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香港，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讨论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但所有的成就都离不开「一国两制」制度安排这一核心。「一国两制」概念的提出和其在香港、澳门的应用无疑是建国以来所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层面，「一国两制」的意义更为重大，这一中国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为那些需要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中国方案」。

从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的角度深刻认识「一国两制」

为了解决国家统一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政策概念。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中国的邓小平？

在世界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国家统一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大都是通过战争来解决，无论是内战还是世界性战争。远的不说，冷战结束以来，国家统一最成功的例子便是东西德国的统一。尽管这一过程并没有发生战争，但也是相当血腥的，因为它是以东德政权的解体为前提的。其它更多所见的也不是国家的统一，而是国家的分裂，例如前苏联的分裂和前南斯拉夫的分裂。迄今，世界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还存在西方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国家统一问题。在这些国家，若不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冲突与战争便是常态。

尽管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政策概念是为了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国家统一层面，很难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意义。我们需要从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角度来深刻认识「一国两制」的意义。

邓小平这一代伟大的政治人物不少，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一国两制」是集体的智慧。不过，离开了邓小平这个政治核心，那么人们也很难理解「一国两制」战略概念的提出和成为现实。

概括地说，邓小平是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总体战略来思考国家统一问题的。

实际上，当人们把国家的统一和国家改革开放关联起来，研究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的时候，就会发现邓小平在这两个领域的思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人们也会看到，这种思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也适用于邓小平对其它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决策。

无论在什么领域，邓小平的战略思维都包括两个重要和不可分割的部分，即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工具。

生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长于贫困和战乱的年代、年轻时期在法国勤工俭学、经历漫长的中国革命、在中国政坛上「三上三下」的经验，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邓小平的思维与众不同。

邓小平的战略思维由几个要素组成：第一，使命感；第二，对时代的判断能力；第三，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第四，领导力；第五，行动力。这里，「使命感」意味著确立执政党所追求的目标；「对时代的判断能力」就是要明了执政党所处时代的大趋势，顺势而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基于理性之上的、追求目标的工具和手段；「领导力」意味著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担当；「行动力」则是知行合一完成从理念到政策和政策落地的全过程。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维体现在对国际大趋势的判断

邓小平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国际战略家。他的战略思维体现在其对国际大趋势的判断。当他第三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国际形势出现了对中国有利的趋势。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美苏对立如故。尽管中苏两国同属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苏联也帮助中国搞建设，但两国关系从来就没有稳固的基础，矛盾和冲突不时浮现出来，至1969年「珍宝岛之战」正式演变成为对抗关系。1972年中美建交。邓小平对国际局势的战略判断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作出这一判断并不容易，因为当时依然处于冷战状态，中国和苏联的交恶状态依然存在。尽管和美国建交之后，中国和整个西方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这种国际「和平」的局面如何转化成为国内「发展」的红利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尤其重要的是内部环境。当时意识形态桎梏严峻束缚著人们的思维，建国以来长期的被「孤立」状态和多年的反美浪潮造成了人们对外界的「无知」，甚至「敌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国际层面追求「和平」，在内部追求「发展」？这就需要领导人的战略。战略的核心涵义就是追求可能性，变不可能为可能，变可能为现实。邓小平做对了，也做到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国际和平。有人认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成功在于和美国结成了「准同盟」。这个说法并不确切。中国和美国友好，但并不针对当时的苏联，中国反对的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在苏联改变其外交政策，开始改革之后，在1989年就实现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访华。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也一直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并且解决了两国之间的领土边界问题。在亚洲，中国更是成为塑造和平的主角。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亚洲地区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也是最为和平的区域。尽管亚洲国家存在著诸多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但大家都通过各种方式来管控冲突或者解决问题。中国和越南解决了陆地边界划分问题，并在南海问题上和东盟国家进行共同行为准则的谈判。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10+1）不仅促成了双方紧密的经贸关系，更促成了日本和韩国各自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在三个「10+1」机制的基础上形成了「10+3」机制。可以说，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和平与发展两股力量在亚洲是相向而行的，互相促进和强化。今天，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亚洲经济奇迹」，但这一奇迹背后有邓小平的功劳。

