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上海 王广涛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涉台问题上发表的错误言论，在中日两国以及国际社会引发广泛批判。中国政府多次严正要求日方撤回错误言论，并采取针对性的反制措施。然而，日本政府在回应过程中明显“顾左右而言他”：一方面声称中日关系重要，不希望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另一方面始终回避对涉台错误言论作出实质性纠正或撤回，这种错误行径严重毒化中日正常双边关系。日本必须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停止越线玩火，更加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切实把对华承诺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高市涉台言论存在根本误区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如果“台湾有事”日本或将其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进而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表态不仅在性质上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被不少法律界与政治评论人士视为明显的“问题发言”。

首先，从严格的法理意义上看，高市的发言存在对“集体自卫权”概念的混淆与滥用。根据1947年生效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日本明确放弃交战权，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具备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基础。尽管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在形式上享有《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集体自卫权，但日本政府在1981年作出的权威解释是：日本“享有但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立场一直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所坚持。直到安倍晋三执政时期，为配合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日本于2015年推动安保法制改革，引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这一高度限定的概念，才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打开了制度空间。需要强调的是，安倍政府当时刻意将适用门槛设定得比较高，一般认为仅限于针对美国遭受攻击时才有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因此在其后历任首相执政期间，日本政府均有意回避对具体情境作出明确判断。

其次，即便依据安倍设想的“存亡危机事态”框架，台湾问题也不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适用对象。根据相关解释，“存亡危机事态”是指与日本具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从而对日本的生存以及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根本性威胁的情形。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事务范畴，并不存在“援助遭受攻击的他国”这一前提条件。集体自卫权是联合国宪章授予的，但是台湾并不是联合国承认的“国家”。高市将“台湾有事”直接与“存亡危机事态”挂钩，本质上是一种以政治意图取代法律推理、自行制造安全威胁的做法，其逻辑基础难以成立。

再次，高市在政治判断上的盲目自信，亦是其发表错误言论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始终坚持“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其核心目的在于避免被动卷入潜在冲突。从事后反应来看，美国并未因高市的表态而给予明确支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至今也未明确表态。与之相对，日本历届政府在涉台问题上总体采取克制、模糊的表态方式，尽量避免公开触碰中方政治底线。然而，高市上台后打破这一政治惯例，试图推动所谓的“战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根据日本内阁府事后披露的相关文件，高市的涉台表述并不在内阁官僚事先准备的答辩备忘录之中，即完全是高市本人的即兴发挥。

对此，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显然尚未完成从“竞选模式”向“执政模式”的角色转变：竞选时期可以使用煽动性语言争取选民支持，但一旦成为首相，其所有公开表态都会被国际社会视为国家立场。高市仍以博取媒体关注、迎合保守选民的方式处理高度敏感的国家安全议题，不仅缺乏应有的政治责任感，也使日本政府陷入被动局面。

高市缘何执意置喙台湾问题

高市涉台言论并非简单的“祸从口出”，而是其长期政治立场的集中体现。事实上，在相关错误言论引发中方严正交涉后，日方不仅未表现出应有的谨慎和反省，反而在多个场合继续挑战中方底线，使事态不断发酵。

在2025年11月26日举行的党首讨论中，高市援引所谓“旧金山和约”，声称日本已经放弃对台湾的一切权利，并表示日本不存在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然而，她刻意回避《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明确规定台湾归还中国的国际法文件，也回避了构成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四个政治文件。众所周知，中国既未参加旧金山会议，也不承认该“和约”的合法性。日本方面避开中日双方共同认可的法律文件不谈，反而反复强调中方不承认的文本，本身就构成对中国的再次政治挑衅。这也进一步表明，高市涉台错误言论并非孤立个案，而是与其根深蒂固的“台湾情结”密切相关。

第一，高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激进立场，与其长期以来的“亲台派”政治取向直接相关。在成为首相之前，高市曾多次发表煽动性涉台言论，并长期得到日本保守派舆论支持。早在2024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她便公开抛出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主张在相关情形下以“存亡危机事态”为由行使集体自卫权。2025年4月，高市还曾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面。在刚刚过去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能够顺利上台，与麻生太郎、古屋圭司等亲台派政治人物的支持密不可分。上台之后，高市迅速通过人事安排“投桃报李”，任命多名亲台派议员担任党内及内阁要职。

第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为高市的涉台冒险行为提供了现实土壤。近年来，日本社会在政策、舆论、文化层面均呈现出明显的右翼化趋势，反华情绪在媒体报道中被不断放大，“中国威胁论”逐渐成为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在这一氛围下，“台湾有事”被包装成一种“政治正确”，成为部分政治人物展示强硬姿态、争取选票、巩固派阀支持的重要手段。高市涉台发言风波之后，日本国内部分媒体持续为其相关言论背书。多项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其在涉台问题上不断试探中方底线的冒险行为。

第三，高市执意推动“台湾有事论”，服务于其扩充军备与强化防卫力量的现实政治目标。根据日本政府2022年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预算计划在2027年提升至GDP的2%。高市上台后，提出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在日本国会2025年12月中旬通过的2025年财年补充预算中，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武器采购与军事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包括护卫舰、潜艇、导弹系统以及美军相关设施的整备；距离台湾本岛较近的日本西南诸岛，其相关军事基地的工事亦在加速建设中。如此庞大的军事开支，需要相应的安全叙事作为支撑，而台湾问题恰恰被高市视为最具动员效果的政治资源。通过不断渲染台海紧张局势，高市为提前扩军寻找正当性，也为其政权巩固提供了现实工具。

中日关系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最不可触碰的政治红线。中国政府近期针对日本的一系列严正交涉与反制措施，已经清楚表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任何外部力量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模糊表态或政治操弄，都有可能对地区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后果，并直接冲击中国同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

尽管日方反复声称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但近年来日本政府从未在官方正式场合完整、明确地重申其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所作出的政治承诺。这一现实使日方所宣称的“立场不变”与中方所理解和坚持的政治基础之间，事实上已经出现明显“乖离”。在中方看来，日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不断趋于模糊化和策略化，甚至出现实质性倒退，这正在持续侵蚀中日关系的政治互信。

中日之间舆论交锋同样日趋激烈。日方频繁通过放大所谓“中国威胁论”，试图将中方的正当交涉与必要反制描绘为“过度反应”，并将自身塑造为外交摩擦中的“被动一方”。与此同时，日方还通过双边和多边场合兜售其立场。以日本外务省针对中方援引《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的回应为例，日方声称该条款已经“死文化”、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然而，从国际法角度看，相关条款至今仍未被正式删除，其法律存在本身不容否认，简单宣称其“空壳化”，并不具备坚实的法理基础。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高市错误言论挑起的紧张态势，已经对中日高层往来、双边人文交流，以及包括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内的多边合作机制产生了明显负面影响。从目前情况来看，中日之间的外交对抗仍处于初级阶段，中方在政策工具和外交手段上仍保有相当多空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日政策长期保持稳定性与连续性，反制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促使日方回归既有政治共识的手段。只有日方正视问题根源，撤回涉台错误言论，才有可能为中日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创造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台湾问题正在并将继续成为中日关系乃至中国处理同其他相关国家关系的重要风向标。围绕台湾问题的立场与行为，已经成为检验相关国家是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是否真正履行既有政治承诺的关键指标。正因为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动摇，绝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的图谋得逞。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