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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林 |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教授、深圳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北莫深港融合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于大革命时期的深港红色通道，在华南敌后武装游击战中，发挥了战略物资运输、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的营救转移、情报传递等重要作用，彰显了深圳和香港两地人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携手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伟大抗战精神。

课题研究现状
 

首先，从历史背景而言。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日本侵略者逐步蚕食中国领土，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全体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打击日本侵略者。深圳与香港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战略意义，成为抗战的重要节点。深圳地处华南沿海，毗邻香港，广九铁路贯穿其中，不仅是连接内地与外部世界的关键通道，也是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之一。香港作为国际港口城市，在抗战时期扮演了中转物资、传递情报及保护爱国人士的重要角色，其战略地位尤为突出。然而，随著日本侵略者对华南地区的军事进攻与占领，深圳与香港的政治与军事环境急剧恶化。日本侵略军在深圳实施残酷的军事占领，严重破坏当地社会秩序与经济基础；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突袭并迅速占领香港，开启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殖民统治，这一时期的殖民政策对香港社会产生了长久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深圳与香港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不仅有助于理解两地在中国抗战史中的贡献，也有助于巩固深港红色纽带、激活红色记忆，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提供历史文化支持。

其次，从研究的必要性与深度广度而言。学界对深港共同抗日的历史已有初步研究，但对深港红色通道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关注不够。一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抗战历史叙述，而对红色通道的具体运作细节缺乏深入探讨。例如，关于红色通道如何策划、建立及运作的具体过程，目前尚缺乏系统的史料整理与分析。二是对于深港红色记忆的传承机制及其时代价值的研究相对薄弱。虽然部分文献提及红色记忆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但对其如何在家庭、社区及学校教育中得以传承，以及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的价值，尚未形成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三是随著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必须巩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价值体系，应当传承深港共同抗日的红色文化，弘扬时代价值。

再次，从研究目的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本研究旨在全面还原深圳－香港红色通道的历史全貌，激活深港红色记忆，挖掘深港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一是通过对历史档案、亲历者回忆及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还原深圳－香港红色通道的形成过程，揭示其在抗战时期的关键作用与历史意义。二是聚焦深港红色记忆的形成与传承机制，探讨其在家庭、社区及学校教育中的传播路径与影响，分析其对当代社会的精神激励与文化塑造功能。三是进一步挖掘深港红色记忆的时代价值，从政治、文化、社会三个维度探讨其对巩固国家统一、传承红色文化及促进深港交流合作的现实意义。

第四，学术概念的厘定。本文采用了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理论。历史记忆理论强调记忆的社会建构性，认为记忆并非单纯的个体经验再现，而是通过集体叙述、文化符号和仪式操演等方式被不断塑造和传承的过程。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集体记忆是由社会群体共同创造和维持的，其目的在于强化群体认同和社会凝聚力。这一理论为理解深港红色记忆的形成机制及其当代意义提供了重要视角。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的「制度化」和「神圣化」形态，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她提出记忆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实践，通过物质载体（如纪念碑、文献）和媒介形式（如文学、影视作品）得以延续和传播。阿斯曼强调记忆的「文化性」和「制度性」，认为文化记忆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塑造群体身份认同和意义系统的核心机制。文化价值理论则从文化资本的角度阐释了红色记忆的传承与时代价值。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源，能够为社会群体提供身份认同和精神动力。