邓小平国家发展战略基于两个判断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是为实现其内部战略服务的。在内部发展方面，邓小平不仅体现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更体现为一位具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具有乌托邦色彩，那么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到了邓小平时代，人们对如何实现共产党的理想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思考。这个转变是巨大的。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但他的理想受其所受教育和那个时代的影响，具有理想主义者所常有的乌托邦色彩。邓小平的思维转型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反思的结果。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共产党人，邓小平的国家发展战略是成功的。在国家发展上，邓小平的领导力在于其两个简单明了的判断，一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二是「发展是硬道理」。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中，资本主义是追求财富的，而社会主义是追求公平的。这样就把追求财富和追求公平对立起来，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邓小平首次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的认知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也要追求财富；并且，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更能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更能追求富裕，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更能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解决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此前，人们总是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机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因此他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的来源。1992年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今天，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一个基本事实是，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中国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转型成功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演变成寡头经济并形成了其基于寡头经济之上的寡头政治。东欧国家中，除了少数几个和西方密切的国家（确切地说，它们本来就是西方国家）的转型较为成功之外，大多数还处于困难的转型之中。亚洲国家中越南的改革和发展深受中国的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越南实行的基本上是中国模式。

邓小平的成功更在于用现实主义的方式促成改革开放战略的落地。今天我们所说的「邓小平理论」更多的不是体现在邓小平的文本（即由文章、报告、讲话等组成的《邓小平文选》）上，而是体现在邓小平的政策实践上。在政策落地方面，邓小平的战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这不难理解。所有的战略如果要具有可行性，必须与时俱进。

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三个关键概念
 

邓小平的改革战略由几个关键的概念组成，一是分权，二是均衡，三是非均衡。

分权战略就是要激发社会的活力。改革开放前实行的计划经济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社会活力。社会活力，一方面是不同个人和群体的活力，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活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农村改革已经在安徽和四川等地开始，只不过还缺乏合法性而已。邓小平看到了这个大趋势，顺势而为。同样，在城市体制改革之前，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已经在全国各地铺开。邓小平也是顺势而为。实际上，在整个邓小平时代，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经济改革就是一个分权的过程。「松绑」一词普遍见于大众媒体。分权就是「松绑式发展」。而此前的计划经济是「捆绑式」发展，一切由计划说了算。任何一个个人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面只是一个符号或者数字，没有差异性，更没有能动性。而「松绑式发展」是中国古老的智慧，最早见于西汉的「黄老学派」，当时提倡的「休养生息」用今天的概念来表述就是「赋权于民」。

地方政府的活力同样重要。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很快导致了乡村一级的改革。为了激发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地方关系也经历了深刻的改革。在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实行财政地方包干制度，在1994年之后实行的是「分税制」。这一过程也同样是一个赋权地方的过程。

均衡战略发生在1980年代。当时围绕著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邓小平认为，要用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和促进经济改革，也要用政治改革来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这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少，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自治体制的建立、「依法治国」原则的确立和方方面面的干部体制的改革。

非均衡战略发生在1990年代，主要发生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后。如果说均衡改革意味著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推进，那么非均衡改革指的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苏联和东欧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再次作了重要的判断，认为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政府没有能力发展经济，为老百姓提供所需要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服务。因此，发展是硬道理。要实现发展，那么就必须以经济改革为主，而辅助于其它方面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

从均衡战略到非均衡战略转型的转折点是邓小平的「南巡」。「南巡」之后，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外部开放都加速进行。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中央到地方修改和修正了1万多条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入WTO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实现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应当强调的是，在邓小平时代，在赋予经济改革最优先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不过，其它方面的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经济改革和增长服务。

邓小平时代所进行的所有这些改革都为今天所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国家从非均衡发展重新回到均衡发展状态。2012年，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今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核心就是均衡发展，要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等领域的目标。

伟大的战略源自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一个战略家如果能够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那么并不难找到变革的动力。变化的动力来自人性，因此，符合人性的改革往往是事半功倍，大概率会趋于成功，而违背人性的改革往往是事倍功半，大概率会导向失败。

如何改革？很简单，扬善抑恶而已。在邓小平时代，一方面通过分权，激发社会活力，但同时另一方面也通过打击各种犯罪和非法活动来遏制人性的恶。对地方政府也如此，一方面提供物质激励，同时也要遏制地方官员不利于发展战略的行为。这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安徽个体户年广九「傻子瓜子」的事例很是典型。当年广久的商业行为被地方官员视为「非法」的时候，很快就引起了当时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关注，并在高层会议上点名年广九。当时，很多地方官员思想不解放，不能正确对待民营企业，高层领导人的关注成为了对民营企业最有效的保护。

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的「一国两制」战略
 

在理解了邓小平国际和平和国内发展战略思路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他在香港问题上的「一国两制」战略。在邓小平那里，就思维而言，如何实现国家统一与如何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获得国家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或者说香港问题本身或者国家统一问题就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香港对于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亚洲继日本之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之一。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内地本身如何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获得发展，促成国家快速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是中国内地学习的样本。同时，香港自变成殖民地以来，不仅已经高度融入西方体系，而且发展出了融合东西方因素的特殊的制度安排。

