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智库联盟联席副秘书长 梁海明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将正式封关运作。这一天,恰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7周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重要纪念日。海南的封关,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孤立,而是新时代对外开放迈向更高层次的重大制度创新,是继深圳、浦东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五年来,海南自贸港从制度设计到政策落地,从产业集聚到市场活力,均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如今,全岛封关作为核心制度的全面实施,标志著海南在全国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全面升级,更是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关键突破。
海南与香港作为国家南部沿海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具备高度的互补性和协同潜力。琼港两地可在制度创新、金融服务、跨境产业合作等领域联动发展,共同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规则衔接的自由贸易试验示范区,为国家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注入强劲动力。
五年厚积薄发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6月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过去五年,海南自贸港建设在国家顶层设计指引下有序推进,展现出制度创新与经济活力同步跃升的良好态势。五年来,海南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1,025亿元(人民币,下同),年均增长14.6%;境外直接投资总额为97.8亿美元,年均增长高达97%;新设外资企业8,098家,年均增长43.7%。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年均分别增长31.3%和32.3%,共有来自176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海南投资兴业,经济外向度已提高至35%。目前,海南的免签政策为全国最优,已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可免签入境,这一政策极大促进了人员往来与国际交流。
产业发展方面,海南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推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不断壮大。五年来,这四大产业在全省GDP中的占比提升了13.7个百分点,合计达到67%,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动能日益强劲。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南繁科技成果不断突破,南繁种业产业产值已超过180亿元。海洋经济也成为新的增长极,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9%。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在海南建成投用,具备高密度、多类型的卫星发射能力,标志著海南在航天产业领域迈上新台阶。
消费方面,离岛免税销售额持续攀升,已占全球免税市场的8%以上,成为全球免税行业的重要力量。医疗和教育领域同样成果显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基本实现医疗技术、设备、药品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获批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18个、境外高水平大学独立办学项目2个,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
发展环境方面,海南坚持绿色生态优先,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清洁能源发展成效突出,发电量和装机容量中清洁能源占比分别超过70%和80%。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高达59.6%,居全国首位。
法律与政策环境方面,国家出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法治保障,同时建立了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使投资者在海南安心投资、放心发展。
制度创新方面,海南持续推动改革突破,已累计形成20批共166项制度创新案例,其中40余项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制度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包括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信用修复“一口申请、一网办理”、首创全省统一公开透明的土地信息推介平台等创新措施,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治理效能。
可见,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型开放不仅推动了本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更在贸易便利化、税收制度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营商环境优化等多个核心领域展开了深入探索,发挥了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为我国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开放模式,向以规则、标准、治理为核心的新型开放模式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随著封关运作日益临近,这一改革试验田的示范效应正逐步显现,将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与制度输出能力注入新动力。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战略地位不断上升
作为这一制度型开放进程的关键节点,海南自贸港即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启动封关运作。这一举措不仅标志著海南自贸港建设迈入纵深推进的新阶段,更是我国制度型开放实践的集中体现。其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货物进出境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与“高水平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有机结合,力求在保障安全高效的同时,实现开放红利的最大释放。
根据封关政策安排,海南实施范围更广、覆盖更全的“零关税”政策,由原来覆盖1,900项商品扩大至6,600项,占全部税目的74%,涵盖原材料、零部件、高端设备、消费品等多个领域,基本满足岛内各类市场主体的进口需求。同时,海南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非禁止限制类商品均可自由进出,搭配“先放后检”“全程可追溯”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实现高效、透明、便利的监管机制。
在此基础上,海南在全国率先实现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统一15%的优惠税率,覆盖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国际物流、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大大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投资吸引力。据初步测算,封关后海南每年可为企业和个人减免税费超过300亿元,形成政策洼地效应,推动全球资源要素加速向海南集聚。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的封关并未影响人员的自由流动。无论是内地居民还是境外游客,进出海南仍无需办理额外手续,旅游、探亲、商务访问依然便利。这种“货物有管理、人员自由行”的制度设计,不仅避免了对社会生活的干扰,也体现了海南封关制度的高度成熟与开放理念。制度设计的核心是服务于发展,海南以开放促改革、以制度促创新的路径,为全球展示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优势。
封关后的海南,还在加工增值免关税、离岛免税限额提升等多个领域实现制度突破。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从洋浦试点扩展至全岛,规定境外货物进入海南后,在岛内加工增值超过30%,再销往内地即可免征进口关税。这一政策极大激发了全球制造业企业在海南设厂设点的意愿,将海南打造为亚太区域加工贸易的新高地。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意义,远不止于地方层面。它所承载的是国家推动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使命。从过去以货物、资本流动为主的开放方式,向以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型,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战略方向。海南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其改革经验将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无论是税制优化、贸易监管、金融创新,还是营商环境、跨境服务流动,海南自贸港都在探索一条可持续、高质量、国际化的发展路径,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生动范例。
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海南自贸港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亚太、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门户。随著“零关税”和低税率政策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落户,海南正在成为国际采购、区域总部、离岸金融的重要节点。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海南可望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印度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更紧密的经贸合作,拓展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此外,海南的开放实践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样本,展现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责任与担当。
港琼联动将成新一轮高水平开放重要支点
在国家整体开放格局中,海南的崛起也深刻影响著香港的角色与定位。一方面,海南的快速发展在吸引外资、高端人才、国际机构方面对香港构成了一定竞争压力;但另一方面,这种竞争亦可转化为协同发展的动力。海南与香港,同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其发展应体现互补性与协同性。
首先,在消费市场方面,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的升级,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了全新消费场景,尤其是高端消费品、奢侈品、国际品牌的集中展示,有助于推动区域消费升级。香港与海南可探索建立双向免税政策试点,推动两地旅游和零售业共赢发展。
其次,在产业协同方面,香港拥有全球领先的金融、法律、会计、仲裁等专业服务能力,完全可以为海南自贸港的企业提供支撑服务。特别是在离岸人民币业务、跨境金融监管、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可与海南开展制度对接和金融创新,共同打造面向全球的高端金融服务生态。同时,香港可借海南加工增值政策优势,推动本地制造业企业通过海南实现产业延伸,拓展国际市场。
再次,在高端服务业方面,海南与香港在国际教育、高端医疗、文化创意、国际仲裁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的高校、医院、文化机构可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推进教育国际化与医疗高地建设。比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已在大湾区设校,未来可进一步与海南合作,形成“南方教育走廊”。而在国际仲裁领域,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可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服务于跨境商业纠纷的解决。
在更高层次上,香港应积极寻求与海南共同参与国家自由贸易示范区建设,打造国际规则对接平台。通过联合申报世贸组织试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非遗项目、探索跨境数据流动机制、共建国际标准认证体系等方式,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与影响力。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海南与香港的联动发展将为中国提供更加稳健的对外开放支撑力。
当然,香港也要正视海南带来的制度竞争压力,主动推进自身改革,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通过大力发展北部都会区,进一步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协同联动,强化金融科技、绿色经济、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布局,香港可在与海南的良性竞争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开放合作是时代大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的同时,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参与国家制度型开放建设,将海南的经验转化为香港发展的新动力。
总之,海南自贸港年底封关运作,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五年来的制度创新与政策积淀,正逐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能。这一制度安排不仅提升了海南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能级,也彰显了中国迈向制度型开放的坚定决心。而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香港与海南的联动发展,将成为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支点。未来,随著制度对接不断深入、产业协同持续推进、开放红利加速释放,海南与香港有望携手打造面向世界的自由贸易新高地,为中国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坚实力量。
(作者系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