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飞龙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过程中，美国作为“现实霸权”对世界体系继续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的性质日益显示出破坏的一面，尤其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以其文明根基与实力体量而具备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可能性。这种新旧核心势力的周期更替，在西方经验中理解为“修昔底德陷阱”，由此引发美西方与中国的新冷战及其系统性对抗。然而，在21世纪的世界体系斗争中，欧洲成了配角，成为忽然之间的“小国们”，成了上不了主桌的中小型势力。这是欧洲面对的痛苦的现实。我将这种现象成为欧洲的“侏儒化”。

这种“侏儒化”是如何发生的？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世界历史课题。

其一，侏儒化具有相对性。欧洲各国仍然被视为强国，视为发达国家，仍然习惯于干预外国特别是曾经的殖民地国家的事务，仍然习惯于充当世界警察和道德导师。相对于多数的全球南方国家，欧洲仍然是强国集团。但相对于中美俄这样量级的单一政治体，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或其以欧盟形式呈现的联合体，都不足以真正成为国际政治的强势而平等的一极。

其二，侏儒化具有渐进性。欧洲的衰落是逐步发生的，既有美国霸权兴起必然产生的挤出和替代效应，也有其自身追求后现代价值观和“去政治化”带来的消极性的国际政治后果。在二战后的马歇尔经济援助体系和北约军事安全体系下，欧洲整体上变相接受了美国的“反向殖民化”及美国领导权。外部有美国霸权保护，内部有价值观和发达经济的引导，欧洲快速走向“后现代化”，但中美俄并没有后现代化，一旦发生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政治斗争，欧洲就只能边缘化，靠边站。

其三，侏儒化难以自觉和补救。欧洲的侏儒化是一个逐步深化的欧洲国际处境与形象，欧洲有识之士是有察觉的。在政治上，二战后的“戴高乐主义”代表了欧洲战略与政治自主性的追求，但未能扩展为全欧洲的政治主导精神，今日马克龙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是戴高乐主义的余绪。思想上，二战后出现的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构想与欧洲共同体的联合自强思想，代表了欧洲的整体共同体意识和决断意志，但因美国的强大渗透支配及欧洲内部的多元制衡，欧洲一体化始终一波三折，英国的“入欧”与“脱欧”的交替也证明了欧盟整合力的缺口。时至今日，尽管特朗普主义充分展现对欧洲的歧视和压制，但欧洲战略自主与政治自觉仍然不成体系，不成队形，难以凝聚为欧洲的集体共识与行动方案。

与欧洲侏儒化相对的世界体系演变的总体趋势是多极化，但欧洲难以成为独立发挥影响力的一极。多极化是世界政治的显著事实，是相对于美国单一霸权而言的。对美国而言，任何多极化的主张与实践都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都必须加以拆解和压制。欧洲本身并无美国式的霸权负担，对多极化并不严格排斥，但其深刻困扰在于自身难以成为独立一极。推动多极化是所有全球南方国家的共识与理想，因为这一进程意味着反对单一霸权及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权。中国与俄罗斯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主要力量，也是维持世界多极化的依靠力量。打击多极化，对美国而言就是打击中国与俄罗斯。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面对的三个层次的威胁：其一，中国与俄罗斯的全球性威胁，其中中国是最主要对手和最大威胁；其二，伊朗、朝鲜构成地区性威胁，以其核武器、专制政体和地缘战争风险为威胁来源；其三，恐怖主义等威胁。拜登政府及2025年开启时的特朗普二任，对上述威胁层次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点并未改变，而是不断强化。因此，美国的乌克兰问题立场与美国对中国由“接触”转“遏制”的政策转向，其根本点就在于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与中俄的多极化、多边主义之间的规范性对立及其斗争。

从大变局之长期趋势来看，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既不道德，也不现实，必然为人类文明发展大势所抛弃。多极化是更合理的国际关系格局，也是人类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美国的真实问题是如何面对单一霸权衰落并逐步适应多极化世界的问题。欧洲的真实问题是如何面对依附美国霸权的现实以及自身侏儒化的挑战问题。俄罗斯的真实问题是如何在乌克兰战争的结构化谈判中实现新的欧洲安全保障架构并建立与北约、中国等多极力量的新平衡问题。中国在欧洲侏儒化与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是最具建设性、和平性、发展性、调节性与塑造性的力量。九三阅兵及中国最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引导构建21世纪多极化秩序的清晰意志和强大力量。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