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志华

首先，“滴漏效应”在今日香港的传导力已大不如前。过往股市与楼市上扬能产生财富效应，带动消费与服务业就业；但跨境消费与网购普及、本地零售长期受压，以及自动化与新零售模式减少对低技能劳动的需求，令财富回升未必转化为基层就业机会。此外，旅游及会展等曾贡献大量就业的行业，经济复苏仍受国际环境与消费行为变化制约，短期内难以大量吸纳失业人员。

其次，要求个人通过再培训“转型自救”，虽属理性选项，但实务上面临障碍。学习成本、时间投入、家庭责任与年龄限制，使部分中低技能或中高龄劳动者难以完成有效转职；而AI与自动化可能导致某些职位长期消失，单靠个人努力不足以抵消结构性就业缺口。因此，政策应超越口号，提供可操作的过渡安排与支持。

基于此，建议政府与社会应从三方面做出调整。其一，重塑产业扶持取向，注重创造可吸纳中等技能劳动的就业机会，而非仅以GDP或公司注册数字为指标。可优先扶持的领域包括绿色基建与维修、长者及社区照护服务、城市维修与保养、专业技术服务及本地制造的高附加值细分市场。透过税收激励、资助研发与中小企转型补助，将企业需求与劳动力培训紧密连结。

其二，设计更有针对性的职业再培训与过渡安排。建议扩大带薪转职实习与学徒制度，让失业者能在工作中学习并获得收入保障；为中高龄劳动者提供分阶段、弹性化的培训课程，配合行业认证，并与雇主协议保证面试或聘用机会。另应设立跨部门就业配对平台，整合企业需求、培训机构与社会服务，缩短“学成后无职”的落差。

其三，完善短中期社会保障与积极就业服务，避免因生活压力而被迫接受低质或高风险工作。社会安全网不应只作最后救济，还应成为有效的过渡工具，例如提供短期生活补贴、交通与托儿支援，使弱势求职者能参与培训与面试。政府亦应扩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鼓励雇用曾失业者，并推出就业配套补助以降低雇主招聘风险。

此外，土地与房屋政策需配合产业与就业策略。释放土地资源与调整用地规划，应优先支持能创造更多本地工作岗位的项目，例如社区服务设施、职业培训中心、工业用地的小规模升级，以及中小企业创新园区。并应检视公共房屋及过渡性住屋安排，减少长期待业者因居住压力而无法投入职场或培训。

数据透明与政策回应速度亦不可或缺。政府应定期公布分行业、分收入层与年龄段的就业数据，并设立快速反应机制，当某行业出现失业上升时能迅速启动针对性支援计划。与此同时，应鼓励学术界与民间机构提供独立评估，确保资源投放有效且公平。

最后，政策取向必须兼顾效率与人性。面对结构性失业，不能只强调个人责任或单靠市场自动调节；也应避免以排斥或强制手段对待受影响群体。应以尊严与诱因并重的方式设计过渡方案，尊重个人选择，并以社会共识推动长远改革。只有在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包容的前提下，香港才能在追求高增值定位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确保转型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市民。

（作者系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