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炜光 夕爷（林夕）的词我听过不少，但无缘识荆，今天却有朋友传来夕爷的文章，批笔者是「最可怜的蛆虫」。笔者现时勤于笔耕，航拍神州，快活逍遥，怎样看都不觉自己「可怜」。夕爷既然提到我最有兴趣的中共党史，那我们不妨来个Shall We Talk？ 夕爷近年久居台湾，在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下，可能买不到内地的书，不知道国共当年斗争时的著名间谍的下场。当年周恩来一手创立「特科」，于1927年成立（周恩来时年29岁）。周恩来曾设计中共第一套无线电密码，叫「豪密」（因为周的代号是「伍豪」），由创设至1949年解放逾20年，国民党以至美军都不能成功破译。不要小看密码，情报工作不光是电影中的刀光剑影；密码的设立和破译是重要一环。二战时的日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便是因为被美军破译了有关其行踪的密码后，被美军成功截击，一命呜呼。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活到78岁。 周恩来一手策划熊向晖潜伏在国民党大将胡宗南身边12年。1947年3月胡宗南率大军闪击延安，由于有熊向晖的情报，中共好整以暇，全身而退。熊老不单善终，且在建国后成为职业外交官，在晚年时成为中信集团高管。我有个客户便曾被熊老「耳提面命」过。熊老享年86岁而善终。 沈安娜以速记员身份潜伏在国民党军事高层15年，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博的人」，曾经夸张到蒋介石今天刚讲完如何部署剿共，翌日有关谈话便完整地放在毛泽东的桌上。建国后沈安娜在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20年前的2001年中共建党80年才正式现身。沈安娜和同是中共情报员的丈夫，建国后生活美满，沈氏活到94岁高龄而善终。沈安娜被誉为是真正的「风筝」。嗯﹗夕爷人在台湾，可能看不到《风筝》这套剧。简而言之，便是重要的潜伏的代号。 当然上述历史全部在书中、在互联网上能找到。笔者不是潜伏，也从来不是中共党员。笔者只是个爱国爱港的前香港民主党成员、创党司库。笔者追求民主的初心不改，但民主是要达致良政善治，为民福祉，而不是为境外势力去搅乱国家，贻害香港，更不是拖香港后腿的Vetocracy。至于夕爷及一众黄营KOL近日这么「垂青」笔者，其实只有一个原因，笔者的「AO升迁必须由两办副署」建议，一剑封喉，直奔主题而已。 笔者年轻时拜读过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印象最深刻的是郭靖在襄阳城楼教导杨过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笔者以此为人生目标，追求民主好，评论港局好，心中念兹在兹的是这两句话。当然，从夕爷近年评论看，夕爷心中没国家，也没民族。诚如同文屈颖妍所言：「没国家的人不会明白我们的」！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来源：点新闻

文/冯炜光  今年是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 国家近年提倡「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是2021 ，那是建党百年，第二个是2049，那是建国百年。 据文献记载，1921年7月，当时全国只有50多位党员的中共在上海秘密成立，之后经历了惊心动魄的28年，终于在1949年成功建政，缔造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建党到今天建政70多年，中共的顿挫与兴旺和香港息息相关，既有香港积极贡献的一面，也造就了香港繁荣的一面。本文以下列几位人物切入，揭示中共百年与香港的忧戚与共，风雨同舟。 周恩来 见到解放军的「八一」军徽，大家或许知道这和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有关。然而大家可知道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由于力量悬殊，1927年8月3日周恩来率部队南下，最后在潮汕一带，周恩来得了伤寒，发烧不止，数度昏迷。 在聂荣臻、叶挺及地区党负责人杨石魂的陪同下，四个人挤在一个很小的孤舟上，漂洋过海来香港避难。周恩来当时入住油麻地一个豪宅，对外讹称是「李姓富商」，党组织并安排了香港党支部的一名女党员范桂霞扮作「李太太」。此事在2017年的《建军大业》的电影中也有述及。周恩来在香港休养了近大半个月，期间还经常坐船至港岛，再步行上半山坚道一秘密地点主持会议。会议目的是策动该年底的「广州起义」。可以说，若没有香港，以周氏当时的身体状况，佷难在内地找到安全的休养地。 「十大元帅」有五位曾避祸香江 大家可知道，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其中肩负重要角色的便是叶剑英元帅，而叶帅年轻时（1920 年代）便曾避祸香江，躲过反动派的追捕和屠杀。