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分析《国家发展规划法》框架下香港主要对接的路径与破局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近三十年来，其角色定位经历了从“借力内地”到“融入国家”，再到如今“联通内外”超级联系人的深刻演变。现在香港最热门的一句话：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将由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转变。

2026年3月1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发展规划法-特别条款》，明确要求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规划，就是帮助香港完成这个历史赋予的转变。这既是对香港的期待，也是一种倒逼：香港不能再在“积极不干预”和内向式融入中迷失方向，而应在维护国家安全、国防、外交与国家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在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积极拥抱美西方，真正成为国际大循环的关键节点。唯有如此，香港才能为国家贡献不可替代的价值。那怎样做才能够“两全其美”呢？

一、政治底线：国家安全、国防、外交绝不动摇

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在主权和安全问题上没有模糊空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选举制度的完善、爱国主义教育的推进，都是必须坚守的底线。美国拒绝香港特首参加APEC会议、美西方对港制裁，恰恰说明香港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换取“国际空间”。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香港必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一国”的前提，也是“两制”得以存续的基础。

二、经济方向：摒弃“内向式融入”，重拾“外向式超级联系人”

过去的香港有一些“自我矮化”的做法，比如将鼓励学生到深圳就业称为“去大湾区就业”，仿佛香港不属于大湾区；政治团队频繁内地考察、演讲，却忽视了真正的战场在境外，而不是境内。香港不单是大湾区2+9里面的城市，更是2里面承担著引领大湾区参与世界优秀城市群竞争的核心城市的角色。

香港最核心的优势从来不是“内循环”，而是“外循环”的枢纽。历史上，香港之所以成为贸易中心，靠的是背靠内地制造业、面向全球市场的转口贸易。如今，内地制造业体系完整但面临美西方封杀，香港的作用不应是自我封闭于大湾区，而应主动出击：

   - 对接“一带一路”：香港应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跳板，尤其是面向东南亚、中东、欧洲市场，提供法律、会计、金融、认证等专业服务。

   -拥抱美西方市场：尽管中美博弈激烈，但欧美仍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资本来源地。香港的普通法体系、英语环境、自由港政策、国际认可的会计与法律标准，使其成为唯一能与西方无缝衔接的中国城市。香港应主动研究欧美政策，市场化对接其企业需求，争取订单、投资和技术合作。

    一句话：让内地制造业成为香港的“生产车间”，让香港成为国际资本的“第一站”。

三、体制重构：重组“政治及内地事务局”，设立“政治经济及欧美发展局”和“政治经济及东盟发展局”

关于规划，中央已经编制了15个，今年是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五五“规划。在规划和编制方面，中央政府有著最为丰富的经验。也就是说，规划编制了，谁来将规划落实和实施，这才是关键。

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大规划，简单靠现有的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不被应付，就要真抓实干。需要“有内也有外”，内外相呼应的团队来编制规划并引领调度香港各个部门实施规划。

对此，我有一个大胆的建议，即在当前特区政府设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对内的基础上，加大宏观政治经济的专业人士加盟，重组“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在该局下面成立“对外”的“政治经济及东盟发展局”和“政治经济及欧美发展局”。以此，对内对外强化工作，提升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大规划的编制能力和实施能力。这也是在从超级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的转变过程中，做好体制上的保证。

比如以“政治经济及欧美发展局”，全面负责对美西方的专业化、常态化对接。

新设“政治经济及欧美发展局”，其职能包括：

    -系统研究欧美政治经济政策、产业动向、制裁与反制裁措施；

   -主动联系欧美商会、跨国公司、行业协会，推动双向投资与贸易；

   -利用香港法律、会计、金融优势，为欧美企业进入中国提供通道，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护航；

   -在文化、教育、青年交流等领域，重建与西方社会的信任与合作。

这不是“亲西方”的政治站队，而是“生意优先”的经济务实主义。香港历史上没有“内地事务局”也能与内地紧密合作，因为利益本身就是纽带。2007年“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成立以来，为香港的政治选举、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香港更需要的是体制上“对外转型”，把人力物力财力投向真正的国际战场。

四、文化、法律、社会：发挥“一国两制”最大红利

香港在文化上中西交汇，在法律上承袭普通法，在社会治理上接轨国际标准。这些优势不应被政治化标签所遮蔽：

   -法律合作：香港可作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尤其是涉及中外企业的仲裁和调解，香港的普通法体系更容易被西方接受。

   -文化交流：香港的大学、艺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可继续与西方开展教育、科技、人文合作，成为国家对外交流的“缓冲区”和“试验田”。

   -社会制度：自由港、低税率、信息自由流动等资本主义体制优势，只要不危害国家安全，就应大胆保留并主动推广，吸引跨国公司将亚太总部设在香港。

总结：香港的最大贡献，是“被国际社会真正接纳”

香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香港成为被国际社会真正接纳的城市。当中美博弈长期化、全球化遭遇逆流时，香港若能以普通法、英语环境、自由体制为武器，重新成为美西方企业和资本进入中国的首选门户，同时为国家赢得市场、技术、标准和话语权，那才是真正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国家安全护底，国际拥抱开路。 香港不需要成为第二个深圳，而应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一个让国家放心、让西方需要的国际都会。

这，才是香港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系港区山东省政协委员、香港淄博同乡会会长、香港西贡将军澳工商联会长、香港山东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兼港臺经贸委员会主席、鲁港姊妹学校联合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