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澳大利亚 劳里·皮尔西

译｜本刊记者 孙艺宁

在世界目光惯于聚焦经济数字与技术变革的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叙事却指向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这片土地能否在人口结构转型与全球知识竞争并存的时代，持续担当中国发展的“龙头”？这里既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亦是当代“中国速度”的发轫之地。“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为大湾区指明了以高等教育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大湾区若要在未来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就必须在高等教育这一根本课题上，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引领”的深层跨越。

文化隐喻与历史使命：作为“龙头”的大湾区

西方媒体与文化评论中涉及中国的叙述，往往陷入某种刻板印象。人们不难发现，在西方主要机构编纂的书单中，常出现以“龙之崛起”一类主题来界定中国发展的框架；抑或在政治漫画中，中国被描绘为威吓他国、令人屈从的恶龙形象，以此诠释地缘政治格局。然而，正如这一神话生物在中国文化中的真正地位，我所要谈论的“龙”，象征著一种更为深厚、积极的力量。

中文里，我们常提及“龙头”，这是一个寓意深刻、蕴含多层意义的象征符号，深深植根于社会价值观、神话与民间传说之中。在中国古代，龙头常与皇权相连，装饰于宫殿、宝座与龙袍之上，象征著皇帝君权神授及其与宇宙的联结。在近现代语境中，它则代表著强劲的开端、卓越与势头。在政治经济学范畴，它指的是产业领军者或旗舰项目，象征著创新、驱动力或行动的核心——例如，称比亚迪为“新能源汽车的龙头”，即彰显其全球市场份额与作为技术领先开发者的角色。

当我思考粤港澳大湾区时，我想到的正是这样一个“龙头”。这不仅因为大湾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因为这一区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从广州的千年商埠，到鸦片战争的国殇硝烟；从孙中山于此点燃革命火种，黄埔军校的建立、广交会的创办，再到该区域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关键作用——当然，还有其当前作为全球科技与创新强地的地位——大湾区的历史，本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现代化史。

能见度落差：经济实力与教育形象的错位

这些历史脉络，生活于此的人或许熟悉，但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大湾区的整体形象尤其是其教育实力，尚未获得与其经济规模相匹配的认知。我在访问中亚地区的中学时曾提问：“有谁听说过深圳？”举手者寥寥。但随后我换个问题，问是否有人听说过华为、大疆或比亚迪，教室里几乎所有人的手都高高举起。当我接著告诉他们，这一区域的经济总量超越了纽约和旧金山两个世界级湾区，与东京湾区并列全球经济规模第一梯队，拥有全球人均百强大学密度最高的特别行政区，并正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雄心勃勃的区域发展战略时，人们的眼睛亮了起来。我继而会说，自晚清以来，这个区域一直处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最前沿，并持续为中国参与全球事务设定“黄金标准”，接下来的故事便不言自明了。

大湾区具备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独特的价值主张：通过汇聚世界一流大学、非凡的创新科技生态、践行“一国两制”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广东在中国全球贸易与投资中的核心地位，足以吸引全球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将大湾区打造成蓬勃发展的全球教育枢纽。尽管如此，这一潜力的实现远不止于吸引国际学生与研究者。像深圳这样的城市能够维持逆人口老龄化趋势，平均居民年龄保持在32.5岁左右，是有其原因的。历史上（或至少自改革开放以来），这得益于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口，也源于不断涌入高科技产业的青年人才。

一个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崛起，为我们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得以吸引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精英学者与学生。这种人力资本将使大湾区屹立于中国发展的前沿，而同期中国国内其他区域正日益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压力。

