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6日，《学习俱乐部》首发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先生关于《十五五：三“重”命题的趋势、短板与建议》（发言录音及PPT），引起读者关注并留言：“希望看到录音文字稿”。现由常教授本人根据录音及PPT整理加工成此文，相对于会上因受时间限制的简短发言而言，本文字稿更完整也更有学术价值，现刊发，以飨读者。

我发言的题目是《十五五：三“重”命题的趋势、短板与建议》。三“重”命题，十五个字——“创新重数智、发展重人本、改革重要素”。围绕每个命题，各作三层分析：趋势、短板及建议，与大家交流、探讨。

一、创新重数智

我用“数智”二字：意指数字技术革命是基础，人工智能是其新的发展阶段，或曰“提升”。

（一）趋势（应然分析）

这里说的创新主要指“科技创新”，总的趋势是什么？我在主笔出版的《创新立国战略》（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丛书，2013，学习出版社等联合出版）一书指出，从战略层面看，国家应走“创新立国战略”之路，以切实推动我国从“加工大国”向“创新大国”跨越。从科技创新本身而言，数字革命与人工智能（AI）是核心趋势。

去年（2024）我曾四次到杭州考察、学习，当地的“六小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不仅在技术上开源、免费、低成本（这有利于推进“平权化”、摆脱贵族化），更在生产关系上呈现鲜明特点：第一，全都是民营企业（不是国有企业）；第二，全都由年轻人领军。这让我思考，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人才红利”特别是年轻人的“人才红利”已开始萌生，我国或许正进入“人才红利”发展的新阶段。

今年初，浙江开“两会”，他们访谈，我在1月13日《浙江日报》提出“创新三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建议浙江全省推广DeepSeek（“深度求索”）模式；半个月后，1月29日（中国春节期间），DeepSeek在海外爆火，引起关注。

当然，我知道，DeepSeek还不是原始创新，而属于一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AI就本身来说，现在也尚处于“一般”人工智能阶段，下一步应向通用人工智能（AGI）及更高阶段的超级人工智能(ASI)发展。这也引发我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变革，未来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二）短板（实然分析）

我国在高科技领域面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中美之间，从五月瑞士日内瓦会谈——到六月英国伦敦会谈——再到七月瑞典斯德哥尔摩会谈，双方博弈显示，在高科技领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存在相互“卡脖子”问题。虽然我们手中也有“杀手锏”——“稀土”（包括占全球61%的稀土资源和占全球90%以上的稀土精炼产能、技术与产品），但在高科技（例如芯片等）关键领域，我们确实也有“短板”。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是“十五五”我国必须突破的“瓶颈”。

（三）具体建议（四条）：

一是强化创新精神。我认为，“自立自强”不仅是科技领域“单向度”的自立自强，而应是整个国家“民族性”的“自立自强”，此乃“国之魂”。欲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培育和铸就整个民族的自立自强精神。

在这一点上，要学浙江“古越人”那种“卧薪尝胆”的精神（《勾践栖会稽》载：夜间每过一更天，卫士就喊一句：“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了吗？”“没有忘记”）。当代中国，亟需这种全国上下“自强不息”的精神。

二是营造创新环境。围绕创新者“心灵放飞”，首先要构建类似“大森林”般的大环境，同时也要培育“小树荫”式的小环境，即使一时难以形成“大森林”，也必须给创新者提供一个“遮阴蔽日”的“小树荫”，好让他们“心灵放飞”。如果大家“心灵不放飞”，你就是空谈创新。

三是完善创新机制。既要有宏观调节机制，也要有微观的“产权”机制。这里的关键是科创人员“职务发明”成果的产权分割机制。笔者在拙著《广义产权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曾提出：“还应将这部分‘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分配给具体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该单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术人员持有”（见该书，第207页）。

但，这些年，现实中教训惨痛，一些创新者因产权分割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被抓），这种“悲剧”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已发生的，也要甄别、纠偏）。必须落实科创人员的“产权”，而且不应使用“恩赐式”的“赋予”提法，建议用“尊重和承认”或类似提法为好。当然，现在我们可不去计较“提法”问题，“赋予”终究比不“赋予”好。

四是推动国家层面编制并公布“中国创新指数”。目前“全球创新指数”由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与美国康奈尔等大学联合编制（中国的排名大体可以）。国内呢，我们现在也有研究部门（如科技部科技战略研究院）编制。我建议，十五五进一步提升层次，即提到国家层面，编制并公布中国的“国家创新指数”。

