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锦辉

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强于“全国两会”中发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为今年国家重要工作任务之一。

短中长指标 推动“AI+行动”

就此，国务院实事求是，分别于8月21日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章，为国家“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产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与生产关系深层变革，加速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与智能社会新形态”，提出多项意见。

《意见》首先介绍国家“人工智能+行动”的短（2027年）、中（2030年）、长（2035年）期的关键绩效指标，最终是以国家全面步入智能经济与智能社会发展为目标。然后文章提出两方面的具体工作意见，分别包括：

(1)加快实施重点行动。简单而言，“人工智能+”一词的“+”是指“应用”，所以“行动”之目的，是促进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去提升不同应用的效能及生产力。《意见》明确指出六大“人工智能+”应用范畴：包括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及全球合作，并为每个范畴的工作目标提出意见。仔细看，不难观察到这些应用范畴与国家“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尾呼应，它们显然是为了政府有序实践“报告”所制定的十大工作任务而设。

(2)强化基础支撑能力。为配合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政府提出在软硬基础建设上作各方面的建设及优化。在硬能力方面，《意见》提出了多项优化数据、算法及算力的意见，分别包括加强数据供给创新体制；提升大模型基础能力；以及强化智能算力等，就建模和运算提质提效。在软能力方面，另提出优化应用发展环境；促进开源生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政策法规保障；提升人工智能安全能力。

港须优化教与学 纾市民AI焦虑

笔者早于去年10月公布《人工智能+策略》建议书，促请特区政府因应人工智能的发展，部署人工智能的策略和应用，为香港未来经济和民生各政策范畴，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就此，政府可以深入参考国务院《意见》文章中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一方面可以配合国家“人工智能+行动”的发展策略，而另一方面，可有助纾缓香港市民（包括笔者）对人工智能所能引发的不同社会问题之焦虑，例如人机共融与协同、AI伦理与素养、AI教育与职训、机器代人、国家安全等问题对香港发展均举足轻重，亦是笔者针对“人工智能+社会科学”跨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举例，笔者曾向政府建议：

‧善用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代理式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各阶级包括中、小学、高特教育及职业培训等的教与学；

‧在社会人力资源调研中加入“非自然人”（包括“虚拟人”及“机器人”）在劳工市场的参与及其影响；

调研“非自然人” 如何影响劳工

‧加倍注意“人工智能安全”，特别是保障“大型语言模型”（LLM）击袭及内容删改的风险；等。

不谋而合，笔者的建议亦是在《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之重点考虑范围之内。适逢行政长官正忙于编写2025年《施政报告》，期望《报告》把“人工智能+规划”纳入其中，让香港与国家同步制定短（2027年）、中（2030年）、长（2035年）线的人工智能发展蓝图。

【知识库】AI会引发哪些焦虑？

•AI在文案生成、设计、客服等领域展现高效率，导致许多白领和传统行业工作者担忧技能贬值和失业。

•AI技术发展迅速，如从GPT-4到GPT-5的突破周期缩短，使人感觉难以跟上技术，尤其理工背景受冲击更大。

•年轻族群因应AI压力出现注意力障碍、失眠和抗拒新技术，形成焦虑与过度努力的恶性循环。

•AI生成的文化产品缺乏人文味，冲击传统文化信仰和社会共同记忆。

•AI使人愈来愈依赖机器解决问题，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可能造成孤独感加剧和情感及伦理外包。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