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浸会大学创新及转化研究院 童祁

引言：当新质生产力遇见文化出海

今年五月交相辉映的深圳文博会与香港文博会，已成为观察大湾区文化高质量发展最生动的窗口。在这场双城盛事中，从多模态人工智能的数字交互，到前沿潮流文创的国潮创新，科技与文化的跨界交融处处涌动。这不仅集中展现了技术对传统艺术的重构，更让外界清晰地看到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双重战略重叠。长期以来，这两大定位在特区政府的统筹下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本地产学研的微观实践中，两者仍有待形成更深层次的合力——传统的科技转化往往偏重于生物医药、微电子等硬科技赛道，而文化交流则多聚焦于传统艺术展览与演艺层面。然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空间计算与具身智能加速重构全球文化产业链，下一轮文化话语权的竞争，已不仅是故事内涵的解构，更是科技载体与商业转化效率的对决。在“十五五”规划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深化制度型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将科技与文化深度耦合的“文化科技”（CultureTech），正是香港最具非对称优势的突破口。香港亟需拓宽产学研视野，将自身打造成无可替代的“数字文化超级联系人”，以高效的科技转化机制，赋能中华文化高质量全球出海。

一、独特底气：香港发展文化科技的非对称优势

作为连接内地与全球的桥梁，香港在发展数字文化产业上拥有不可替代的机制与生态优势。其核心优势在国际规则衔接与离岸版权交易体系。中华文化资源如故宫、敦煌及非遗IP的全球商业化，离不开与全球市场接轨的商业框架。香港依托普通法系，拥有高度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资产估值与仲裁机制。这使得内地的文化IP在港完成科技赋能后，能够无缝对接国际商业惯例，迅速获得全球资本与跨国市场的制度信任。

在此基础上，香港作为国际数据枢纽，更具备数据要素双向开放的独特离岸合规环境。在多模态大模型演进高度依赖高质量数据集的当下，香港既能高效承接内地深厚的文化数据溢出，又能完美对接国际数据安全与隐私标准，是开展文化AI大模型跨国训练与跨境应用的理想试验场。

这种规则衔接与数据优势，最终在香港敏捷的市场转化能力中得到闭环。纵观全球数字文化巨头的发展，其核心在于硬技术、好故事与快迭代的三位一体。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天然具备将高校实验室里的前沿算法快速封装为高流量商业产品的全链条金融与市场生态。

二、透视现实：偶发性爆款与系统性转化的代沟

审视香港当下的文化科创本地版图，一个鲜明的悖论正横亘在产业发展面前。一方面，香港从来不缺引领全球潮流的创意土壤与顶尖创作者，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潮流玩具IP“Labubu”便是本土艺术家设计才华的典范。然而，Labubu的全球爆发，本质上是“香港原创内核”成功对接到内地潮玩大厂强大的供应链、资本与全球发行管道后的共赢成果。这一经典案例恰恰揭示了香港文化创科的结构性痛点：这种两地优势的深度耦合，目前仍高度依赖于艺术家的“个人偶发机遇”，在香港本地并未能转化为系统性、规模化的产业聚拢效应。由于缺乏常态化的双向对接机制与本土数字文化的产业链支撑，许多优秀的本土创意与前沿科研成果依然处於单打独斗的状态。

这种产业端的“系统性不足”，在产学研转化的微观实践中，则映射为外部评价体系与传统资助机制的客观掣肘。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及现行的创科评估机制，往往高度向生物医药、微电子、先进材料等有明确静态专利指标的传统硬科技赛道倾斜。相比之下，外界对于“文化科技”或“艺术科技”（ArtTech）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组成部分的战略价值，在资源配置上仍缺乏相应的倾斜力度。这使得高校在推动相关前沿领域的知识转移时，往往面临着缺乏针对性资助渠道的现实挑战。

