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近日在北京召开，香港“爱国者治港”话题受到广泛关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近日接受凤凰网访谈，就香港“爱国者治港”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香港需要法理和心理上的“二次回归”。

“爱国者治港”，关键要挖掘有能力的爱国者

郑永年表示，“爱国者治港”这是个很老的概念，不是新概念。从邓小平先生跟英国谈判的时候，那个概念已经有了。

郑永年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界定它，什么叫爱国者？第二，就是有怎样的一个能力的问题？能力问题郑永年是觉得有一个态度问题，一个立场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不是爱国，是不是认同“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如果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光认同“两制”，不认同“一国”的话，当然也就出问题了。那么认同“一国”，我们说叫“爱国者”，但是有没有能力来解决问题也是要考量的。所以郑永年觉得应当确切地说，能不能实现“爱国者治港”，还是需要有能力的“爱国者治港”，这样比较具体一点。否则的话，那些假忠诚的也有，如果光是表一个态，那是很简单的，但是要解决实际问题，郑永年觉得还是要看能力。能力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要懂香港，他要懂祖国内地的政策，他要把香港的实际问题放到“一国”的框架内来解决，那么现在我们就缺少这样的人。

郑永年提到，实际上香港这么多年来，感觉到不好的就是大家越来越政治化，没有人真正去谈那些要解决的香港实际问题。一谈到实际问题又政治化，所以各种力量都在政治化。郑永年觉得刚刚开始的时候，董建华先生的住房计划，那也是好的，甚至当时也是有一个想发展科技方面的政策。但是一到实施起来，又马上政治化了。这几年香港的问题是越来越多，这些问题能不能通过政治化来解决？郑永年觉得这是关键的问题。郑永年觉得双方都太政治化，有的时候好像变成意识形态之争。所以我们应当说“一国两制”在某些方面也是个理念问题，确实有它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是政治方面的好多问题一定要通过转化成具体的问题来解决，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方式。

郑永年说，具体问题解决不了，又转化成政治，属于恶性循环，越来越政治化。郑永年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香港国安法是必须的。香港国安法就是一定要阻止前几年，用意识形态政治化的方式，把它stop。但是国安法不是终点，郑永年是觉得是一个起点。

郑永年形容，如果说，国安法避免了、阻止了香港成为一个光强调“两制”没有“一国”，甚至强调反对“一国”的这个现象的话，那么国安法推出后下一步就是，怎么样来想办法解决香港的具体问题。有没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呢？有没有挑选出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而不是说光停留在互相责怪的层面。

郑永年提到，香港从80年代开始，把整个制造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转移到祖国内地。郑永年经常跟广东深圳人说一句话，那就是广东深圳人民还是应当感恩香港的。 80年代刚开放的时候，如果没有来自香港的资本，郑永年觉得我们的起点发展得会没有那么快。印度一直是很羡慕中国，因为印度没有这样一个境外资本，老是发展不起来。

中国的早期发展，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初的发展，是跟海外资本，尤其是香港资本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先生是非常强调香港的。只是说90年代以后加入WTO之后，美国西方的外资大举进入中国。这种海外的资本功劳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要善待香港。

郑永年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香港的产业都转移到了珠江三角洲，那么香港现在只剩下一个金融业，还有一些就是说professional services（专业性服务），像教育、医生、律师这些方面。

现在香港有两个结构性的问题，一个是经济结构的问题，香港的金融业有多大程度上跟香港的市民相关？香港市民可以炒股，但是这些金融业的发展有多少的好处能让香港的普通居民获益？这不仅仅是香港问题，美国也是一样，金融业越来越发达，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越来越大，香港也是这样的。

第二，就是它的房地产，房地产对香港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的民生经济郑永年想主要还是住房问题。那么董建华先生试了，后来包括现在的特首林郑，她开始的时候也是想要去学新加坡，这个思路不错，但是一旦要实施起来，其他的既得利益又反对。在香港，不仅仅是现在房地产的这些大资本，还有环保团体都反对，这个也很难落实。

