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蒂文．艾伦．巴奈特

译｜本刊记者 孙艺宁

2030年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中国又会如何？随著两会顺利闭幕，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获得通过，现在正是反思未来发展方向的好时机。

过去25年，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并崛起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然而，这一所谓的“增长奇迹”并非奇迹，而是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同样，中国未来的成功也将取决于持续的改革与开放，因为未来的成功系于未来的改革。

全球经济：何以步履蹒跚？

全球经济正陷入低速增长路径，且不幸的是，预计将持续下去。

其前景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为疲弱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3.1%。作为对比，在疫情爆发前的二十年（2000年至2019年）间，全球平均增速为3.7%。这不仅在绝对值上处于低位，更是IMF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报告此类数据以来，最低的中期预测值。

疫情以来，全球经济的表现始终未达预期。2024年至203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预计仅为3.2%，远低于疫情前平均水平。这令人意外：通常，像疫情这样的大规模冲击之后，会出现一段时期的追赶性增长。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相反，世界经济与疫情前的预期路径之间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此外，世界大部分地区从未完全从疫情的“疤痕”中复苏。对全球整体而言，2024年实际本地生产总值（GDP）与疫情前预测值之间的差值超过了3%。发达经济体表现相对较好，主要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大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冲击。而那些最无力承受冲击的低收入经济体，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

增长乏力的态势，在疫情之前便已显现。IMF的研究人员发现，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就已出现普遍放缓。要理解这一点为何重要，不妨将经济视为一家工厂。增长可以来自增加机器设备（资本）、增加工人（劳动力），或是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本和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从长远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持续发展的动力。社会能够代代进步，正是因为学会了用更少的投入生产更多的产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种进步已在各个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中普遍放缓。其原因错综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放缓。经过数十年的快速一体化，全球贸易已趋于平稳。而近年来，贸易壁垒更是不断增加。贸易能够促进经济体专业化分工、激发竞争、鼓励创新，并实现经济体内部及经济体之间资源的更有效配置，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这引出了一个更广泛适用的见解，在我们接下来转向讨论中国时，将显现其相关性：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创新和资源配置。在关于生产率的讨论中，创新往往备受关注，但资源配置同样至关重要。当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时，平均生产率会自然提升。当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时，生产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不同行业之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较高生产率的制造业。

改革开放：从“奇迹”到“必然”

中国过去25年的快速增长并非奇迹，而是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关键里程碑包括19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随后民营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这些改革共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其驱动力主要源于资源配置的改善。最重要的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更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中国也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放缓。略显矛盾的是，中国既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大幅下滑，同时仍是主要经济体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从农业到工厂的“红利”尚未耗尽：目前约有20%的中国劳动力仍从事农业，而在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远低于5%，这意味著仅通过劳动力重新配置，生产率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全球金融危机在另一个方面也标志著一个转折点。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在2007年达到接近GDP的10%的峰值。危机爆发时，中国推出了大规模刺激计划，支持了国内和全球增长。

然而，在2010年代，随著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增长变得更加依赖资本积累，导致国内失衡加剧和债务显著累积。认识到这些风险后，政府逐渐容忍了较慢的增长，并采取措施降低杠杆率。到2019年，经常账户顺差已降至GDP的1%以下，投资在经济中的占比缩小，而消费占比上升。随后，疫情暴发。到2024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疫情已基本成为过去，但中国面临著另一个独特的冲击：房地产市场调整。这为2026年至2030年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未来五年：四大机遇与挑战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可以探讨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机遇，涵盖中期增长、消费、贸易，以及房地产调整带来的近期阻力。

首先是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改革开放仍是实现中期增长的关键。随著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投资水平已然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将必须成为未来增长的主要引擎。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创新给予了大量关注，这是生产率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

但资源配置同样重要，而市场正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文件一直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则对于实现中国所需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仍然至关重要。这意味著要继续推动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让低效企业退出市场，以便其资源流向更高生产率的企业，并确保市场在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潜在的增长基础依然雄厚。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扩张，202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仍不到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40%，虽然这较1980年远低于5%的水平已有巨大提升，但仍存在可观的追赶空间。只要持续改革开放，实现强劲增长依然是可期的。

其次是从“被误解”到“主引擎”。中国的消费情况被广泛误解。过去25年，中国其实是主要经济体中人均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年均增长率达到7.5%，而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均低于6%。然而同期，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下降了，原因是GDP增长得更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下降大部分发生在2000年代初期；自2010年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趋势增长率约为每年0.5个百分点。

两会在消费领域释放的信号令人鼓舞，特别是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这对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由于消费比GDP更能衡量福祉，消费占比的上升意味著生活水平的增长快于整体产出的增长。如前所述，这对贸易也至关重要。

