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笔者提出“为数字经济和电子政务立法”议案获支持通过。随后“数字政策办公室”在2024 年成立，取代“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开启了数字政府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新篇章。

《“十五五”规划纲要》第四篇指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笔者认为，香港在主动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时，除了深入对接“港澳篇”，更要提高站位，纵览全局。

算力为基石

现时数码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中心”）算力使用率已达八成；自2029 年开始营运的“沙岭数据园”（“数据园”）到2032年可提供每秒18万PFLOPS的算力，约是现时香港的36倍，亦相当于内地总算力约五成。然而，在“AI”高速发展的今日，政府各部门要全力协助“数据园”加速建设，免失香港在其营运前的机会。

电力成本及使用效率决定香港算力的竞争力。政府要加强与内地合作，降低发电成本，增加电力使用效率（PUE）。“中心”目前的PUE是1.6，与国家《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行动计划》所规定的1.25 有差距，政府在优化电力使用效率的同时，必须降低发电成本，确保香港的算力具竞争力。由财政司司长主持的“AI+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必须关注此问题。

“数智技术赋能”须提速提效

政府以“AI+”为导向，除了上述的委员会，也成立由政务司副司长带领的“AI效能提升组”。笔者认为必须要提速加入试点部门，两三年才加入所有部门确实“等不了”。就如金管局的“商业数据通（CDI）”，推行多年仍受困于推动部门加入，商界对于香港公共服务“数字化”的水平可谓乏善足陈。各部门应更积极配合该组加快进程。

此外，笔者作为创科局“人工智能资助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深知以有效善用算力促科研突破的重要性。期待取得资助的机构在科研应用上多下工夫，做到利民便商，协助局方将计划成果展现出来。

建“负责任AI”规范为关键

“AI 犯错，谁来负责？”是社会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各先进经济体均探索不同的AI治理模式。

举例而言，《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采用“强监管、弱产业”模式，规管AI 的所有用途。据知，多家当地企业担心AI提供者合规成本太高；甚有联名呼吁推迟实施《法案》；美国较为侧重“市场驱动”与行业自律的较灵活规管模式，然而，联邦与各州在立法主导权上存在拉锯。

至于国家，目前采取“小切口、场景化”的策略，针对特定领域（如自动驾驶、直播电商等）实施“垂直式”的治理模式，作出精细化的规范。国家司法部亦在两会期间表示，今年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方面的立法。

反观香港，无论是数字办、财库局、司法机构、还是私隐专员公署等发布的AI 相关指引目前均无法律约束力，而着重道德规范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平衡。律政司司长于3 月成立“检视支持更广泛应用AI 所需的法律配套”跨部门工作小组，协助各政策局检视其政策范畴下的法律。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实行普通法，如何在AI 规范中结合案例法（Case Law）与成文法（Statutes）呢？应被动等待案例的发展，还是采取政策局主导，以“产业发展所需”的积极立法，再赋以“非禁即可”的负面清单式规管呢？

转载自：明报经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