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国华

在中国报业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金庸先生（1924-2018）与《大公报》的故事，正如他笔下的《书剑恩仇录》，既有江湖恩怨的激荡，也有不负家国的情义。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入职香港《大公报》，有缘近距离观察这段风云际会的往事，于我而言，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记忆。

01 人生际遇

1992年，我入职香港《大公报》，担任社长。董事长是李侠文先生，大家尊称他为“侠老”。他与金庸，既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情，又是笔战的对手，是一生的机缘。

1947年，上海《大公报》招聘三名电讯翻译，百余人报名应聘，李侠文是主考官之一。侠老说，笔试，查良镛（金庸）第一个交卷，口试，对答如流，《大公报》刊登的录取名单，查良镛名列第一，那年他二十四岁。

1948年3月，香港《大公报》复刊。由于查良镛的英文口语流利，翻译速度也快，适合香港的工作环境，被调往香港报馆，担任要闻翻译。这一看似平常的调动，却悄然改写了查良镛的人生轨迹。他后来曾回忆说：“就差那么一点，我可能就来不了香港——人生的命运，也许就完全不同。”这是《大公报》给予查良镛的人生机遇。由此，他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庸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期间，李侠文任总编辑兼社评委员会主任，主持笔政。据时任副总编辑马廷栋回忆，在一次编辑会议上，李侠文说：“查良镛的稿子，只要事实无误，文字风格可以不拘一格。”这句话相当于为金庸的独特文风开了绿灯。金庸后来回忆道：“要不是李侠文先生那句话，我可能在1952年就被调整出馆了。”

使金庸念念不忘的是，他入职《大公报》仅一年，侠老就破格给了他用人权。1949年夏，刚从岭南大学毕业的陈文统（即后来的梁羽生）经校长推荐，投考香港《大公报》翻译一职。总编辑李侠文委托时年二十五岁的金庸担任主考。金庸审阅了陈文统的英文试卷并进行了口试，最终决定录用他。两人从此一起编译国际新闻稿，结下了终生友谊，也为日后携手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侠老这种唯才是举、包容提携的用人模式，体现了《大公报》宽松和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这也是“百年大公”的长寿秘诀。

即使是查良镛后来另起炉灶，创办《明报》，并主动发起了针对《大公报》的“核裤论战”时，侠老依然主张要“以理服人，不扣帽子”。

人生需要伯乐，侠老是金庸的第一伯乐，也是金庸新闻职业生涯的引路人。

有一年春节慰问老同事，我去看望侠老。当时他已94岁，身患肺癌，术后初愈。报馆安排了三名护工轮班照料。我一走进客厅，便见侠老手执长长的氧气管，在护士搀扶下，颤巍巍地向我走近。我快步迎上，握住他的手说：“侠老，您别出来了，进屋躺着吧！”他却说：“躺下更难受。你来了，正好说说话。”我不禁心头一酸，一时语塞。侠老伤感地诉说：“都说，人生苦短，我现在是，人生苦长！许多老友都走了，我还在，活受罪！”我说，大家都盼他早日康复。

他低声问道，他们都好吧？我说，我去看望过金庸。侠老听后，沉默片刻，嘴唇微微颤动，好像有点精神恍惚，欲言又止。怕他体力不支，我急忙起身告辞。那一刻，我明白，这或许是最后一面。

不久，一代著名报人李侠文与世长辞。金庸在女护士和男助手陪同下，抱病参加了追悼会，向他曾经的伯乐，也是笔战对手，献上了最后的敬意。

02一报双侠

1954年，香港武林两派擂台比武，轰动全城。《新晚报》连日追踪报道，销量大增。新晚报总编辑看准了这一舆论热点，力邀梁羽生执笔撰写武侠小说。梁羽生不负所托，于1954年1月20日在《新晚报》开始连载以义和团为背景的《龙虎斗京华》。其卷首词写道：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这阕《踏莎行》，奠定了新派武侠的文学基调。自此，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风靡一时，被尊为“新派武侠的开山祖师”。

金庸既是梁羽生的伯乐，也是他一生的挚友。《龙虎斗京华》问世后，金庸即在《新晚报》撰写评论，大加赞美。之后梁羽生力邀金庸参与武侠小说的创作。金庸在梁作刊行一年后，其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也开始在《新晚报》连载。其作品人物塑造更具魅力，使《新晚报》发行量再创新高。