然而，提振消费并非易事。中国已经实施了大量改革来提升家庭支出并降低高储蓄率。在过去15年里，公共医疗保险覆盖面大幅扩大，养老保险体系覆盖范围和待遇水平得到提高，家庭获得融资的渠道也显著改善。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储蓄率仍然居高不下。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将继续在边际上有所帮助，但挑战的规模需要更大胆的行动。

从机制上讲，要提高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则要么降低家庭储蓄，要么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低储蓄至关重要，但可能进展缓慢。而提高家庭收入则可以更快实现。税收制度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出路，若能解决社会保障缴费过于沉重的问题，更是如此。中国劳动力税收楔子已达到欧洲水平：对于低收入劳动者而言约为38%，这意味著一个让企业花费100元人民币的劳动者，其税后收入仅为62元。大幅削减薪金税，将有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企业劳动成本，进而稳定就业；同时也能增强企业与劳动者参保的积极性，减少非正规就业现象。

再次是从顺差压力到共享繁荣。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已急剧反弹，2025年达到GDP的3.7%。按占全球GDP的比例计算，其规模与2007年的峰值相当。当时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按美元计算居全球之首，贸易伙伴的关切也随之再次浮现。

然而，这一顺差既是贸易问题，也是国内问题。根据会计恒等式，经常账户顺差等于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房地产市场调整已导致投资锐减，这意味著中国在国内使用的资源减少了。此前被投资吸收的产出现在必须流向其他地方：要么流向国内消费，要么导致GDP下降，要么流向贸易顺差。若消费未能吸收这部分产出，其结果便是顺差扩大。

展望未来，世界其他国家不太可能愿意吸收不断增长的中国顺差。这给中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其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通过消费更多的本国以及外国的产出，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下降。增加投资虽然也能机械地减少顺差，但投资已然较高，且进一步的投资可能产生额外产能，从长远来看可能进一步扩大顺差。因此，提高消费不仅对中国家庭有利，也对全球经济有利。

最后是房地产与地方财政的“双重考验”。中国一直在应对两大显著的近期阻力：房地产市场调整及其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幅度都是巨大的。在大多数国家，如此规模的调整本应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中国避免了这一结果，但部分原因是依赖外部需求（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顺差），部分原因则是通过一场旷日持久的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市场情绪并抑制了消费。尽快完成调整，将可消除经济的一个重大拖累。而且，一旦调整完成，经济将建立在更稳健的基础之上。

房地产市场调整对地方政府财政产生了显著的连锁反应。地方政府过去严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来筹集资金，以支持其活动。随著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以及许多省份表外债务水平高企，在维持充足支出能力的同时确保地方政府财政稳健，是一项棘手的挑战。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地方政府是社会支出（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而这些支出支撑著人民生活水平和家庭信心。

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很困难。各地区的财政健康状况差异悬殊。中央政府对道德风险有合理的担忧：救助过度负债的地方政府可能会鼓励那些财政管理不善的行为。而地方政府的自有收入来源有限，限制了其独立调整的能力。然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不确定性本身就在拖累经济复苏，打击了地方营商环境和家庭信心。若能建立清晰且可信的化解框架，则有助于驱散这层阴霾。

成功之道：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中国若能成功克服上述挑战，将为自身和世界带来巨大益处。为说明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不妨设想这样一个情境：中国迅速化解了当前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财政所面临的短期制约，进而推动前述各项改革。随著时间推移，改革成效将持续叠加。

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可以显著促进增长。IMF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通过提高配置效率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有望带来可观的增长收益，若改革成功，长期来看增长率可能高出1至1.5个百分点。

假设在2026年至2030年间，每年额外增加1个百分点的增长，那么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大约增长5%。考虑到中国约占全球产出的20%，这将转化为全球产出总量约1%的增加，即每年为全球增长贡献约0.2个百分点。这些是直接的机械效应；IMF的模型研究显示，除此之外，还存在额外的溢出效应。

消费占比上升速度的更快增长，也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消费占比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约为2010年以来趋势增长率的两倍，那么到203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将达到约62%，这意味著人均消费将增长约9%。

更高的消费也将压缩贸易顺差。根据假设，消费增长的其中一部分将体现在进口上，从而使经常账户顺差从2025年占GDP的3.7%下降到2030年的约1%，大致与疫情前水平以及IMF《对外部门报告》中提出的外部平衡基准相一致。按2025年GDP水平计算，这一转变每年将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带来超过5,000亿美元的额外需求，约占全球GDP的0.5%，对于一个亟需需求的全球经济而言，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提振。

机遇与期待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凡的发展成就。但正如投资免责声明所言，过往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结果。未来的结果将取决于持续的改革与开放。

中国的成功对世界也意义重大。中国已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单一贡献国，通常占全球增长的四分之一以上。持续的强劲增长，加上消费占比的上升，将为急需动力的世界经济提供可喜的提振。中国消费增长意味著中国将吸收更多本国产出以及更多外国产出，从而减少贸易顺差，并更广泛地分享增长成果。这将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作者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驻华首席代表，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实务教授）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