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菲尔曼·爱德华·马多戈

作为一名在教科文组织服务超过三十年的联合国外交官，当联合国在2025年迎来成立80周年的重要节点，喜悦与忧虑两种情绪交织在心中，时常让我感慨万千。让人喜悦的是，起步于二战后的断壁残垣，教科文组织凭借推广基础教育，支持科学探索和架设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世界和平与全球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让人忧虑的是，作为多边主义合作产物的教科文组织，如今却受到了单边主义行为和地缘政治竞争带来的持续挑战。怀着对教科文组织在多边合作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的期待，我不断思索我们应当如何克服挑战，在过往成就的基础上开拓未来。为此，当我关注到中国政府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举办前夕发布了《全球治理倡议》，我的内心感到由衷的欣喜与敬佩。

1945年，中国军民在东方战场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80年后，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依然不忘初心竭尽所能地为多边主义合作注入全新动力。《全球治理倡议》连同先前发布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一道，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担当，更是让所有对多边主义合作抱有期待的人们都备受鼓舞，同时在思想上深受启发。展望前路，我对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携手，在全球南方共同书写发展与繁荣的崭新篇章充满信心。

教科文组织在成立之初，与当时许多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一样，在遭受战争蹂躏的西欧国家倾注了大量资源。西欧国家的战后重建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随后又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面对南北差距的鸿沟，不论是教科文组织，还是其他联合国机构，都没有理由在过往的功劳簿上止步不前。时至今日，众多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着来自经济发展、技术革命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的复杂挑战。对于教科文组织而言，通过积极的接触与合作，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克服挑战应是责无旁贷。中国在《全球治理倡议》中强调以人为本、普惠包容和创新驱动的原则，与教科文组织的使命与理念高度契合。

对于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携手合作所能开创的辉煌事业，我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这种信心既来自于我在教科文组织工作期间，与中国政府、学术机构和企业的广泛接触，又来自我在接受高等教育时所受的发展经济学训练。与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的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单一政策范式不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重视挖掘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化经验。因此，当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成功打破新古典经济学主导的国家发展叙事，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论是学习发展经济学所培养的学科素养，还是作为联合国外交官获得工作经验，都让我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深感钦佩，同时庆幸教科文组织可以拥有这样来自全球南方的可以信赖的伙伴。

面对长期存在的南北差距，国际社会愈发担忧技术革命引起的数字鸿沟，会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拉大。然而，比起担忧，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加以应对，这是正是在与中国伙伴的共事中获得的答案。我在2024年曾作为助理总干事，参与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本土的编程教育平台推出的“非洲亚洲青年编程计划”启动仪式。在活动之中，我见证了数千名来自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在短时间内就借助中国公司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学习平台，跨越数字鸿沟掌握前沿技术。更加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许多活动参与者随后立即着手开发成功了适应本土需求的应用，例如在非洲用于农业生产的AI模型。非常幸运的是，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曾多次参与并目睹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开展的合作中，取得值得铭记的重要成就。

当我从刚果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开启人生旅程，求学与工作的经历让我的足迹遍及全球各大洲。在此之中，让我倍感欣慰的是，我总会与那些关心并愿意为全球南方发展贡献一己之力的人们相遇。现在，我知道没有什么概念比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更好的概括我的上述经历与感受。因此，不论是教科文组织全力推动“非洲优先战略”，还是致力于支持全球南方的发展，都不是以简单的地域划分来限定我们的工作重心，而是寻求国际社会共同发展和繁荣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践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助力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全球合作框架，推动包容性增长与公平共享，让每个国家都能在互利共赢中写下繁荣篇章。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深国际官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