第五，从红色文化再现与传播角度而言。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蕴含著丰富红色资源与厚重文化内涵的先进文化形态，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深港抗战历史的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尤其是东江纵队在香港大营救中的重要作用。孙瑞蓬在《打造红色精品致敬百年征程——建党百年主题广播剧〈大营救〉创作谈》中详细描述了1941年底中国共产党秘密营救困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伟大壮举，展现了深港两地在抗战中的紧密联系。徐琳在《大时代背景下艺术群像刻划的美学力量——〈明月几时有〉评介》中通过对电影《明月几时有》的分析，揭示了抗战时期香港沦陷区的真实历史背景以及东江纵队等游击队的英勇事迹。这些研究通过文学、影视作品等形式，生动再现了抗战时期深港地区的红色记忆。研究表明，抗战时期的香港不仅是国际物资中转站，也是情报交流的重要枢纽，其战略地位在东亚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深圳与香港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一段历史是永远都不能忘却的，这就是从1931年到1945年历时十四年艰苦卓绝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军因其凶残和野蛮被称为「兽军」「日寇」，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文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被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日寇入侵深圳与香港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后，逐步占领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部分地区。日寇采取了大规模轰炸、烧杀抢掠等手段，导致深圳地区（原宝安县域）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破坏。深圳作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重要通道，使得日军对其实施了严密控制，并试图切断抗日力量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往来通道。在日寇铁蹄下，深圳地区的农业生产停滞，商业活动被迫中断，人民流离失所，社会陷入极度动荡之中。日寇还通过建立伪政权和强化军事管制，试图巩固在深圳的统治地位。日寇的野蛮侵略行动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点燃熊熊抗日烽火。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对香港发起军事进攻，经过18天的激战，英军于12月25日投降，港督杨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在投降书中签字，香港自此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由于英军在圣诞节当天投降，这一天被称为「黑色圣诞」，标志著香港的沦陷。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对香港实施了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和赤裸掠夺，如强制推行军票、实行粮食配给制度，对华人社区进行歧视性管理。这些政策不仅摧毁了香港的经济基础，还导致社会秩序全面崩溃，民众生活陷入极度困境。在这片黑暗之中，香港人民并未放弃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展开了殊死斗争，为保护香港的文化精英和普通民众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深圳与香港的特殊战略地位

深港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深圳毗邻香港，且广九铁路贯穿其中，使其成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重要枢纽。这一地理优势不仅为抗战时期的物资转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人员往来和情报传递创造了关键通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圳地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一地理条件，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和地下联络站点，为东江纵队的活动提供了坚实保障。此外，深圳地区的险要地形和茂密丛林为游击战争提供了天然屏障，使得抗日武装能够在日军封锁下灵活机动地开展斗争。深圳的战略地位还体现在其对香港的支持作用上，两地之间的密切合作构成了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支撑点，为夺取华南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国际港口城市，香港在抗日战争时期扮演了多重重要角色。首先，香港是抗战物资中转的关键节点，大量来自海外的军需品和医疗物资通过香港运往内地，为抗战前线提供了重要支持。其次，香港在情报传递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国际化背景为抗日情报网络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香港还是保护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的重要基地。在日军占领香港后，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功营救了大批文化精英和国际友人，将他们安全转移至内地，这一行动被誉为「香港大营救」。这些事迹不仅体现了香港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也彰显了其作为国际都市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责任与担当。正是由于香港在抗战中的多重角色，其与深圳共同构成了华南敌后抗战的核心区域，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
 

深港红色通道的形成和作用

（一）深港抗日红色通道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华南敌后抗日工作，并将其纳入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深圳与香港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敌后斗争的关键区域。据相关研究，深圳地区的党组织在中共广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逐步建立起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抗日武装力量，为红色通道的形成提供了组织前提。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国际港口城市，不仅是物资中转的重要枢纽，也是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聚集地，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然而，随著日本侵略军对华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尤其是1941年香港沦陷，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正常联系被切断，建立一条秘密且高效的红色通道成为当务之急。

从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来看，深圳与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在抗战初期便已初具规模。深圳地区党组织通过团结广大人民，组织抗日武装，逐步形成了以阳台山、惠宝边坪山等根据地为核心的抗日力量网络。而在香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则在沦陷期间秘密开展城市近郊和海上游击战，为红色通道的建立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军事支持。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华南敌后抗战工作，通过香港这一窗口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保持联系，这使得深港红色通道的建立不仅是地方性的需求，更是全国抗战大局中的关键一环。

