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分析《国家发展规划法》框架下香港主要对接的路径与破局

古语云：“君子当三十而立。”对于回归祖国怀抱近三十载的香港而言，这句话不仅是对个体成长的期许，更是对一座城市走向成熟、担当重任的时代叩问。2026年，站在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九周年的节点，距“而立”之年仅一步之遥。今年3月12日《国家规划发展法》的出臺，犹如一声春雷，以制度化的力量倒逼香港必须主动思考、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这不仅是一次机遇，更是一场关乎香港未来命运的深刻变革。如何在这一年时间里，为“三十而立”奠定坚实基础，即便未能全然“立”定，也需形成清晰的“立”之思路与行动框架。审视过往，笔者认为，香港要实现真正的“而立”，必须直面并破解三大“沉屙”与澄清一个“误解”。

一、改革破局，必先始于体制重塑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触及根本的变革，无不从体制入手。对接国家大规划，本质上就是一场顺应时代要求的深刻改革。香港要写好属于自己的发展规划并确保有效实施，就必须围绕规划的目标与方向，优化资源配置，凝聚人力、物力和财力。笔者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斗胆建议，可考虑改组现有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拓展其职能，增设聚焦东盟及欧美业务拓展的专门机构，如“政治经济东盟发展局”和“欧美局”。此议意在抛砖引玉，核心思想在于：体制是行动的骨架。
当代中国历次成功的政府改革，均是紧紧围绕国家新的规划和战略目标展开的，通过机构调整与职能优化，为发展注入新动能。放眼国际，即便是美国的政治运作，也常通过设立如“效率部”或调整部门架构（如国防部的职能强化）来推行其施政重点。回望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变法，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成功的关键无不是“立法先行，体制为基”。是浅尝辄止的应付，还是真刀真枪的大干一场，从体制改革的决心与深度上，便可一目了然。香港若要在对接国家大规划中把握主动，就必须有“刀刃向内”的勇气，首先从体制机制的优化设计上破题。

二、监督考核，锻造忠诚担当的施政中坚
体制重新设计之后，人便成为决定成败的第一要素。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路线方针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回归二十九年，香港十八万公务员队伍中，中高层骨干多由港英政府时期培养，他们熟悉国际规则，具备专业素养。这支队伍中，不乏林郑月娥、曾荫权等优秀代表，他们既能娴熟运用国际社会成熟的社会治理经验，又能忠于国家、履职尽责，在任内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队伍中存在的少数“两面人”。他们表面上宣誓效忠，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阳奉阴违，将特区政府的廉洁高效传统抛诸脑后，占著位置却不作为。去年发生的“大埔宏福园大火”，就暴露了部分职能部门在处理投诉时的推诿与迟滞，其背后是否存在不作为甚至失职的问题，特区政府有必要给740万市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这警示我们，体制建立后，监督与考核机制必须同步跟上，且要持续加强。唯有建立一套科学、严格、透明的中高层公务员考核与监督体系，让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脱颖而出，让“占位不为”者无立足之地，才能确保国家规划在香港的编制、对接与实施过程畅通无阻，不走样、不变形。
三、群众路线，打破“门阀”垄断，畅通上下流动渠道
2014年的非法“占中”和2019年的“修例风波”，是香港永远的伤痛。事后总结，我们往往归因于贫富差距、住房问题、外部势力干预等。这些固然是重要矛盾，亟需在发展中逐步解决，但它们并非主要矛盾。若主要矛盾不解决，只著眼于解决重要矛盾，即便短期内通过“突击式”手段（如大规模建房）缓和了部分问题，但根本性的“沉屙”依旧会在未来以其他形式卷土重来，积重难返。
当然，重要矛盾也需要解决。但解决的办法且忌要用“突击式”的解决办法。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同样面临住房与贫困问题，邓小平同志未采取“突击式”手段，而是通过数十年市场化改革，在发展中化解矛盾，使中国用四十多年走过了西方三百多年的发展道路。所以对于香港而言，建议我们要学习小平先生发展过程中解决重要矛盾的路子。做到既要解决重要矛盾，更要重视主要矛盾。
香港的主要矛盾，在于必须打破“门阀”结构，必须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政界应择贤量才，摒弃“官二代”把持；商界要打破垄断，避免成为“某家之城、某家之地”；社团亦当开放流动，建设新型社团，人才能上能下，绝对不能为了顶戴花翎“内耗”，成为口号喊破天，施政的“拦路虎”。唯有打破固化的“门阀”结构，建立人才上下流动的畅通渠道，社会方能健康有序、长治久安。否则，若“三十而立”未能彻底改革，恐将如韩国“财阀”之困，使政治生态陷入恶性循环。
笔者认为，解决好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与流动渠道的阻塞，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彻底打破事实上的“门阀”垄断，才是解决主要矛盾的正解。
关于怎样畅通社会固化渠道，打碎这座钢筋水泥的城市壁垒，这需要中央政府的选才用人制度的配合。政界，要“择贤量才而用”，摒弃裙带关系和“官二代”的潜规则，无论是政府体系还是社团组织，都应唯才是举，让有理想、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在商界，要打破垄断格局，营造“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公平竞争环境，防止资源过度集中于某家、某城，避免形成类似韩国“财阀”那样尾大不掉的社会毒瘤。唯有打破钢筋混凝土般固化的阶层壁垒，打通政界、商界乃至社会各界人才的上下流动通道，才能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健康有序发展。否则，香港的“三十而立”便只能是空中楼阁。若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未来香港社会恐将陷入类似韩国因“财阀”干政而导致总统成为“高危职业”的恶性循环。历史的教训，必须引以为戒。
四、澄清误解：对接大规划并非摒弃自由资本主义
在探讨改革路径时，社会上存在一个普遍误解：认为对接国家大规划，就是要摒弃香港行之有效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澄清。
这个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对接国家大规划的目的，绝非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恰恰相反，其初心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家出臺《国家规划发展法》，主动推动香港对接大规划，是为了助力香港借鉴和吸收国家在战略规划、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其根本目标是让香港在保持高度市场化、自由化的优胜劣汰机制基础上，通过主动、有重点的战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独特优势。
香港的成功，在于其“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对接国家大规划，正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发挥这一优势的战略举措。中央政府所想，国家所愿，正是“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唯有深刻理解并澄清这一误解，香港社会才能放下不必要的疑虑，轻装上阵，将精力真正聚焦于如何利用好国家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总结起来，回归二十九载，香港历经风雨，也见证辉煌。站在2026年的历史节点，距离“而立之年”仅余一载。面对《国家规划发展法》带来的新契机，香港的破局之路已然清晰：以体制改革为先导，以干部监督为保障，以打破阶层固化为核心，在正确理解国家战略意图的基础上，坚定前行。
这一年，是香港从“不惑”走向“而立”的关键一年。唯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直面沈屙、破解误解，将“立”的想法转化为“立”的行动，香港才能真正在明年回归三十周年之际，以一个更加成熟、稳健、充满活力的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不负国家重托，不负时代机遇，不负市民期望。
（作者为港区山东省政协委员、香港淄博同乡会会长、香港西贡将军澳工商联会长、香港山东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兼港臺经贸委员会主席、鲁港姊妹学校联合会会长、香港青年精英会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