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锦辉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首李家超近日表示，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首次制定香港的“五年规划”，其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是重要任务之一，目标是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及壮大“数字化经济”（Digital Economy）。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长期以金融、物流、贸易、旅游等产业为经济支柱，人工智能可大派用场，为产业赋能，提升新质生产力，有利经济持续发展。从工程科学角度看，工程师欣见人工智能技术能有效解难；从商业角度看，老板乐见人工智能技术能帮助开源节流，增加公司收入。香港政府亦非常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在2025年《施政报告》推出多项相关政策。“人工智能”一词在《施政报告》中出现逾七十次，反映出政府对其重视程度。再者，全球对人工智能产业普遍看好，多间跨国人工智能公司近期在纽约、伦敦、香港三大股票市场的股价均屡创新高，印证投资者信心。

“机器代人”恐致技术性失业

“机器代人”是人工智能科学的目标。人工智能正逐步取代重复性或常规性高的人类任务，导致大量失业，严重冲击产业生态（例如零售业）。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称为“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历次工业革命皆曾出现，但在今天“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规模更大、速度更快，对社会造成建构性的影响，令人极之忧虑。与此同时，企业人工智能化愈加明显，这会使那些植根于人际互动及创造力等不容易被自动化（机器取代）的工作愈显边缘。虽然人工智能或许能在优化物流、处理及分析数据等任务上比人类做得较出色，但它却无法完全复制护理师安慰病人的情感智慧，也无法完全复制艺术家创作全新作品时的灵感和创意。这些“以人为本”的职位对社会至关重要，是维系社区的纽带，也是推动文化创新的核心，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尽管如此，在当前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下，这类职业却不受社会重视，处于经济边缘（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地位。正因为它们不像人工智能驱动的岗位般，能为公司创造丰厚的利润，所以其价值往往被低估。这种差距揭示出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奖励的是生产力，而轻视人性化工作。进一步而言，“反乌托邦”（Dystopia）局面亦会应运而生，形成企业垄断并利用人工智能囤积财富的社会。

上述潜伏的社会问题在科学界中议论纷纷。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工智能领域知名科学家辛顿（Geoffrey Hinton）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若不设法解决这种不平衡，避免穷富悬殊日益扩大，并为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做好准备，传统的经济结构很快会崩溃。届时，“人工智能+行动”不但难以达标，甚至可能弄巧反拙，令经济发展倒退。

“全民基本收入”缓解问题

针对此问题，辛顿倡议“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作为解决方案。理论上，“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大规模缓解技术性失业问题，透过集体公平分配，将“人工智能+”所产生的集体财富红利系统性地发给为对社会有贡献、劳心劳力的人士，例如把生产力的提升用于资助全民医疗保健、教育改革及以人为本的职业，而不是用于股东分红。

然而，要令“全民基本收入”有效运作，仍需建立集体资源管治，包括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以及与基层组织联手建立“合作体系”，让社区集体决定如何分配人工智能资源。表面上看，“全民基本收入”强调生产资源公有制、社会平等与合作，并以公众利益（以人为本）为目的，这些要素正是“社会主义”（Socialism）的核心政治与经济理念。

辛顿倡议“人工智能社会主义化，社会主义人工智能化”，有其理由，并不令人意外。“社会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期间，作为回应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端而产生的思想及社会运动。这一历史背景与今日的人工智能革命同出一辙，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经济及社会变化的速度斐然，使世界各地政府都难以招架。

（作者系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副会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