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廖承志请到了他的窑洞，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党中央决定委派廖承志前往香港，开设香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简称香港「八办」）。1938年1月初，经先期抵港的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周密筹建，香港「八办」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设立，对外称粤华公司，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搜集国际局势信息，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恢复整合香港等地中共组织，领导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接收并转运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国际友人捐赠的抗战物资。廖承志为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潘汉年参与领导，连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李少石、张唯一、乔冠华、罗理实等20多位同志先后以各种合法身份和社会关系为掩护在办事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八办」高度重视抗日武装力量建设工作，积极领导、协助中共粤港地方组织建立和发展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先后建立东江抗日根据地、珠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等多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武装成为香港沦陷后持久抗战、保卫粤港人民的坚强力量，为粤港地区抗战作出了杰出贡献。1942 年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八办」正式撤销，人员转入游击队伍继续开展抗战工作。

深港抗日红色通道的建立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涉及多个关键时间节点和重要决策。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红色通道的策划始于1941年底香港沦陷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体由香港「八办」部署和实施），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派出精干武装部队进入香港，分三路直插新界地区，秘密开展抗日斗争。这些武装力量在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的带领下，首先收集了英军溃逃时丢弃的武器弹药，建立了新界及九龙的抗日基地，设立了西贡墟地下联络机制，初步建立了深港抗日红色通道。

1942年2月，陈达明带著东江纵队尹林平（政委）、曾生（司令员）的信到了港九，陈达明、蔡国梁和黄高阳在西贡开会。1942年2月3日，港九独立大队正式成立，大队长蔡国梁、政委陈达明、政治处主任黄高阳，统一领导港九地区武装斗争。这支队伍后来发展到约1,000人，包括港九地区的工人、农民和热血知识青年，下属6个中队。有长枪队、短枪队、海上武装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和情报系统等。东江纵队在深圳地区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并通过广九线贯穿其中的地理优势，逐步打通了连接深圳与香港的物资运输线路。在此过程中，党组织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包括利用海上航线进行物资运输，以及通过陆路交通线转移人员，确保通道的安全性和高效性。红色通道的建立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支持，许多村民和渔民积极参与到物资运送和情报传递工作中，为通道的顺利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至1943年，随著东江纵队力量的不断扩大，深港抗日红色通道的作用不断发挥，不仅承担了物资运输的任务，还成功实施了多次营救行动，如著名的「香港大营救」，将数百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安全转移至内地。这一系列举措标志著红色通道从初步建立到全面运作的转变，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战略智慧。

（二）红色通道的参与人员及其分工

深圳—香港红色通道的运作离不开党组织领导人员的精心策划与坚强领导。其中，东江纵队相关领导人起到核心作用。曾生作为东江纵队的司令员，不仅直接参与了红色通道的规划与实施，还在抗战中展现了非凡的决策智慧与领导才能。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组织香港海员进行离船罢工等形式的抗日斗争，为红色通道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此外，黄冠芳和刘黑仔作为港九独立大队的队长和副队长，在红色通道的具体运作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率领游击队深入新界及九龙地区，建立了多个抗日基地，并成功开辟了西贡墟地下联络机制，为通道的安全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些党组织领导人员不仅在战略层面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还在实际操作中展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与创新性。例如，在面对日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他们充分利用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地理优势，设计出了多套备用方案，以确保物资和人员能够顺利通行。同时，他们还注重发动群众力量，通过广泛动员当地村民和渔民参与通道运作，极大地提升了通道的隐蔽性和可持续性。正是由于这些领导人员的卓越贡献，深港红色通道才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始终保持高效运转。

在深港红色通道的运作中，游击战士的英勇事迹与无私奉献成为红色记忆的底色。交通员、游击队员以及其他普通民众构成了红色通道运行的中坚力量。例如，许多交通员冒著生命危险穿梭于深圳与香港之间，负责传递情报和引导人员转移，其工作的高效性与隐蔽性直接关系到通道的安全运行。而游击队员则承担了保护物资运输线路、打击日军巡逻队等重要职责，在战斗中展现出顽强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香港当地的村民和渔民积极参与到红色通道的运作中，为物资运送和人员转移提供了重要支持，充分展示了深港两地人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而团结协作、英勇战斗的不屈精神。

