问题。这不仅涉及公平竞争，更关乎香港能否在“智能经济”中建立合情、合理、合法的规范。

AI的大浪潮不可逆转。香港若要在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必须在未来的税务设计上展现前瞻性与灵活性，在不阻碍技术创新的同时，亦可确保科技红利能够在各阶层间公平分配。

（作者系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副会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