（四）由科技创新引发的个人进一步思考：

今天有很多老朋友在座（也有些新朋友），我们坦诚讨论一个涉及现代化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前，教育家福泽谕吉讲过一段话：“一个民族要崛起，须改变三方面：人心（思想）、制度、器物”。这三者现代化,理论上是否有逻辑呢？实践上是否有顺序呢？我认为，理论上应该是有逻辑的，实践操作起来也应是有顺序的。

当前，我们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很好。我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身也包括了思想和制度的元素，但是，人工智能AI这等技术本身可能还属于器物的现代化，应属于第三个现代化吧？面对今天这个格局，我们能不能从实际出发，可否提高一层，抓住“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切入点，作为一个突破口，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推进。

具体建议：当前应深入研究人工智能AI对制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或者“倒逼”问题。《浙江日报》5月26日“思想周刊”刊登了我的论文《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与改革思路初探》，提出了“三层倒逼论”，即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突破口、为切入点，实行“三层倒逼”：第一层倒逼“生产方式”（介乎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如经济结构问题），第二层倒逼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问题），第三层倒逼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我这里只说是“某些环节”问题，并非上层建筑之全部）。

二、发展重人本

（一）人类发展大趋势

当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时，老师教“社会主义经济经典著作选读”，第一本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书中讲的一句话记忆深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学后感到，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最闪光的思想。

现在简化成“人的发展”，其实，马克思原话是“每个人”和“自由发展”。我理解，“人”是抽象的，“每个人”具体的；发展是可贵的，自由发展是价更高的（“发展诚可贵，自由发展价更高”）。因此，这两个前缀词是不可删节的。2018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出了最新版，我看了2018年新版，依然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我认为应尊重《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原意。因为，马恩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理念不仅揭示了“发展的本质”，更揭示了“新社会的本质”。

当代国际上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也秉持这一发展理念。例如，本人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中，曾引述了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的“人本主义发展观”。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基本原则》（1983）中指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核心是“人”。

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凭什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书中强调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

我认为，这些是“人类的共同文明”。最近（2025年7月10日至11日），北京不是正在召开“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吗”？（中宣部和中联部主办）。既然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我们得把“人类的共同文明”旗帜高高举起来才对。

正是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5月首次公布人类发展指数（HDI），将单一GDP指标转变为“综合性评价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本人曾研究过这个“指数”，认为它反映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发展的大趋势。

（二）短板分析

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情况如何？首先应该承认，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十几年，是有进步的。有数据为证：2012年排在世界第101位，2017年上升至第86位，到今年（2025公布）升至第78 位。但是，我国的GDP在全世界排第二位的。很明显，人类发展指数第78 位与GDP全球第二的排名，存在着较大的落差。

而更应引人忧虑的是，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有些媒体盲目地渲染“厉害了我的国”云云，以至于，全社会讲GDP“全球老二”者，众；讲HDI“全球第78位”者，寡。

对此，我自己很忧虑：对第二位与78位之间这个落差，怎么办啊？“人类发展指数”是要落到“每个人”的“人头”上的，同志们。按照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这种社会浮躁心理必须改变，我们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和改革空间。

（三）建议：

由此，我建议将人类发展指数纳入“十五五”相关指标。该指数包含三大核心内容，第一个是人的生命健康，特别是长寿，这个指标非常好；第二个是知识的获取，包括教育年限和教育水平。这个对我们来说太关键了；第三是生活水平，包含人均GDP等，它能更全面反映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十五五”我们是不是抓住“人类发展指数”来落实“发展重人本”？

与此相联，我顺便提一下与民生直接关的“居民消费”问题。现在，研究中国的消费，涉及“消费六率”。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消费增长率”、“消费贡献率”、“最终消费率（含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消费六个率”各有各的内涵，也各有各的用处，都不应否定。

现在，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更加广为人知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这一指标确实反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现实增长情况（大家也都比较习惯），但是根据自己的研究，这一指标存在两个重要缺陷：

其一，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内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包括商品性消费+“餐饮类服务性消费”，它除了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外，更重要的是，它不包括除餐饮服务外的其他大量的“服务性消费”（如住宿居住、交通通讯、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旅游体验、文化娱乐，以及其他用品服务等多领域的服务消费支出）。