（三）红色通道的物资与人员运送

深港红色通道在抗战期间承担了重要的物资运输任务，其运送方式多样且灵活，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智慧与创造力。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红色通道主要通过海上和陆路两种途径进行物资运输，以应对日军对交通线的严密封锁。

在海上运输方面，党组织充分利用了深圳与香港之间便利的海上航线，派遣熟悉海况的渔民驾驶小船往返于两地之间，运送包括武器弹药、医药用品和粮食在内的各类抗战物资。这种方式虽然风险较高，但由于船只体积小、行动隐蔽，往往能够成功避开日军的巡逻与搜查。

在陆路运输方面，红色通道则依托深圳地区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广九线贯穿其中的地理优势，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这些交通线通常由游击队员负责保护，沿途设有多个隐蔽的中转站，用于存放和转运物资。为了确保物资运输的安全性，党组织还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例如使用暗号识别身份、避开日军据点等，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物资被截获的风险。

此外，当地群众也积极参与到物资运输工作中，利用老百姓身份或夜间行动等方式，协助完成了大量物资的转运任务。正是通过这些灵活多样的运送方式，红色通道得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持续保障抗战物资的供应，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

深港红色通道不仅承担了物资运输的任务，还在保护爱国人士、营救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大营救」发生在1941年底香港沦陷之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香港「八办」协同华南地区党组织，秘密将800多位被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以及国际友人安全转移至内地。这些人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沙千里、胡绳、梁漱溟等300多人，还包括被近百名日军关押在集中营的英军官兵和英国、印度、荷兰、比利时等国侨民，以及国民党驻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高级官员余汉谋、吴铁城等人的多位家属。大营救极大增强了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信心，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转移过程中，红色通道采取了多项措施以确保人员的安全性和隐蔽性。例如，党组织利用西贡墟地下联络机制，安排专人接应，并引导被营救人员通过海上航线撤离香港，再经由深圳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如白石龙、阳台上、大鹏、葵涌等地转移至内地。同时，为了避开日军的搜查，转移行动通常在夜间进行，并借助当地群众提供的掩护，利用民宅作为临时藏身之处。此外，游击队员还负责沿途的安全保卫工作，多次成功击退了日军的巡逻队。

红色通道在营救国际友人方面也展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例如，一些外国记者和救援人员通过红色通道得以安全撤离香港，并将抗战真相传播至国际社会。这些事迹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宽广胸怀，也为深港红色记忆的形成增添了独特的内涵。
 

深港红色记忆的形成与传承

（一）红色记忆的核心内容：抗战中的英勇事迹

抗日战争期间，深圳与香港地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作为香港抗战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抗日武装力量，深入新界及九龙地区，收集英军溃逃时遗弃的武器装备，并迅速建立起抗日基地和地下联络机制。游击队员们开创性地开展城市近郊和海上游击战，为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斩竹湾村的烈士碑园记录了游击队员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浴血奋战的历程，其碑体模仿步枪外形，象征抗日武装力量的不屈意志。此外，深港两地的民众也积极参与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他们为游击队提供物资、情报，甚至直接参与战斗，展现出团结协作、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烙印在深港人民的心中，成为红色记忆的核心内容。

深港地区的红色记忆还体现在普通民众对抗日英雄的缅怀与纪念上。例如，新界西贡区及乌蛟腾村的两座抗日英烈纪念碑，静静伫立于群山环抱之中，深埋著港九大队出生入死的历史记忆。这些纪念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后人铭记先烈英勇事迹的重要载体。通过亲历者回忆和历史文献的整理，可以清晰地看到深港人民在抗战中的无私奉献与坚定信念。正是这些英勇事迹的代代相传，使得深港红色记忆得以不断丰富和深化。

特殊历史事件在深港红色记忆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大营救」事件。这一壮举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危难时刻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彰显了深港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深厚情感。

首先，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保护文化精英的决心与智慧，增强了深港人民对党的信任与认同。其次，营救过程中涉及的复杂路线与周密部署，进一步展现了深港红色通道的重要性。最后，在深港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集体记忆，成为红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记忆不仅强化了两地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也为后世传承红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深港红色记忆的传承