另一位元帅聂荣臻，除了前述他在1927年10月护送周恩来南下香江，聂帅本人在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也南下避祸。当时广州城内一片恐怖，凡是不懂说广东话的都可能被拘捕及枪毙。聂帅是四川人，一开口便会出事，便扮作恶吧南下香江，并在香港住了近 3 年，期间既在香港训练军事干部，又要小心防范港英鹰犬的追捕。  除了叶剑英和聂荣臻、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也在不同时候避祸香江。建国后的「十大元帅」，有 5 位曾经避祸香港。香港在特定的歴史环境下，荫庇了这批日后在战场上和建国后叱咤风云的领导人。 《明月几时有》 看过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戏里叶德娴扮演一位为了掩护抗日情报而犠牲的母亲，其原型便是香港抗日游击队中队长方兰的母亲冯芝（1883-1944）。 方兰是香港人，生于1921年，十几岁起就当了游击队交通员。队里大家都习惯称她「方姑」。方兰的母亲冯芝，坚定支持方兰参加抗战工作，并主动给游击队充当义务交通员。1944年，当时已经61岁的冯芝在一次护送情报时不幸被捕，游击队员曾制定行动方案，准备以武力强行营救，但为避免造成更大的牺牲，方兰强忍悲痛，制止了营救行动。冯芝在狱中多番遭酷刑折磨，却始终守口如瓶，最终牺牲。2020年冯芝被列入国家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这支名为东江纵队的抗日游击队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其港九大队则在1942年2月（即香港刚沦陷）在新界西贡成立，战时屡建奇功。《明月几时有》中的彭于晏的角色原型便是港九大队的刘黑仔（1919-1946）。刘黑仔是深圳大鹏人，日军侵华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游击队。1942年元旦后，刘黑仔等遵照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南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指示，参加营救被日军困在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士的工作，从当年1月到3月，被他们营救出来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有七八百人，影响巨大。这个大营救行动也是《明月几时有》的主戏轨。 上文提到八路军驻港辧事处是由廖承志1938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家可知道地址在哪？那便是皇后大道中18号，即今天新世界集团的全球总部所在地。  霍英东 中共1949年建政，还不到一年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封锁我国沿海，切断我军补给。当时只有香港这个缺口，但英国殖民地者也盯得十分紧，且一出香港海域便有可能遇上国民党军舰，凶险无比。当时有人想到了霍英东。霍英东回忆说：「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往后，一船船，一箱箱的急需物资（药品、轮胎等），源源不断地从港澳运往内地。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2000年10月25日，北京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霍英东是唯一一位被邀请出席的港人，而且坐上了主席台。霍英东说：「当年我或许还不是很清楚，但今天我可以清楚的知道：我是做对了。对这一切，我无怨无悔。」 至于由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合资企业是美心集团伍氏家族，以至为了国家在1950至60年代不惜牺牲，在港英警队大好前途而潜伏的曾昭科等，许多激动人心的事迹，令人神往和起敬。可以说，中共由革命、建设、富强等跌宕起伏，艰难探索，香港都因为机缘巧合，身份特殊而扮演了独特角色。 回看今天部分年轻人歇斯底里地仇恨国家，仇恨中共，他们是数典忘祖，辱没先人，站在历史错误的一方。笔者诚挚希望部分浅黄年轻人能多读书，多看歴史，不要再受西方别有用心的媒体所蒙蔽，睁眼看世界、看国家、看香港，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和爱国者。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来源：橙新闻

