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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论坛】李琢之——勇担重任的红色银行家

日期:2025-10-08 来源:紫荆 浏览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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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中国银行研究院行史及金融史团队高级研究员

 

李琢之(1913-1974),曾用名李宝璋,河北省定县(今定州)人。早年就读于北平朝阳大学,1937年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行政公署科员、科长,河间县县长,清苑县县长,第七、第八专员公署工商局长,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处长、局长,中国对外贸易代表团团长,驻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大使馆和驻英国代办处商务参赞,中国五金进出口总公司经理,对外贸易部三局局长、部长助理、党组成员,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中国银行驻港总稽核室第一副主任兼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中共中央港澳工委常委、部长等职。在港期间,他广泛联系社会上层人士、爱国银行家、企业家等,诚恳与友好人士合作,为发展香港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中国银行在港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

 

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担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
 

1965年,为中国银行服务超过38年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以下简称「港中行」)经理郑铁如78岁退休时,向周恩来总理推荐了自己的继任人选——时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副总经理李琢之。鉴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李琢之在外贸、驻外机构和银行的丰富工作经历,1965年他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自1966年1月起,担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接替退休的郑铁如,以实现港中行工作的顺利交接,继续发挥港中行在中资银行界的龙头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强驻香港外贸、金融两条战线的协调配合,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和冻结,我国外部环境十分艰难,严重制约了国家的发展进程。而内地与香港和澳门尤其是与香港的贸易占比最大,因此香港在国家对外贸易中发挥著极其重要的国际通道地位,是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重要前哨窗口和平台。作为新中国「走出去」的优秀金融机构代表,港中行不但代表著中国的形象,其更重要的使命是利用香港的特殊位置,服务新中国建设。因此,做好港中行工作对我国在香港的各项事业发展意义重大。而由李琢之接替即将退休的郑铁如,也反映了国家在继续发挥香港独特作用方面的整体考虑。

作为共和国首批外贸干部,李琢之多次率团出访东欧、西欧和日本,在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的斗争中,善于运用策略,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建树颇多。他还先后出访波兰、罗马尼亚,足迹走遍东欧、西欧各国,购进了国家急需的物资,为新中国的外贸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艰难起步 力挽狂澜

 

李琢之上任后,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压力,他不惧困难,稳扎稳打,广泛联系,凝聚人心,从而打破了不利局面。

一是面临危局,积极应对。李琢之接手港中行工作时,外部政治环境险恶,经管环境严酷:其一,港中行在郑铁如带领下起义后,一直受到港英政府的打压和限制,以及台湾在港残余势力和其他势力的阴谋破坏,外部整体环境恶劣,业务发展受到较大制约。曾外派香港多年的陈介生前辈在《忆港中行原经理李琢之》一文中写道:「一位资深金融家曾感叹地断言:『待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之日,才能是港中行大展身手之时。』」其二,1966年其上任之初,「文化大革命」风潮随后开始波及香港并爆发了「六七」事件,员工被捕,业务下降,客户走失,市场萧条,人心不安,港中行深受其害。其三,香港银行众多,竞争十分激烈。其四,由于当时不少银行将资金投放于房地产及证券市场等高风险领域,金融动荡,风波不断。

面对上述形势,李琢之认真分析,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其一,先从内部工作入手,为迎接今后的业务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即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加固「基地」,调整「结构」,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主观能动性,逐步深化、扩大业务经营。其二,在危难时刻,与中国银行在港领导班子重新估计形势,积极应对,凝聚员工,稳定人心,领导港中行迅速走出困境。其三,他以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带头开展社会活动,脚踏实地、不畏艰辛,广泛联系社会上层人士、爱国银行家、企业家等,诚恳与友好人士真诚合作,打造广泛的统一战线,慢慢开拓出了新的局面,港中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良好发展的轨道。

二是积极协作,提升整体合力和竞争力。在港期间,李琢之与中国银行驻港总稽核室总稽核廖生东积极协作,贯彻执行总管理处的指示,从战略高度指导在港中资金融机构发展:其一,加强银贸协作,积极配合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支持驻港中资企业资金需求,扶助当地国货商人经营;其二,增设网点开办人民币存款业务,壮大资金实力,大幅提高上存总处资金比例;其三,认真落实1969年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国银行应当利用在香港的有利条件加强调研的工作指示,建立专业部门开展经济、金融、社情等方面调研工作,为内地提供大量经济金融方面的信息,使香港成为新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其四,充分利用银行业务便利发展保险业务;其五,加强对套换外汇工作的领导,提高购汇效益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逐步稳定了形势,安定了人心,在港中资机构的合力与竞争实力得到整体提升。 