深港红色记忆的传承主要体现在家庭与社区的日常讲述以及学校教育与文化传播的系统性推广中。家庭传承与社区传承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红色记忆在深港地区的延续与发展。

在深圳与香港的许多家庭中，老一辈人常常通过讲述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故事，向晚辈传递红色记忆。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不仅使年轻一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抗战历史，也让他们感受到先辈们的无私奉献与爱国情怀。

社区活动则是红色记忆传承的另一重要形式。在深圳与香港的部分社区，每年都会举办纪念抗战胜利的主题活动，如祭扫烈士陵园、重走抗战路线等，生动再现抗战时期的历史场景。此外，社区还邀请抗战亲历者或专家学者举办讲座，进一步深化居民对红色记忆的理解。这种家庭与社区相结合的传承方式，不仅增强了深港人民对红色记忆的认同感，也为后代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

学校教育与文化传播在深港红色记忆的传承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学校层面，深圳与香港的中小学普遍通过课程设置与文化活动，将红色记忆融入学生日常学习中。深圳市罗湖区推出「行走的思政课」项目，通过组织学生实地考察红色遗址、参与情景模拟等方式，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抗战历史。这种沉浸式教学方法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红色记忆的时代价值。

文化机构则在传播红色记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与香港的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场所通过举办专题展览、出版相关书籍等形式，广泛宣传抗战历史与红色文化。例如，深圳的党史馆和香港的历史博物馆均设有专门的抗战展区，通过实物、图片和多媒体展示，生动再现深港地区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不仅扩大了红色记忆的影响力，也为深港两地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契机。
 

深港红色记忆的时代价值

（一）政治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港红色记忆作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敌精神的重要体现，对巩固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深远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圳与香港地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现出高度的合作意识与爱国情怀，这种精神不仅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支撑，也为当代国家统一提供了历史借鉴。伟大团结精神的内生逻辑表明，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向心力、行动力和意志力，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核心动力。通过深港红色记忆的传承，可以进一步激发民众对国家统一的认同感，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种精神力量更显珍贵。

深港红色记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对培养公民爱国情感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研究表明，红色记忆能够有效增强青年学生和党员同志的理想信念，明晰奋斗方向。深港红色记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塑造新时代公民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感。

（二）文化价值：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

深港红色记忆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具有独特作用。红色记忆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文化的记忆建构，在当代语境中承载著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其通过记忆唤醒、建构和刻录实现了表达、维护和认同的功能。红色文化不仅是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源的重要见证，更是推动教育合作和建设人文湾区的宝贵资源。深港红色记忆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为大湾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特别是在提升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方面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深港红色记忆还丰富了深圳与香港的地域文化内涵，为两地文化发展增添了独特魅力。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新兴城市，其红色文化资源蕴含著丰富的史学价值和时代价值；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其红色记忆则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独特历史风貌。通过挖掘和传播深港红色记忆，不仅可以促进两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还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推动区域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三）社会价值：促进深港社会互信和携手进步

深港红色记忆作为两地共同的历史记忆，对增进人民相互了解、促进交流合作具有重要价值。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战事迹表明，深港两地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血肉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战斗中的相互支持，也反映在战后两地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因此，深港红色记忆不仅是历史的回顾，更是推动当前深港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有助于增进两地人民的感情与信任。

深港红色记忆所蕴含的精神对营造和谐社会氛围、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具有积极作用。红色记忆中的英勇事迹和无私奉献精神，能够激发社会成员的集体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例如，深圳地区党组织在抗战中建立的阳台山、惠宝边坪山等抗日根据地，不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当地群众树立了团结协作的榜样。在当代社会，这种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激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坚韧不拔的意志，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深港抗日红色通道的形成、发展和作用，彰显了深港人民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的英勇事迹、英雄人物和历史贡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率领全中国人民，共御外敌、保卫家园的抗战精神和中流砥柱作用，揭示了深港红色通道在物资运输、人员转移及情报传递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总之，激活深港红色记忆，弘扬深港红色文化，重走深港红色通道，对促进「一国两制」事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港融合发展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7-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