结构性挑战：“生源拐点”与人才自主培养的紧迫性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列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对大湾区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紧迫。2024年第六期《中国高教研究》指出，预计至2038年前后，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历史性的“生源拐点”。在人口少子化趋势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大学适龄入学人口规模逐步缩减，生源供需关系将由当前的供大于求转变为供小于求，整体供给缺口逐渐显现。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著中国全国范围内对优质生源与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大湾区虽已形成高技术产业的显著集聚——例如深圳拥有超过2.3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已位列全球第一创新集群——但倘若缺乏一个同样充满活力、与国际紧密连通的高等教育体系，当前产业优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质疑。简言之，若没有持续、优质的人力资本输送，大湾区将难以维持其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亦无法孕育未来产业。在这个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参与度逐步下降的背景下，唯有该区域能够吸引合适的人才——或者更好的是，能够自主培养人才——科技与创新才能繁荣发展。

然而，纵观历史，至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区域的高等教育体系未能跟上其经济发展的步伐。尽管广东长期位居中国最大省级经济体，但在培育顶尖百强大学方面仍面临挑战，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亦曾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落后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主要可比地区。

面对这一结构性落差，广东省政府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与资源投入，致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与规模。该省不仅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中外合作办学单位，如南方科技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医学院，亦积极设立大湾区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尝试突破传统办学模式，强化科教融合与国际协作。

在此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发展蓝图，更为高等教育跃升提供了战略性机遇。通过跨境协作、资源整合与体制创新，大湾区有望逐步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回应过去发展不足的历史课题，更将为区域经济在未来数十年提供持续动力。

跨境共育：构建大湾区高教融合型生态

由文献计量与出版巨头爱思唯尔（Elsevier）为香港中文大学编制的一份报告显示，香港7.5%的科研论文发表于全球顶尖1%的期刊，其引用率显著高于广东同行。报告还发现，香港研究人员具有更高的科研产出效率，且其中43%的合著论文系与国际作者合作完成，较大湾区内地城市30%的比例更具国际连通性，这反映出香港在融入全球知识网络方面的显著优势。这并非否定广东高等教育体系近年来取得的显著进展——例如该报告显示广东论文数量近五年复合年增长率达18%，远高于香港的10%——但结合香港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的表现，可见两地互补空间广阔。

香港拥有的世界百强大学数量超过全球任何城市，而随著更多粤港合作项目在深圳河北岸落地生根，两地教育协作正成为推动区域发展与全球连接的重要抓手。新增的四所粤港合作办学机构——北师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及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正为区域高等教育体系注入国际标准、全球网络与高质量研究资源。这些合办院校不仅引入了香港及国际通行的课程体系、学术标准与治理模式，更在招生选拔、师资聘任、科研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

广东为这些院校提供了香港所不具备的一系列优势：其一，能够接触内地庞大的适龄学生群体（2025年有1,335万学生参加高考，同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仅有5.5万人报考）；其二，可直接对接领先高科技产业的成熟项目；其三，拥有相对充裕的物理发展空间。香港高校在广东的布局亦促进了良性竞争。不少合作办学机构的录取分数线已比肩甚至超越部分传统名校，成为顶尖高中毕业生的优先选择；同时，这些校园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例如我院的本科国际学生比例已达15%，便是例证之一。

尤为关键的是，在中央政府倡导“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当下，这些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拥有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合作校园，正致力于培养大湾区新一代人才与世界进行深度对话的能力。随著广东本土高水平大学的快速发展，并与香港高校的专业知识及国际网络相融合，大湾区正站在构建具有变革性教育生态的历史门槛之上。

从“经济龙头”向“智慧龙头”跃升

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不仅关乎“九市二区”的局部振兴，更关系到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全球站位。从历史维度看，大湾区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路者；从现实维度看，其高等教育或仍面临能见度不足、发展不均衡、协同不充分等挑战；从未来维度看，唯有通过制度创新、资源整合与生态重构，大湾区才能真正实现从“经济龙头”向“智慧龙头”的跃升。

“十五五”规划的实施为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政策窗口与战略导向。通过深化粤港协作、促进中外模式互鉴、推动产学研用贯通，大湾区有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不仅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亦可为世界提供一种跨越区位、融合多元文化的教育创新范式。倘若此路径得以稳步实现，大湾区的高校将真正立于“龙头”之巅，引领中国乃至全球的知识进步与文明对话。

（作者系澳大利亚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顾问、逸夫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