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分析《国家发展规划法》架构下香港主动对接的路径与破局

文｜耿国华

众所周知，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向来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一国两制”之根本所在。 2026年3月12日，随著《国家发展规划法》的正式施行，中国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上升为法律意志。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特别提及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计划。这无疑为这座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出了一道极具挑战性的考题。

长久以来，香港将“积极不干预”奉为圭臬，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在许多人看来，香港政府的财政能力、市场管控手段与内地相比似乎“不在一个量级”。面对国家“十五五”规划（2026-2030）这盘宏大棋局，一个习惯由市场“无形之手”主导的城市，究竟要如何“对接”？

答案或许令人意外：香港并非要复制内地的“举国体制”，而是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治理变革——从“被动放任”转向“主动作为”，以国家规划为“导航仪”，在坚守“一国两制”优势的前提下，完成一次“超级联系人”的自我升级。

一、 破题：从“无字天书”到“首份蓝图”的治理跨越

要理解香港如何对接，首先要理解香港最大的“劣势”正在转化为“优势”。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香港是全球已开发经济体中罕见的“没有产业政策”的城市。这种模式在全球化黄金时代成就了香港的效率与繁荣，但当全球产业链重建、科技创新成为主赛道时，“缺乏中长期规划”就成了香港的软肋。

《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实施倒逼香港必须改变。 2026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明确宣布，香港将首次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 。这项举动被外界视为香港治理模式的“成年礼”。

对接的具体路径之一，便是“对表”。
香港不再仅仅盯著国家规划中直接提及香港的“字眼”，而是系统性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的“4+1+1”定位（巩固金融、航运、贸易、航空四个中心，打造创科中心与人才高地）。特区政府成立了由特首亲自领导的跨部门专班，并创新地建立了政府与立法会的专项协同机制，将过去碎片化的施政整合为系统性的顶层设计。

二、 错位竞争：用“制度供给”弥补“财政供给”

如果香港试图在“砸钱”上与内地城市比拼补贴力度，无疑是“以短搏长”。香港对接国家规划的核心逻辑，并非简单的“财政跟随”，而是 “制度对接”与“平台对接” 。香港的“小政府”虽不擅长直接配置资源，却掌握著内地城市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武器——“一国两制”下的普通法体系、资本自由流动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商务、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

以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强调的 “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为例，香港并未简单地向中央要项目，而是透过制度创新来“接单”：

1. 丰富产品池：香港正致力于扩大“点心债”发行，完善离岸人民币殖利率曲线，让海外持有人民币的人有更多投资标的。
2. 打通数据流：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正在探讨设立“数据沙盒”，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松绑，这是解决科研瓶颈的关键一招。
3. 法律护航：针对内地企业出海面临的法律风险，香港立法会正研究修订《仲裁条例》，扩大内地对香港仲裁裁决的认可范围，涵盖智慧财产权等新兴领域。这也是巩固香港作为世界法律仲裁中心的另一个强力举措。

香港的角色正在从“超级联络人”进化为“超级增值人” 。它不是直接给钱，而是给“规则”、给“通道”、给“安全感”。对于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香港这种基于法治和自由的“软对接”，其战略价值不亚于任何一笔巨额财政拨款。

三、 民生向背：以“规划”之力破解“市场失灵”

长期以来，香港的“小政府”理念在应对深层民生矛盾（如土地房屋、老龄化）时显得力不从心。国家规划的核心优势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长期主义，这正是香港需要“对接”的精髓。在此次香港五年规划的编制中，民生议题被提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行政立法协同机制下，议员们深入参与研究，将人口政策、青年向上流动、安老服务等“老大难”议题纳入规划约束性指标。

跟内地社会治理奉行长期主义一样，这是一种治理哲学的转变。在“对接”国家规划的过程中，香港政府开始正视“市场失灵”的存在。例如，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这项宏大工程时，单靠市场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产业导入，必须依靠政府的顶层设计和长期投入。香港的“五年规划”正是为了给这种长期投资提供政治保障和财政纪律。久久为功，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理念。

四、 出海新局：从“引进”到“并肩走出去”

香港对接国家规划的另一个关键落点，在于服务国家“双循环”策略中的“外循环”。

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化的“不确定性”，国家需要稳定的海外窗口，而香港则提供这种“确定性”。 《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实施，让香港贸发局等机构有了更明确的行动指南。香港贸发局已成立“十五五”规划专责小组，并于2026年4月启动“出海全球通”服务，目标直指协助内地企业拓展东欧、中亚及“全球南方”市场。

在这一层面，香港政府的角色变得清晰：做企业出海的“带刀护卫”。
当内地企业面对陌生的越南、泰国或中东市场时，香港提供的不仅是低税率，更是法律尽调、国际仲裁、跨境金融结算等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香港正在利用国家规划的东风，将自身的专业服务打包成一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共产品。

总结起来，《国家发展规划法》中关于香港的特别条款，并非要求香港放弃自由市场原则，而是要求其在“一国”的框架内，结束那种“五年一届，最多应付两届”的短期行为，以及忙于做表面文章、迎合中央政府等“长不大”的治理幼稚病。

香港对接国家规划的实质，是一场 “自由的升级” 。它不是用政府的“手”去取代市场的“手”，而是用法治化、系统化的中长期规划，去对冲市场的短视和外部环境的风险。也就是说，香港完全可以在经济全球化思维下，沿著“一带一路”战略，发挥香港朋友遍天下之所长，拓展中国制造业的业务市场，赢得订单，以此夯实香港转口贸易中心地位的同时，让超级联系人变为了增值人角色的直接转变。

马年开新篇，现在来看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小政府”正在变得更聪明、更有远见。事实也证明，国家几十年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值得香港深思与学习。当香港的普通法优势、国际资本优势，与国家规划的顶层设计优势形成共振时，香港才真正履行了其在新时代国家发展大局中的独特使命。

（作者系港区山东省政协委员、香港淄博同乡会会长、香港西贡将军澳工商联会长、香港山东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兼港臺经贸委员会主席、鲁港姊妹学校联合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