梁羽生的武侠理念，重在“侠义”，主张“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侠是灵魂，武是躯壳。金庸则更倾向于构建一个缺乏法制的江湖世界，依靠“武侠”去解决纷争、实现正义。二人风格各异，却各具千秋，共同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2007年底，梁羽生返港参加天地图书公司三十周年庆典，其间在酒店突发中风入院。我曾前往探望，见他半倚病榻，身体虚弱。他轻声问我：“是从山东来的，做出版的？”我一一作答，并告诉他，在山东，金庸和他的作品印量极大。他低声喃喃：“印吧，读者爱看就多印吧……多印金庸的，他写得比我好……”

2009年1月，梁羽生在悉尼逝世。金庸撰文《痛悼梁羽生兄》，并亲题挽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落款为：“自愧不如者：弟查良镛”。

二人师出同门，同怀侠心。彼此欣赏，互相成就，未有瑜亮之争，终成一生挚友。这段文人相重、肝胆相照的往事，已成世纪佳话，也成就了《大公报》“一报出双侠”的美誉。

03金庸与夏梦

金庸在《大公报》工作期间，除负责国际电讯的翻译与编辑，还兼任副刊“下午茶座”专栏作者，以“姚馥兰”（英文“your friend”音译）与“林欢”为笔名，陆续发表六百多篇影评。在此期间，他逐渐对电影明星产生浓厚兴趣，尤其倾慕夏梦。

1952年夏梦（本名杨蒙）主演的古装片《孽海花》开机，金庸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前往采访。据当时的《长城画报》报道，金庸在试映室首次见到19岁的夏梦，不禁感叹：“西施有多美，没人见过，但我想应该就像夏梦这样。”这是两人的初次会面。

1953年金庸应长城电影公司之邀，以笔名“林欢”担任编剧。此时他仍保留《大公报》正式职工身份。同年，他为夏梦量身创作剧本《绝代佳人》。该片于1954年获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荣誉奖。

然而襄王有意，神女无心。1954年11月，夏梦与上海商人林葆诚公开订婚。金庸随后在《大公报》副刊发表影评《香港最受欢迎的银幕之星》，称夏梦为“观众宠儿”。

1955至1957年间，金庸继续以“林欢”身份编写《王老虎抢亲》《三恋》等由夏梦主演的影片。1957年4月，夏梦赴京参加文化部电影颁奖活动，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1959年5月，金庸离开长城公司，创办《明报》。创刊号即开始连载《神雕侠侣》，许多读者认为小龙女一角带有夏梦的影子。同年，夏梦与林葆诚正式结婚，长城公司在《长城画报》刊发婚讯与照片。金庸曾在私下对朋友感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1967年，夏梦宣布息影并移民加拿大，《明报》罕见地连续两天在头版报道此事，并配发金庸撰写的社论《夏梦的春梦》，文中引用“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等句，被视为他对夏梦的公开致意。1976年夏梦短暂返港，金庸在《明报晚报》专栏刊登《回忆长城旧事》，仍以“梦中情人”形容她。

1998年3月，全国政协第九届会议召开前夕，我们香港委员一行同机飞抵北京。在首都机场的小型贵宾室里，我偶遇著名演员王丹凤，她是全国政协常委，移居香港后，经营着两家素食馆。我常去用餐，与她早已相熟。一见我进门，她便起身笑着招呼：“王社长，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汪明荃，这位是夏梦。”

我脱口而出：“夏梦？是周……”

“周什么？还王老虎呢！社长也这么八卦呀？”王丹凤笑着打断我的话。

我连忙摆手解释：“不不，我是忽然想到她在《王老虎抢亲》中饰演的周文宾，印象太深刻了，一时恍惚，差点说岔了。”

夏梦只浅浅一笑，并未多言。夏梦时年65岁，仍仪态从容，优雅大方。

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人们追逐明星，不仅因为她们容颜出众，更因为她们所塑造的角色太过美好。是角色之美与本人之美的交相辉映，才令人折服。如此想来，金庸先生当年对夏梦的倾慕与欣赏，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2016年10月30日，夏梦在香港逝世，两年后的10月30日，金庸于养和医院病逝，两人同日而去的巧合，引来不少遐想。

04核裤论战

1957年，金庸正式离开《大公报》系，专职担任长城电影公司编剧，虽然收入丰厚，他却觉得“剧本是集体创作，不如办报痛快”。1958年，金庸投入稿费和编剧所得，与中学同学沈宝新筹划办报。1959年，《明报》创刊。创刊号即开始连载《神雕侠侣》，凭借武侠小说，维持了6000份的销量，但首年仍亏损严重。

