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海明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笔者调研团队曾前赴美国旧金山湾区及纽约湾区展开实地考察，尝试从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中汲取启示。调研期间，团队特别关注美国东岸费城的失败案例，从中总结出，若未能妥善处理新旧产业之间的利益平衡，即使资源充足、政策积极，融合发展或将遭遇阻力。

在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融合日益加深之际，如何于经济、制度与社会层面推进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课题。融合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调配，而是一场牵涉深层利益格局重构的制度工程。香港作为大湾区内重要一极，其角色不仅是资本与国际接轨的“桥梁”，更应在制度协调与价值共识构建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产业结构需持续转型优化

美国费城的发展历程为大湾区提供了一面镜子。40多年前，费城曾试图复制旧金山湾区的发展模式，打造本地科技创新中心。然而，当地的传统产业势力，如经营化妆品的Perelman家族、食品品牌金汤宝最大股东Mary Alice Dorrance Malone家族，以及百年烟草企业John Middleton家族，大都对新兴产业既无兴趣、亦无意投入，导致科技产业长期被边缘化。这些传统财团长期垄断当地资源与政策话语权，形成“资本固化”现象，使新经济缺乏资源与制度支撑，最终错失创科转型机遇。时至今日，费城仍未建立起具规模的创科生态，成为典型的“错过了科技浪潮的旧城市”。

这一现象值得大湾区，特别是香港深思。粤港澳大湾区内富豪榜前列者，大多来自房地产、博彩、酒店与家电等传统行业，虽曾在过去数十年创造巨大财富，但对创科投资的意愿与能力仍存疑问。若这些“旧钱”无法转化为支持创新的力量，则可能重蹈费城覆辙，令区域融合与转型步履维艰。

粤港澳大湾区被国家定位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然而目前的经济结构反映出，传统产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广东省税收数据，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及金融业合共贡献约80%的税收份额，其中传统制造业占比达34%，高技术制造业则仅约10%。这一差距显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发展尚未成为支柱，传统产业依然是带动区域经济与就业的“压舱石”。尽管新经济推动了平台经济与物流配送等第三产业兴起，但其承载的就业容量与稳定性仍难以与传统产业比拟。

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掣肘亦加剧了新经济的发展困境。小米在港交所破格上市，曾被视为新经济的里程碑，但其估值最终由2,000亿美元大幅下调至500亿美元，反映出市场对科技企业的价值仍存保留。传统投资者主导定价权，令科技新贵在资本市场中处于弱势，其潜力未能获得合理评价，亦削弱了新经济的资金动能。

这种结构性压力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制度与资本文化的深层矛盾。若大湾区未能建构出一套适应新经济成长的估值逻辑与政策体系，创科企业将难以摆脱“估值困境”，更遑论挑战传统产业主导的经济格局。

传统产业亦能凭科技迎再生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若在制度设计上引导传统资本转向创科领域，鼓励家族办公室设立创科基金、推动传统企业数字转型，将有助缓和新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否则，“新经济”与“旧资本”对峙的格局将成为融合发展的绊脚石。

当前政策语境中，“创新”常被简化为对传统模式的“颠覆”，但事实上，历史上众多成功案例均表明，传统产业亦可透过科技完成转型升级。蒸汽机问世后，受益最多的并非发明者，而是能有效应用于制造与交通的企业；亚马逊借助云计算平台，不仅重塑零售产业，更于科技基建领域称王。科技创新并非创业公司的专利，传统企业若能主动拥抱科技、推动流程与供应链升级，同样能在新经济格局中赢得一席之地。粤港澳大湾区不应将“新旧”对立化，而应透过政策引导与制度安排，促进两者协同发展。

然而，推动协同并非易事，若政策过度倾斜新经济，将有可能导致传统产业撤资或外迁，甚至引发就业失衡。因此，所谓“适度有为”，既需为创新企业开路，也要为传统企业保驾，确保新旧动能平稳转换。这不仅是经济策略，更是社会稳定与治理能力的体现。

公共服务短板亟待补齐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实力虽已位居全国前列，但若从居民生活质素与公共服务层面观之，距离“富足社会”尚有一段距离。调研团队特别关注医疗教育资源，发现该领域的结构性短板值得警惕。

以医学院数量为例，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每百万人口拥有两间医学院，德国更达三间。相对之下，拥有约7,000万常住人口的粤港澳大湾区，其医学院数量仅为上述国家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远未达到国际富足标准。

医学院不仅是医疗人才的培育基地，亦承担科研与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医疗资源的分布与教育体系的完善，直接关乎居民的健康保障与生活质素。对于期望吸引国际人才、建构高端产业链的大湾区而言，医疗与教育服务的不足将成为“软实力”短板，降低区域的整体吸引力。

未来规划中，大湾区应更多着眼于“以人为本”的发展视角，不仅要强化硬件建设，更应在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投入。推动医疗资源跨境互通、建立全民健康保障机制、扩建医学教育体系，将是从“富裕”迈向“富足”的关键一役。

从旧金山湾区的成功，到费城的失败，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新旧力量之间的博弈，是区域融合能否成功的关键变数。香港若希望在大湾区发展中发挥更积极作用，不能仅做“中介平台”，更应成为制度创新的推手与价值共识的催化剂。协调传统资本与创科产业，重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起一个真正“共融”、“共创”、“共享”的湾区命运共同体，才是融合发展的真正目标。

（作者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