三是身体力行打造中银文化。面对内外压力和不利形势,李琢之在总处和驻港总稽核室的领导和支持下,带领港中行,与其他驻港中资金融机构一道,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员工生活,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孕育出了独特的爱国、爱行、爱岗、敬业、廉洁、团结等为核心内容的中银文化,达到了凝聚员工、稳定队伍、巩固阵地、实现业务发展的目的。陈介生评价说:「中银在港澳金融业三分天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基本形成,为1979年以后中银业务起飞和开创新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视创新协同发展吸收资金支持国家建设

 

李琢之在港期间,正处于我国国民经济「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1971-1975年)计划时期,虽有「文革」干扰和极左思潮影响,但他仍然坚持执行国务院确定的中国银行海外行要争取长期存在,为祖国服务、为华侨服务的方针,不但保持工作的正常运转,而且还重视创新,协同发展,多途径吸收资金,支援和服务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是在港首推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和人民币存款业务。1967年到1969年期间,英镑突然贬值,我国出口贸易蒙受损失。为化解西方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领导的支持、关心和指示下,中国银行排除外界干扰,在香港首推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我国的出口收汇保值,避免和减少由于外币贬值造成的外汇损失,有力促进和支持了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提高了人民币使用的信心和国际信誉。

从1970年5月1日起,中国银行决定在驻港澳中资银行开办人民币存款业务,这是以人民币计值、港币收付的一种新的存款方式。开办这项业务,是为了团结广大侨胞和港澳同胞,吸收更多的资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影响。港中行和港澳中资银行是上述业务的最早推动者,为开拓外部市场和初步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增加了国家的威望」。

二是大力吸收侨汇,为国家积累外汇资金。侨汇是中国银行的一项传统业务,港澳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和转口中心,也是吸收外汇存款和转拨侨汇的重要地区。李琢之领导的港中行,在与其他中资银行积极配合贸易部门开展对外贸易、支持出口、保证资金安全的同时,团结广大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海外同胞和归侨、侨眷服务,大力发展华侨汇款,增加侨汇收入,为新中国建设积累了难得的外汇资金。港中行及其港澳各行存总资金解决了历年中国银行外汇贷款的全部或大部分资金需要,成为国家外汇的最重要来源地。这一举措既在政治上起到团结、联系海外侨胞的作用,又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三是发挥龙头作用,与同业及客户协同发展。为改进对海外和在港兄弟行的支持与协作,港中行加强服务观念树立,从资金、业务、信息等各方面为中国银行这条金融巨龙舞好龙头。他主动加强同华润、中粮、华远、五丰行等驻港机构联系,积极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更好地服务驻港机构和香港同胞。同时,他还十分重视与外贸航运等其他中资企业的联系、配合与协作,业务上相互支持,共求发展。与此同时,他还带领港中行与外国银行建立广泛的代理关系,担负起了内外联系沟通的桥梁作用,积极发挥窗口和前线阵地的作用。经过不懈努力,港中行业务发展的车轮开始快速运转,新的局面逐步打开,社会形象也获得公众的赞许。

四是创设第一家办事处。李琢之在规划业务发展时,十分重视发挥港中行历史悠久、信誉品牌知名度高的优势,紧紧抓住壮大资金力量这一业务主线。他创新思维,打破常规,1971年7月在港岛干诺道西筹建港中行西区办事处,这是港中行的第一家办事处,开启了在港布局经营网点的新篇章,为后续港中行业务大发展铺平了道路。

五是吸收集友银行成为中银一员。集友银行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募集华侨捐款创办,但爆发于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银行业危机致使集友银行经营困难,难以为继。李琢之在总管理处的支持下,妥善地处置了对集友银行内地股东委托注资与改组等事项。1968年,集友银行因经营困难,请求港中行援助代管集美学校的股权,参与管理。集友银行将厦门集美学校名下的集友银行股票移交给港中行,并在港英政府办妥法律手续。1970 年4月又请港中行出资参股支持,实际上集友银行已由中国银行控股,至此。集友银行成为中银大家庭一员。 