但另一方面，香港实际上专业服务业，无论是教育、医疗各个方面，都是有它的比较优势，但是它又没有空间。香港就是那么一点人口，又没空间。但是这些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专业人才对中国内地的看法有问题。实际上深圳也好，整个大湾区也好，是香港的一个大的背景。如果香港无论是金融也好、房地产住房问题也好、专业服务业这些就业问题如果能放到整个大湾区里面来解决，这并不难，很容易嘛！

郑永年认为，现在一方面因为香港本身的经济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多少就业机会，还有因为它跟大湾区之间没有整合起来，所以就呈现了一个问题。以前内地推出的自由行，实际上是可以有利于香港的一些中小型企业的。那么现在新冠也好，大家两边的心理认同也好，大家的隔阂还是存在著的。

香港需要法理和心理上的“二次回归”

郑永年表示，“二次回归”要从不同层面来说。一个从法理上，要“二次回归”，像推出香港国安法，还有一个是心理上的二次回归，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互相看不起。早期的话，内地尤其是年轻人吧？还是羡慕香港的，那么香港人看不起内地人。但是现在的内地年轻人也看不起香港，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与人之间互相的这些不认同，互相的看不起。郑永年觉得这倒跟大的政治背景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太少真正的内地跟香港间的交流机制。

郑永年说，看看香港有多少人来过内地，没有多少人，有的人是拒绝来中国内地。那么，我们就要一条一条去找，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认同感？为什么他们已经成为大湾区的一部分，有那么强烈的香港身份认同是吧？他的认同感到底是什么？光是一个意识，还是因为其他政策的原因？郑永年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个清单了，香港跟内地交往一定要弄一个清单，一条一条地来检验，一条一条地去改进，一条一条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才有出路，而不是说老是高调口号一大堆的，无论左无论右都不是解决问题，反而是恶化了问题。

郑永年提到，他是学政治学几十年了，一辈子都学政治学，政治搞得好是很好的，但是搞不好是很糟糕的。尽管郑永年是学政治学的，但政治的空间要小一点，无论是左的政治，右的政治，无论是民主的政治，还是非民主的政治，空间太大了，一个社会就没有出息。郑永年以前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看新加坡90年代初跟台湾的人均GDP差不多了，那么现在新加坡人家快6万美金了，台湾还是3万不到，26,000左右，因为台湾开放政治以后，人人都去搞政治，人人都是政治家。一个社会政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政治在很多方面是制造麻烦的，政治是分化人的，因为政治就是认同，对不对？无论搞所谓的民族也好、族群也好、宗族也好，说穿了政治就是人以群分。但是发展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所以郑永年觉得政治要适可而止。很多人现在幻想通过政治来解决一切问题，但事实上从经验上看是恰恰相反的，政治是一切问题的麻烦根源。从实践上说，政治是需要，但是要适可而止了。

爱国不是口号，要跟人的利益结合起来

郑永年表示，要培养更多的爱国者，怎么样来培养爱国者？就是要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以前李光耀先生说过，他当然指新加坡，“凭什么叫老百姓爱国呢？如果它成为新加坡利益相关者的话，那么他就爱国。”新加坡为什么80%的老百姓住在政府组屋里面？就是因为老百姓如果每家每户每人都拥有组屋的话，他就爱新加坡了嘛。不是像我们所说的爱国口号，爱国也是跟人的利益结合起来的。

▎新加坡政府组屋

郑永年强调，当然另外一方面，不是说有了利益就爱国，我们也不要绝对。但是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是这样的。因为爱国者简单地来说，就是认同国家，也就是认同所居住的这块地方。那么用我们古代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没有恒产，哪有恒心？他没有什么利益嘛，不是利益相关者，怎么来爱呢？郑永年觉得刚才说了“爱国者治港”绝对没有错，但是爱国者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要更多的人来爱国，光自己爱国还不够，还要把周边的全社会的人团结起来爱国，那么就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对吧？

