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到统一，“规划引领”与“香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共生之道

2026年3月1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发展规划法》增设涉港澳特别条款，明确“国家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规划，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紧随其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几乎同时，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发布最新报告，香港再度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国际贸易自由”和“监管”两大评估领域位列首位。

一边是“国家规划”的顶层设计，一边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场体制——二者看似处于对立的两端，由此引发社会各界的深层疑虑：对接国家规划，会否侵蚀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根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光环，会否在规划的“干预”下黯然失色？一个多月以来，很多朋友在跟我交流中显现出无比的担忧与疑惑。对此，窃以为：

一、规划的本质，是指导性而非指令性

要理解规划与自由的相容性，首先须厘清规划的法律性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国家发展规划法涉港澳条款特别使用了“支持”和“主动对接”的表述，其中“主动”二字蕴含深意，表明中央尊重港澳特区高度自治，鼓励港澳发挥主动性，既着眼国家发展大局，又立足港澳自身实际，制定好对接国家战略的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特点。

这一定位揭示了规划之于香港的根本性质：它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方向性指引；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发展蓝图。香港的五年规划编制，核心在于把“香港所长”与“国家所需”很好地对接起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经济计划不同于计划经济——从性质和功能上看，经济计划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通过科学筹划与有序调控，引导经济发展实现预定目标。当前，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实施经济计划，只是两者在范围、深度和目标上存在差异。

换言之，香港所面临的，并非在“计划”与“市场”之间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如何在保持市场活力的前提下，借助国家战略的宏观视野，为自己绘制一张更具前瞻性的发展蓝图。

二、自由不是无序，规划不是干预，而是内在的统一

评估香港经济自由度的全球最权威标准，来自菲沙研究所的五大评估支柱：政府规模、法律体系与产权保护、稳健货币、国际贸易自由、以及信贷与劳动力市场监管。深入审视这五大维度与“十五五”规划对香港的支持方向，可以发现二者存在高度的内在契合。

第一，法律体系与产权保护。 “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这正是对香港普通法制度和产权保护体系的强化，而非削弱。香港特区政府的发言人明确指出，国安法律的实施让香港恢复安全稳定的环境，不仅保障市民大众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也让香港成为更吸引国际资金和投资的安全港。法治的完善，恰恰为经济自由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底座。

第二，稳健货币与资本自由流动。 “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处理着全球逾70%的人民币支付业务，资本可以便捷地投资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这一功能的强化，不仅不限制资本流动，反而拓展了资本运作的空间和选择。香港在菲沙研究所评估的“稳健货币”领域位列全球第三，正是这一优势的实证。

第三，国际贸易自由。 香港在这一领域位居全球首位，而“十五五”规划对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的巩固提升，以及对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构建，本质上是在拓展香港自由贸易的边界和深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曾明确表示，将加大力度招商引资，目标在2026至2027年吸引至少1200间内地或海外企业在港开设或扩展业务，带来至少1200亿元直接投资和12000个就业机会。这正是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市场。

三、以“小政府”撬动“大规划”，实践会出真知

香港如何在对接国家规划的同时，保持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优势？答案在于找准香港独特的“制度供给”路径。

香港向来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一国两制”之根本所在。如果香港试图在财政补贴上与内地城市比拼力度，无疑是以短搏长。香港对接国家规划的核心逻辑，并非简单的“财政跟随”，而是“制度对接”与“平臺对接”。香港的“小政府”虽不擅长直接配置资源，却掌握着内地城市难以替代的独特优势——“一国两制”下的普通法体系、资本自由流动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

这意味着，香港对接国家规划的方式，不是由政府“指挥”市场，而是由政府提供制度平臺，让市场力量在规划指引的方向上自主运作。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所指出的，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普通法制度与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接轨，税制简单低廉，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便捷流动。这些优势，恰恰是规划得以落地实施的核心载体，而非需要被牺牲的对象。

香港由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转变，正体现了这一逻辑。这意味着香港不仅要连接内地与世界，更要在连接中为各方创造新的价值——而这正是自由市场的核心精神所在。

四、从“被动放任”到“主动作为”，是升级版本的成熟

有观点担忧，规划的引入意味着香港告别“积极不干预”传统，可能损害经济自由。然而，这一判断忽略了一个关键前提：香港面临的已不再是全球化黄金时代那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重组。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积极不干预”已不足以确保香港的持续繁荣。

香港并非要复制内地的“举国体制”，而是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治理变革——从“被动放任”转向“主动作为”，以国家规划为“导航仪”，在坚守“一国两制”优势的前提下，完成一次“超级联系人”的自我升级。正如李家超所强调的，要领导特区政府全力制定具宏观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明确勾勒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核心目标、重点领域和重大举措。

这一转变的实质，不是用计划取代市场，而是用战略视野补足市场在长期方向上的盲区。香港的五年规划以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通过特区政府引导优化资源配置，在北部都会区、住房、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在AI时代，制定香港五年规划的核心不在于争论经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经济多一点，而在于如何实现民生改善更多、经济发展更优。

五、规划引领，融合东西方经验，自由更有方向，更具成就

《国家发展规划法》涉港澳条款的增设，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香港功能的全面赋能，与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事实，三者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有机整体。

规划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在复杂时代得以持续的制度保障。香港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够在国家战略与全球市场之间架起桥梁——以“一国”之本，享“两制”之利；以国家规划为指引，以市场机制为动力。正如李家超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所言，香港会继续坚定实行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持续扩展全球贸易网络，为投资者搭建桥梁、创造机遇。

对接国家规划，不是放弃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在坚守“一国两制”根本的前提下，赋予这一体制更强的战略定力、更广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制度韧性。这既是香港对国家发展的责任担当，也是香港在全球变局中保持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作者耿国华 香港西贡将军澳工商联会长、香港淄博同乡会会长、香港沂源同乡会（商会）会长、香港山东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副会长兼香港臺湾经贸委员会主席、香港鲁港姊妹学校联合会会长、香港青年精英会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