六是助力国家妥善处理被冻结的美元存款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针对美国1950年非法冻结我国各银行在美国境外代理行的美元存款一事的交涉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到1966年,尚未收回的还有在瑞士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等四家外资银行的美元存款,中国银行一直就有关问题向相关方交涉。港中行根据总管理处指示,多次出面与瑞士银行驻香港代表进行谈判,最终在各方努力下,瑞士银行非法冻结的美元存款拨交中国银行。1968年,港中行奉命出面与华比银行经过多次艰难谈判,最终华比银行按照中国银行提出的要求,归还美元存款及利息,保全了国家资产。这些工作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并亲自听取相关汇报。

七是吸收和培养青年人才。在港期间,李琢之看到员工年龄开始老化、后继乏人的现状,开始著力人才培养与人力储备。1966年,港中行开始招收由爱国学校推荐并通过中英数笔试及面试的具有爱国立场的第一批青年学生18人,后又陆续招收不同数量的青年学生。通过师徒方式、学习小组、到内地学习等不同方式,提高新员工业务技能和爱国爱行意识,这为后来港中行业务的快速发展积累了人力储备,港中行也由此培养出了一支富有朝气、心向祖国的业务骨干队伍。经过培养和锻炼,当年招收的这批年轻力量,后来有不少走上了中高层领导岗位,成为中国银行在港业务发展的骨干力量和文化传承的生力军。
 

胸怀爱国爱行情谊涵养尚俭戒奢品格

 

李琢之到港后,第一次审阅国庆布置草图时,听到负责此事及港中行大厦监工和物业管理的邓如舜说到中国银行大厦正门左右旗杆按惯例分挂中英国旗时,他立即打住说:「我们国庆为什么要挂米字旗?」邓如舜告诉李琢之,香港社会历来如此,这也是港中行多年的惯例。但李琢之推翻了这一方案,提出不挂米字旗,只挂国旗。此后,港中行庆祝节日,只挂国旗,不再挂英国米字旗。

李琢之到任后,平易近人,踏实亲民,不讲排场比阔气,他主动把自己的大办公室换成小房间。邓如舜回忆说:「他一上任就将庞大经理室改为接见同事及会议场所,自己搬到小房间办公,不讲排场。」陈介生在其文中这样评价李琢之:「他有良好的政治修养,思维深睿,为人正派、正直、豪爽和心态平静、工作善断,有魄力而不失稳重,待人诚恳、热情、宽厚、平易近人和关心他人。他在港中行员工和总处外派干部中有很好的威望,赢得了大家的敬重。」他以身作则,用自身的实际行动,聚合崇俭抑奢的正能量。

中国银行大厦当时外墙渗漏情况严重,因修理难度与费用较高,相关单位互相扯皮、拖延,大厦存在安全隐患。李琢之了解情况后,毅然决定,不再聘请专家,工程亦不外判,自力更生维修施工。他请来工会工友,大伙边做边学,搭棚、洗石和嵌缝,一举根除顽疾,全部依期顺利完成,工程费用亦颇低。中国银行大厦得以全新面貌,迎接建国20周年大庆。

李琢之在港时期,香港正处于多方矛盾趋于尖锐化的特殊年代,他关心员工,作风扎实,深入群众形象深入人心,年轻同事与领导层关系没有隔膜。他不但常常与他们倾心交流,打成一片,而且真心关心员工生活,亲身探问,嘘寒问暖,亲如家人,切实帮助员工解决实际问题,团结和凝聚赤诚爱国力量。在1967年抗英活动中曾被捕入狱、后担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办公室副总经理的许文川回忆说,「我1969年出狱时,他曾亲自接见我及关心我的身体。」虽与他接触不多,但「印象中只觉得他是一个威严而又谦虚的好领导」。

李琢之在港工作期间,工作上的巨大压力、频繁的对外联络等社会活动致使其身体严重透支,不幸于1974年因病去世,同事和朋友们无不为之痛惜,众多中资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香港各界中外来宾共800多人参加了为其举办的悼念活动。

中国银行驻港总稽核崔延绪在其悼词中总结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诚哉斯言!这何尝不是李琢之这位红色银行家的真实写照和公正评价。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7-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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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蓝皓源 校对:杨晨 监制: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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