文/冯炜光  食卫局常任秘书长刘利群升迁一事引起社会各界不满。（点新闻资料图片） 有资深爱国议员回应近日舆论狠批食卫局常任秘书长刘利群升迁一事，说会影响公务员士气，这是偷换概念。AO只是公务员一份子，且是自视极高，对一众公务员尤其专业职系公务员颐指气使惯了的一批所谓「精英」，AO的士气绝不等同全体17万公务员士气，更绝不能代表一众爱国公务员的士气。 事实上笔者在文章内引用的小故事，很多是专业职系的公务员告诉笔者的，AO在官场内自以为是，靠着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制度荫庇而位居高位，但却不履行「爱国者治港的更高要求」，一众爱国公务员已经十分气愤。光是AO们平日坚持用英文写政策文件、写下属人事档案、用英文回答立法会提问（再花资源去翻译）、以至AO的联谊组织的周年活动充满英式怀旧色采（令出席者以为香港还未度过1997年），早便令广大爱国公务员及知情人士侧目。 大家必须明白今次对刘利群升迁的大反弹，不光是因为她一个人，而是回归以来AO的爱国表现远不如理想。今次对刘利群升职的民情大反弹，有评论护航说不是刘利群她一人责任，那么是谁的责任？政府检讨了吗？聂德权局长检讨了吗？从聂局长近日的发言，AO们这位「事头」仍然视AO 升迁为他们的禁脔，不容批评，更绝对不容许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两办」）染指。聂局长这取态是在「爱国」抑或「抗中」呢？爱国群众眼睛雪亮，中央洞若观火。 假如聂局长及一众为AO护航的人士没看透没看清社会质疑的本意，以为是针对个人，那就大错特错，说明我们庙堂之上的各位上大人，不仅政治素质差强人意，EQ和理解能力也有很大问题。 笔者想诘问一众位高权重的D6、D8AO及AO出身的局长（例如聂局长）下面几个问题： 1）你们枱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 2）你们在过去十年上过多少次国情班？在国情班是积极学习，抑或只是消磨时间，虚应故事? 抑或以各种理由根本不去参加呢？ 3）「涉港、涉台、涉疆、涉藏」事关我国核心利益，外国却很喜欢拿来说事。香港你们熟悉，台湾肯定去过；但新疆、西藏呢？过去5年你有去过吗？没有亲身体会，如何在香港这国际城市主动为国家辟谣挡箭？ 4）回归24年，你们为何一直坚持所有政策文件都要以英文草拟？是想给英国殖民者看？抑或想给广大香港市民看？ 5）凡是有非AO出任特首时，便传出高级的AO们抱怨「礼崩乐坏」；然而你们捍卫的「礼」和「乐」却是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惯例和传统，你们知道吗？ 这 5 个问题，你们若真实回答的话，能给出一个爱国市民及负责监督港局的两办满意的答案吗？ 当然现在有宣誓安排，一众AO们也宣誓了，但这只是确保德能配位；政绩才确保能能配位，德才兼备。诚如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昨天所说，「干部要当老百姓的官，不要做官当老爷。」 AO在政绩上不能主动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但又不容许中央染指AO升迁的改革，这样的管治制度，究竟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还是你们这群D6、D8的AO的？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编辑：潘丽丽

文/冯炜光 刘利群升任常任秘书长。资料图 2021年2月22日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详细阐述「爱国者治港」之日，也是夏主任自2020年2月履新以来的首次公开发言，意义重大。但历史往往充满反讽，就在同一日，一向被爱国爱港群众诟病的食环署署长刘利群竟获特区政府擢升为食物环境卫生局常任秘书长，2月23日生效。刘利群由原来的首长第6级（D6）擢升至首长第8级（D8)，月薪30万港元，而且第8级是政务主任（Administrative Officer, AO）中的最高一级，意味除非刘秘书长日后获特首提名和中央委任为局长，否则，她便已官至极品了。  夏主任的发言中有一段是可圈可点，但却较少人注意的。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选举制度改革上；但以夏主任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公开发言，全文逾5,000字，字字珠玑，不可能无的放矢。夏主任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在爱国标准上，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究竟哪批人是香港架构中掌握重要权力呢？答案是：香港的AO，尤其位列D6和D8的，因为他们不是各处/署之长，便是常任秘书长，手握大权。以刘利群曾任的食环署为例，2019年黑暴肆虐，四处都是「连侬墙」的黄/「港独」文宣，但刘署长巍然不动，于是这些文宣得以保存数月之久，令香港污烟瘴气，惨不忍睹。这便是署长的权力，也是署长的不作为。至于各政策局的秘书长，大家可知道各政策局的财权并不在各局长手中，而是在各秘书长手中。即是说，只要秘书长和局长顶牛，局长要做的事便拨不出钱来。这不是没有发生过。