1962年春，三年困难时期，内地饥荒，引发逃港潮。金庸派记者深入边境，连续一周在头版刊登《十万灾民图》系列报道，《明报》销量从不足1万份，迅速攀升至4万份，广告随之涌入，首次实现月度盈利，并建立起“敢言”的媒体形象。

1963年10月，陈毅外长公开表示：“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大公报》评论员朱羊发表评论，盛赞其“骨气和决心”。自10月30日起，金庸在《明报》连续发表《要裤子不要核子》等七篇社评，质疑道：“人民无裤，核子何用？”《大公报》等左派报纸接连反驳，这场持续三周的笔战，被称为“核裤论战”。《明报》销量从5万增至7万，首次超越《星岛日报》，成为知识分子的首选报刊。

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在香港联交所挂牌，成功上市。金庸（查良镛）及其家族占股 60%，公众股 40%。上市首日总市值约 8.7 亿港元。金庸成为香港以文致富第一人。

上市招股书中明确写道：“本集团之业务可追溯至1959年《明报》之创刊。《明报》创刊初期，以连载武侠小说及评论文章吸引读者。1962年，香港面临大量内地难民涌入，《明报》对难民潮进行了深度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奠定了《明报》在新闻报道上的公信力。1963年，陈毅元帅发表‘核子裤论’后，《明报》以社论形式展开论战，进一步确立了《明报》在香港舆论界的地位。”

这场没有硝烟的“核裤论战”，已经过去六十二年了，当年参与论战的两位主笔（李侠文和金庸）也已离世。历史已经证明，支持和维护国家发展核武器是正确的，没有当初老一辈革命家发展核武的果敢决定，就没有今天安全稳定的中国。

05高光时刻

金庸凭借武侠创作与办报，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与荣誉，而1981年与邓小平的会见，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刚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争取和平统一祖国成为正式议题。那时候，距离香港回归只剩16年，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但中英之间还没有正式开始谈判，香港社会普遍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担忧。

金庸当时在《明报》发表社论，提出“香港现状不变、平稳过渡”的主张，这个观点引起了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也受到英国方面的关注。再加上金庸在1973年曾受蒋经国接见，与台湾方面也有一定联系。不少人认为，这是邓公选择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信息的主要原因。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金庸一家。这是邓公复出后，第一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接见香港同胞。

会谈中，邓小平首次完整地向外界阐述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六字方针：“恢复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保持繁荣。”他还特别指出：“港人治港只有一个界限：必须由爱国者来治港……爱国者的标准很宽，只要拥护收回主权，不损害香港利益就可以。”

邓小平还笑着对金庸说：“我是你的读者，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翻几页你的书。”会见结束时，邓小平亲自把金庸一家送到大厅外，握着手叮嘱他：“以后可以常回来，最好每年来一次。”

第二天，港澳各大报纸都在头版通栏报道了这次会见，中央电视台也首次播放了邓小平接见金庸的画面。这些报道迅速缓解了香港人对前途的悲观情绪。

金庸回到香港后，在《明报》连载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三天内加印了两次，成为“一国两制”最早、最权威的民间解读版本。

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前专门在香港约见金庸，希望他“为英国发声”。金庸当面拒绝，并直言“条约到期，就应该守信归还”。此后，香港主流舆论逐渐形成“回归不可避免、平稳过渡，最符合港人利益”的共识。

邓小平会见之后，金庸小说迅速在内地全面解禁，并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主题风靡全国，影响了一代读者。

金庸在政界也开始崭露头角。从1985年起，他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政制小组组长；20世纪90年代又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1997年，他获颁香港特区政府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被官方誉为“香港回归的重要功臣”。

1981年的这次会见，不仅是邓小平对一位作家的礼遇，更是香港前途与国家命运交汇的历史性时刻，邓小平以国家领袖的身份，向一位“文化大侠”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想，再通过金庸的笔和声音，把北京的诚意与方案完整地传递给香港、台湾和世界。金庸也因此迎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为了进一步做好香港各界人士的工作，1984年6月，邓小平第二次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大公报》董事长李侠文参加了这次会见。邓小平再次系统阐述了“港人治港”的方针：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

这段话，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管治划定了清晰的底线。

06为《大公报》颁奖

20世纪90年代，中央正式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使香港同胞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和参与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大公报》精心组织了“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纪行”采访团，在国家民委的支持下，对西部十二省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深入采访和调研。

采访团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亲自为采访团授旗，体现了中央对此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与支持。