而根据最新数据，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已经占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6.1%（即央视说的“老百姓每花10块钱，4.6元‘买服务’而不是‘买实物”）。可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包括部分交叉性的“餐饮消费”，但不包括绝大部分的服务性消费。而居民“服务性消费”，正是我国在当前和下一步要大力激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不能适应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新格局。

其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既“短缺一大块”，又“多出一大块”，即：相对于居民而言，多出了“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等”）的消费支出。根据相关数据及分析，从支出法核算GDP角度研究，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等消费这两部分构成，两者相加中国现在为54%，其中：“政府消费率”长期在15%左右（即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占到30%），“政府消费率”（ 15%）是不应该算在居民消费头上的。现行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多出了政府消费这块，是应该“剔出”的（其他不再分析，略）。

比较起来，从战略上说，我建议国家应更加重视和侧重抓“居民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支出法GDP”之比，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具体数据如下：2022年居民消费率为37.2%（低于38个可比国家53.8%的平均水平）；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公式之分子）493,247.2亿元，GDP（公式之分母）为1,262,642.5亿元，居民消费率为39.2%。这39.2%处于什么水平？这里不便引用国际比较相关的数据，简言之，国际比较，很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我认为，居民消费率是研究消费的“十环”之所在（当然个中比较复杂，难度也大），应作为国家监测和考核指标。第一，有利于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促进“每个人”的发展；第二，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全民族凝聚力，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第三，更有利于提高我在国际社会中的排名位次，强化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

至于老百姓关注的“支出法GDP，都支出到哪里去了”？这是另一个更宏观的命题，很值得研究，以回答老百姓的“时代之问”（拟另文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三、改革重要素

（一）趋势

十五五期间，中国改革将出现什么新趋势？就经济领域而言应该抓什么？我认为，应该抓“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是改革的新趋势。

2024年12月，由本人主笔、蔡继明教授副主笔，并带几位年轻朋友耗费四年心血完成的新著《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54万字），已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并被中宣部列为“2024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基于新趋势的需要，我们重点聚焦于七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功能与收入分配功能”，这是十五五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短板

中国改革已过46年，前一阶段的“商品市场化改革”之战，打得很艰苦，也取得不小成效，2021年，中国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97.5%。但是，相比之下，七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长期滞后，成为中国改革的短板。

例如，土地、技术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数据要素的产权问题，有的已破题，有的尚未完全破题，如“人脸识别”数据的产权界定和产权交易等；至于“管理要素”（企业家要素），虽然中央已经列入“七要素”之中，但是我们的文件、报告、讲话等，对此仍然采取回避态度，以至于至今“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处于“缺位”状态，这是“不可或缺”的。基于此，我在书中专门写了第十章：强调“不可或缺的”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总之，这些“短板”必须补上。

（三）建议

为提高中国的全要素市场化指数，建议十五五期间，可从“市场配置功能与收入分配功能”相统一的更高层次，“双线”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双线”之一：发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市场配置功能。去年我在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大会上提出“要素三放论”，即：“人本要素要放手”；“物本要素要放活”；“数据要素要放量”，十五五期间应秉持“要素三放论”。

双线”之二：发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收入分配功能。党中央在国内学者多年研究（包括南开学者谷书堂教授和蔡继明博士1988年首次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基础上，借鉴当代人类共同文明的成果，确立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思想：

从中共十六大（2002）提出这一“原则“，到中共十七大（2007）提出这一“制度”，再从中共十八大（2012）提出：“完善”这一“初次分配机制”，再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提出“健全”这一“报酬机制”；再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提出“优化”这一“机制”……

特别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包括“七要素”在内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直到去年（2024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一字不易地赓续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述关于“……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正是在学界此前多年探讨基础上，深入学习和领悟中央自十六大以来一系列文件的一贯思想，本人经进一步思考研究，于今年（2025年）1月9日在《中国经济导报》访谈中，提出要素分配功能的“唯一标准论”——即“要素贡献是决定要素报酬的唯一标准”“市场是评价贡献的基本尺度”。1月10日《中国改革报》转载（见图）。

这里，我尝试提出“唯一标准论”，“唯一”就不是“唯二”。我希望：不要离开中央上述《决定》提出的这个“标准”，再去另立“别的”标准。

以上观点，愿与学界朋友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