这种外部支撑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前沿科技与文化场景的深度融合。许多涉及多模态大模型、计算机视觉、触觉交互等有望重构文化叙事方式的底层前沿算法，在大学实验室内往往因为缺乏专项的跨学科转化资金与跨界大厂对接渠道，难以在早期实现与文化、游戏或互动娱乐具体业务场景的精准对齐。这导致大量的优质科研成果无法像顶尖文创IP那样，在孵化初期就顺畅融入两地产业链的浩大势能中，这也正是本港产学研转化亟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破局的方向。

三、破局之策：如何构建香港的文化科技转化新生态

要打破外部资助机制的客观掣肘，并为两地产业的常态化耦合搭建桥梁，香港亟需在产学研机制上实施一场由政策引导、市场赋能的生态重构。首要的突破口在于优化现有的创科资源配置，组建跨主体的文化科技联合加速平台。特区政府应当发挥政策引导的杠杆作用，改变过去各高校科技转移工作受限於单一资助渠道的被动局面。通过由教资会或创新科技署设立专项的“文化科技转化与艺术创科基金”，引导并鼓励将跨高校的多模态大模型、计算机视觉、区块链等硬核工程实验室，与文化创意、数字媒体领域的顶尖院系进行跨校、跨学科的深度绑定。通过引入专业化的联合孵化机制，配置兼具技术背景与国际商业经验的“科技经理人”团队全程陪跑，才能将高校积压的底层前沿算法，精准转化为能够赋能潮流文创的数字生产力。

在此基础上，香港必须积极引入国际科技大厂与成熟商业引擎的战略视野，探索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大湾区文化IP数字化共创机制”。我们要改变过去单纯依赖高校自筹或政府单向补贴的模式，推动高校创科平台、跨国风险投资与数字娱乐巨头共同设立定向创投基金，建立“香港研发内核、大厂赋能运营”的常态化对接管道。我们可以尝试由政府与行业协会牵头，将诸如“Labubu”等本土顶尖潮流文创IP，以及内地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版权解构，作为“共享试验场”向高校科研团队定向开放。通过联合实验室或工程中心的模式，将高校的图形渲染、人机交互等前沿技术直接置入大厂成熟的全球发行管道中，以清晰的市场反馈和全链条的供应链支持，倒逼学术界的成果快速转化为高流量、高增值的数字文化产品。

这种市场化的共创最终需要在一个安全合规的环境中落地，这要求香港充分发挥自身制度优势，积极打造全球“离岸AI文化合规沙盒”。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今天，全球数字文化产业正面临数据版权归属与跨境模型训练的共同挑战。香港应当依托普通法系、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际营商环境，率先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关键节点，建立一套既鼓励跨国大模型训练又确保版权合规的离岸制度沙盒。这一机制可以允许高校科研团队与内地文创企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利用丰富的文化数据集进行大模型研发，并在港完成国际化的版权认证与合规审计。此举将吸引全球顶尖的AI创客团队以香港为跳板，开发下一代互动叙事与虚拟现实产品，从而在合规安全的前提下驶向全球蓝海。

结语：在智能科技与数字文化深度融合时代彰显香港担当

当前，人工智能与前沿数字技术正加速与实体经济、文化产业深度渗透，智慧旅游、数字创意与数字贸易正在重塑全球文化产业链。对于身处国家创新战略前沿的香港而言，这不仅是一个科技爆发的时代，更是一个倒逼我们打破体制壁垒、重塑产学研治理格局的转型期。

客观而言，从打造“Labubu”式的潮流爆款到实现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其核心竞争力已不再局限於单项创意的偶然突破，而在于能否构建一个要素集聚、自我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在国家深化制度型开放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宏观框架下，香港科技转化的视野应当走得更远、站得更高。

面对“十五五”规划赋予的高质量发展新使命，香港唯有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产业体系的深度耦合优势，通过制度创新激活高校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将自身真正打造成无可替代的“数字文化超级联系人”。这不仅将为香港自身的创科转型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增长动能，更将在服务国家“文化出海”战略、提升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的宏观大局中，交出一份彰显香港担当的时代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