采访期间，《大公报》每日开辟专版，对采访团发回的即时通迅进行持续追踪报道，全面呈现西部地区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机遇。活动结束后，总编辑杨祖坤组织参与记者，依据采访笔记进行系统梳理和反复研讨，最终决定以“西部归来话西部”为主题，撰写六篇系列深度报道。该系列报道刊出后，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随后，编辑部将这六篇报道申报参加“2000年最佳新闻奖”评选。该奖项由香港报业公会主办，评审团由香港九所大专院校校长及新闻系教授、七大商会会长，以及著名摄影师、设计师等共二十七人组成，极具权威性和广泛代表性。最终，《大公报》该系列报道荣获最高荣誉——写作与版面组全年大奖及最佳特写新闻组冠军。

然而，颁奖典礼却一度被推迟。当时有言论称，“《大公报》因‘为大陆唱赞歌’而获大奖，有违新闻监督原则，此次评选结果应不作数”。此类说法令《大公报》报馆同仁深感不公与不满。

有同事建议我去找评审委员会主席金庸先生反映情况。但我认为，推迟颁奖的原因尚未明确，不宜仅凭只言片语便贸然下结论，决定暂且静观其变。侠老也说：“我看不必去。既然是金庸组织的评选，若他真的反悔了，那就不是金庸了。”

侠老果然明鉴。不久后，香港报业公会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金庸先生亲自为《大公报》颁奖。他高度评价道：“我知道《大公报》派出21人前往西部，历经艰辛，所撰写的文章，堪称代表了香港新闻写作的最高水平。”

他特别强调，报纸作为一种社会公器，新闻记者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应当以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社会为己任。他对于香港新闻界“不重视报道香港的好人好事，反而热衷渲染负面新闻感到痛心”。而此次获奖的作品，“内容高尚、鼓舞人心，蕴含正面信息与温馨情感，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建设性角色。”这是在香港回归三年后，金庸首次公开阐述其鲜明的新闻理念，具有标志性意义。

奖品中有一把三棱尺，正面刻有一句英文格言：“Comment is free but the facts are sacred.”（言论自由，事实神圣）这句名言源自英国《卫报》总编辑 C.P.斯科特（1848-1932），寓意新闻工作者应在尊重神圣事实的基础上，行使自由的评论权。

2009年4月，金庸先生重返大公报馆，参观报史展览时触景生情，亲笔题赠“评论自由，事实神圣”八个字，落款为：“金庸敬赠旧主人大公报”。他动情地说：“我在《大公报》，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岁月和聪明才智，今天回头来看，我可以觉得，今生无愧。”

07金庸是怎样炼成的

金庸的炼成，是家学、环境与个人研学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贯穿其中的、最为核心的，是他永无止息的“终身学习”。

金庸出身浙江海宁查氏，诗礼传家，源远流长。族中查慎行为清初诗坛巨擘，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科进士，父亲查枢卿亦熟读经史。家中藏书万卷，金庸少读《资治通鉴》《史记》《聊斋志异》等典籍，培养出对“历史兴替”的认知，对“侠义精神”的崇尚。

然而真正使他走出传统文人格局的，是1948年南来香港的经历。这座城市，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飞地，又是西方现代性的前沿。金庸置身其中，先在《大公报》《新晚报》经历十年磨炼，以武侠小说成名，后又通过《明报》社评，纵论天下大势。香港成为他观察家国与世界的棱镜，也为他提供了书写武侠中乌托邦式中国的舞台。

若仅凭家学与机遇，金庸或可成为出色的报人与小说家；但真正推动他跨越通俗文学边界的，是贯穿一生的学术追求。他通晓英语、法语、日语，能直接研读西方历史与日本汉学，从而在比较视野中，重审中国传统。更难得的是，功成名就之后，他仍不断重返学堂：2006年，以82岁高龄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2010年，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以翔实的考证与宏大的视野，赢得学界敬重，成为剑桥大学最年长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终身学习，是他不断探索人生和实现理想的生活方式。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他的笔触从侠义神话走向历史解构，从理想主义走向人性探索。这一转变的背后，正是不间断的知识积累与思想突破。

家族传承赋予他文化的“第一推动力”，香港给予他挥洒才情的天地，但最终让金庸成为金庸的，是他那从不间断的、严格的自我教育。在知识更迭日益加速的今天，他的道路向人们昭示：成功或许始于偶然，但“终身学习”才是成就完美人生的必由之路。

2018年，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前年，《大公报》及新闻界同仁为纪念金庸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让这段跨世纪的人文故事，圆满落下帷幕。

金庸与《大公报》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文化与新闻交融的缩影。他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不仅推动了中国报业与文学的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共同绘就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一道璀璨的风景，值得回味。

（本文作者系香港大公报社原社长、国务院离任参事，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