前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初任局长时，据说便因为时任的常任秘书长和他意见不同，令吴局长难以一展抱负。最后搞了好几年，几经辛苦，才成功把这位顶牛的秘书长换走。 说到秘书长的轮换或AO之间的擢升，其做法一向极不透明。以今次刘利群晋升为例，纵容黑暴文宣的竟然有官升。刘秘书长年薪约 360多万港元，即每天（包括周六和日）可以赚一万港币，再加上退休时异常丰厚的退休金，全部由纳税人承担，但纳税人不单不可以置喙，而且全不知情，更不知悉擢升标准。 因此，我们若要贯彻夏主任的「爱国者治港」的要求，有 4 点建议宜尽快落实。 1）公务员事务局必须公开AO的擢升标准和机制，究竟是哪个委员会决定的？委员会主席是谁？有哪些成员？如何决定成员的组成？决定擢升的标准为何？  2）全港现时有约730多名AO（见附图），他们每人都会有一份自己的档案，这档案必须每年交一份电子副本给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两办」），因为两办是代表中央监督香港特区的。 3）日后所有AO的擢升必须要计算其参与了多次国情班，对中国国情、宪法、基本法和国安法有多熟悉，在国情班的表现如何；否则，升职免问。 4）日后所有AO要擢升，必须加上两办副署同意，方可落实及宣布；否则，升职免问。这也是为何有第2点建议的原因，两办若不掌握730多名AO的人事档案，又如何作出是否副署同意的决定。 若能落实以上4点，刘利群「纵容黑暴文宣反而有官升」的事才不会再重演，香港才能由现时的「港官治港」或「AO治港」变为「爱国者治港」。  笔者相信夏宝龙主任会在2月22日讲这段话，一定意有所指。诚如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新春贺辞中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时与势都在我们这边」。笔者相信中央政府在处理完最关键，最迫切的特区选举制度后，便会着手处理「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一向以「天子门生」自居，自高自大，满怀「去中国化」思想的AO们，对夏主任的讲话，当然不屑一顾。然而昧于历史大势，不顾香港已回归24年的现实（从刘利群获擢升看，AO们真的是「话之你」），AO终会碰个一鼻子灰，抱头鼠窜，因为时与势早已不在AO们奉为正朔的英国殖民地者那边了。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来源：橙新闻

文/冯炜光 中文大学终于幡然醒悟，愿意对「港独」学生会内阁摆出强硬姿态（注意只是姿态，未有一剑封喉的行动），笔者对此表示欢迎。中大学生会的「港独」内阁—「朔夜」则连夜向同学们「道歉」，并质疑校方不能指出他们的主张究竟有甚么问题却打压他们。笔者年轻时也出任过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就让我这「老鬼」来回应这问题。笔者认为中文大学学生会「朔夜」内阁的政网中，充斥反国安法、煽暴抗争等内容，有6个地方是涉嫌违法及令中文大学一众同学声誉受损的。 1.公然挑战国安法。政网的「释阁」、「参选宣言」、「候选干事介绍」中，将国安法称之为「恶法」，抺黑国安法颁布后香港处于所谓「黑暗时刻」，支持2019年黑暴暴动，将黑暴暴徒称为「义士」，宣称要「竭尽所能对抗不义政权」。 大家不要忘记国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透过立法程序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其宪制地位不容挑战，而国安法第六十二条也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规定与本法不一致的，适用本法规定。」即国安法相对香港其他法律规定是具有凌驾性的。 2.公开抵制校园国安法教育。44页5.2的「1.国安教育」中明确表示要抵制国安法教育在校园的实施。58页第6.2「政治议题」中，抹黑国安法，声称国安法所谓侵犯人权和自由。 这个说法明显歪曲了国安法，因为该法第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 3.刻意割裂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涉嫌分裂国家，鼓吹香港独立。所有关于内地的内容，均以中国称之。40页第5.1的「5.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有「中国官方文字」的表述。44页第5.2的「1.国安教育」，将国家《宪法》表述为《中国宪法》。56页第6.1「外务立场」，有「使各个产业不得不依赖中国」、「来自中国的同化只会使我们更加团结」的表述。 这是明显的「去中国化」，不承认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把「香港」和「中国」并列，实际上是视香港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是「港独」。 4.刻意抹黑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煽动学生仇恨和对抗情绪。