香港人均GDP六万美金，但是个人存款刚才说那么低。当然贫富差距新加坡也很大，但新加坡至少居者有其屋，社保等各个方面保证有了，开始收入少一点也没关系。那么香港就是说，金融业跟大部分老百姓没什么关系，金融从业者有多少香港人呢？没有多少。教育部门有多少本地的香港人？香港大学很好，这些本地大学毕业的人还必须去教高中，除非到英美国家混一个博士来，才可以当大学教授。香港那么多大学里面有多少人教授是香港人？也没有多少。所以说，这些好多东西到达不了老百姓那里。

郑永年说，那么如果达不到，但是香港又是富裕的社会，有大量的财富，怎么办呢？所以郑永年提到一次分配出了问题。因为无论是金融业、其他的服务业，可能好多的好处到不了老百姓那里，表明一次分配出现问题了。那么一次分配出现问题以后，政府都必须在二次分配上努力了。像公共住房也好，其他的方面都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哪怕在香港本身解决不了，因为政治阻力也好，既得利益阻力也好，那么在大湾区方面可能不能解决呢？

这需要像深圳一直提及的，香港深圳融合或者大湾区融合。但真正的融合有没有？大家看到的可能在某些实际方面大家分化了，这隔阂在增加，大家互相不喜欢的东西在增加。那么政府就要面对现实，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香港需要能人，有能力的爱国者。

香港与大湾区的融合问题，主要是人心

郑永年说，地理上的限制，除了现在的新冠疫情，没有任何的地理上的限制，现在我们前海到香港20分钟就够了。郑永年觉得主要是人心的问题。人心问题就是一个交流的问题，就是说大家相互间的形象的问题，形象的问题大部分还是交流问题。郑永年来了深圳以后也碰到很多香港来这边创业的人，其实他们是很好的。所以郑永年希望在大湾区工作的香港人多讲一点故事，少讲一点意识形态，少说一点口号，多讲是怎样在这边创业成功的。其实香港人的专业水平还是蛮高的，比如学者，他们还是很规范，很能干的，在这里都有很多好的故事。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尤其是媒体都是那些充满了这种情感味的，充满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充满了这种教条的那些东西，使人看了反而就是模糊了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实际上说这边的人知道香港的现实吗？也不知道。香港人知道这边的现实吗？也不知道。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以前特朗普所说的“后真相时代”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文化，为什么因为政治问题隔阂那么深？郑永年觉得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必须要花大力气去解决的问题。

郑永年说，那么香港国安法的通过，郑永年觉得是一个好处，它有一个底线了。郑永年觉得下一步，只要是在底线内，法律就是一个边界的问题，在边界内郑永年觉得还是要使得香港重新走向它那种自由的时代。

爱国我们可以和而不同，里面毕竟还有一个“一国两制”的问题。两会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也重申了“一国两制”的问题。所以郑永年觉得，如果说香港国安法保证了“一国”，那么我们要做“一国”之内更多的有利于“两制”发展的事情，这都是对香港好、对国家都好的事情。

香港不缺能人，但是缺少选人机制

郑永年说，我们说伯乐相马，有的时候伯乐比马多。郑永年在新加坡生活那么多年，他们如果没有李光耀，而且换了一个人的话，可能不是现在这样。因为他一方面确实是理念问题，另一方面是能力问题，执行力的问题，对吧？这是现今的问题。

那么香港当然我们说“港人治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香港不是其他人治港。但是“港人治港”，其实香港很多问题需要在大湾区内部来解决，所以郑永年是觉得，香港还是会得到祖国的大力支持的。

郑永年认为，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香港缺少这样一个机制，怎么样来确立一种“找马”的机制，这个非常重要。香港实际上从商界看一看，不缺能人，香港过去几十年不缺能人，那么怎么样把他找出来？这个标准郑永年是觉得还是很重要。又要爱国，又要有能力的人。

综合媒体报道

编辑：莫洁莹

校对：邸倩

监制：连振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