考虑到这些因素，对回归之后香港对国家发展大局所能起的作用就很明了了。一是必须保障香港本身的继续稳定和发展。因为正是香港的现存制度支撑著香港过去的发展，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现存制度安排。二是继续发挥香港在连接西方世界方面「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三是香港制度对于中国内地的参照意义。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更是制度层面的。香港的制度融合了东西方要素对中国内地具有参照意义。在这方面，邓小平的思考走得更远，即中国共产党要通过香港学会如何驾驭资本主义体系。

很显然，邓小平选择深圳作为经济开放特区是这一战略考量的结果，就是深圳要利用香港，为国家发展探索一条新的路子。早在回归之前，大量深圳人涌入香港，学习香港经验。邓小平「南巡」之后，向香港学习更是成为全国性现象。

而香港所能扮演的这些角色和所能起的作用必须在一个可靠的制度安排下实现。这一制度便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意味著香港是主权的移交，而非制度的移交。从思维的根源来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在中国古老智慧基础之上的再创造。作为一个建立在「和而不同」原则之上的文明，中国在一些历史阶段表现为「一国多制」的存在。在清朝，西藏有自己的制度，新疆有自己的制度，云南、贵州和广西等都具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建国之后，原来的制度体系演变成为后来人们所见的少数民族自治制度。香港的「一国两制」更丰富了国家统一的途径。

香港的独特性是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国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面临挑战和困难，人们更需要学习邓小平的战略思维。

一是在国际层面，一方面绝对不要低估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另一方面更不能停止思考如何在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下继续追求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不仅仅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需，更是世界各国所追求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的是邓小平式的定力和理性，即化不可能为可能，化可能为现实。

二是在内部发展方面，一方面需要通过分权重新释放社会活力，另一方面需要实现均衡发展。如前所述，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核心思想是均衡发展。但必须意识到，均衡发展依然需要找到突破口。尽管目标必须是均衡，但均衡并不意味著所有改革需要一步到位。均衡这一目标依然需要通过非均衡的方法来实现。在这方面，邓小平的非均衡思维依然具有现实参照意义。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这是上述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延续，也是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有效的政策选择。

三是继续发挥香港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变化了，香港也变化了。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香港的独特性依然使得其继续是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直到今天，香港的优势依然使其不同于内地所有其他城市。香港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不仅是国际化的，更是高标准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有效途径便是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因此，与香港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全面对接无疑是最有效的途径。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实施之后，全面与香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对接的安全障碍已经消除。

第二，香港需要重新定位，确立自己在新国际形势下所能扮演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具体而言，香港需要在「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RCEP、CPTPP、DEPA等领域找到自己独特的定位，并主动作为。实际上，在所有这些领域，香港的优势是显见的。香港传统上就是国际商贸中心，无论是香港所拥有的商贸网络还是商贸经验，都是这些领域发展所需要的。

第三，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需要巩固和强化。近年来，一方面因为美西方国家的打压，另一方面因为来自本区域一些经济体的竞争压力，香港在金融发展方面遇到了严峻的困难与挑战。有效应对困难和挑战，就要求香港一方面融合国家发展大局，通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来稳固自己的金融基础，另一方面需要主动地大踏步「走出去」与其它金融中心竞争国际资源。这不仅仅是香港本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第四，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市场方面，香港要发挥作为中心城市的领头羊作用。建设国家统一大市场已经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什么是「国家统一大市场」？一个市场如果拥有了统一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就是统一市场。如前所述，这方面正是今天香港最大的优势，也是香港最宝贵的财富。香港需要系统地梳理其方方面面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包括自由贸易港、国际金融中心、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国际化教育、科研体系、医疗、社会治理等等。系统梳理香港经验，主动对接内地城市。新加坡在这些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香港学习。新加坡把自己的经验推广到中国内地城市，并且有效地转化成为经济利益。香港拥有最便利的地理优势，相信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面临困难和挑战，香港更需要系统梳理自己的短板，采取有效的举措补上这些短板，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城市的整体升级。这方面，香港需要向新加坡和首尔等亚洲城市学习。

实际上，有祖国作为坚实的后盾，如果香港能够理解和发挥邓小平战略思维中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优势，那么没有什么问题是香港不能解决的。香港不缺什么，只缺香港解决问题的思想、思路和手段。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7-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