56页第6.1「外务立场」、62页第6.2「5.教育审查」、69页第6.3「4.本土文化」、71页第6.3「6.黄色经济圈」中，表示要抵制所谓中国文化入侵，刻意割裂香港与内地文化同根同源的联系。「朔夜」支持2019年黑暴暴动，歪曲香港法治和立法会选举，煽动民众对抗。该学生会内阁又敌视特区政府的教育改革，维护去年7月被我母校—-香港大学辞退的「非法占中」倡议人戴耀庭。「朔夜」政纲又鼓吹建立黄色经济圈，呼吁支持为暴动提供支援的商店，妄想要通过这样的经济圈，「将港人的抗争意识延续下去」。 被黄丝黑暴膜拜的西方国家如英国，散播仇恨尤其是在校园散播是罪行来的；「朔夜」应庆幸他们生在香港，若在英国，早便坐牢了。 5.举办煽动暴力对抗的活动。30页第4.2「2.中大保卫战两周年回顾」，打算继续举办所谓「中大保卫战」周年回顾展览和放映会。34页第4.3「1.被捕支援」，继续开展支援所谓被捕「义士」的活动。 2019年11月中大被黑暴蹂躏一周，令港人连经过中大毗邻的主干道来上班也不行，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还要拿来「自吹自擂」？还要「卷土重来」吗？中大难道真的沦落为「暴力大学」吗？ 6.主张解散警队。66页中提到，主张「解放并重组警队」，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二十三条，组织、策划推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 这个倡议涉及的罪行，彰彰明甚；若中大校方继续纵容，只会害了学生。大家还记得那位22 岁去年毕业的中大艺术系女学生吗？她因为2019 年的黑暴，流亡德国大半年，在难民营遭到性侵。好好一个成绩不俗的女学生，身心受损，前途尽毁，「朔夜」难道想一众女同学们重蹈这覆辙？ 上述6点回应了「朔夜」及一众黄丝的指控。最后问大家一句，你若是一个正常雇主（即不是黄色政治观点先行的），你在未来几年够胆雇用中大毕业生吗？你怕不怕2019年11月黑暴占领中大事件在你的公司重演？明乎此，中大校方及社会各界有责任严肃指正中大学生会「朔夜」内阁的「港独」及「鼓吹暴力」的主张，在其迷途未远时尽力挽救。校方更应以一剑封喉的行动（例如取消个别同学的学籍）来煞住中大学生的「港独」歪风，保护全体中大学生及毕业生的形象。 至于中大毕业的黄丝KOL呱呱叫说「一众中大教授或系主任为何袖手旁观？」。笔者反问：为何不点名找你们的老友，经常在媒体前为黄丝黑暴护航的蔡子强及马岳出来反击中大校方？当然，这便是黄丝KOL的虚伪，叫人去冲（包括无辜的中大学弟学妹），但自己友㖞，当然是全力保护，以免他们受到中大处分，失去高薪厚职和被媒体认受的身分。一众中大同学们，睁开眼睛，看清楚这些煽动你们以身试法的黄丝KOL的嘴脸吧﹗别再做这些黄丝校友的炮灰了﹗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来源：点新闻

文/冯炜光 国务院港澳办夏宝龙主任自去年2月履新以来的首次公开发言，各方关注。这次发言详细阐述「爱国者治港」的要求，预示下月全国人大透过法律举措来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推进香港民主，堵塞选举漏洞。笔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夏主任提到的「最低要求」和「更高标准」。 夏主任说「坚持『爱国者治港』，这不是高标准，而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因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继续沿着正确方向行得稳、走得远，不变形、不走样，一个重要前提是，治港者必须能够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凡是治港者，必须深刻认同『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旗帜鲜明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充分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爱国者治港』是关系到『一国两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 那么如何落实呢？夏宝龙又指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其中最关键、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要抓紧完善有关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因此笔者相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已箭在弦上，揭盅在即，因为这是最关键和急迫的。笔者估计透过设立建立「爱国者认证」制度，再辅以「宣誓效忠国家」（注意：不光是效忠特区和《基本法》），若违誓，立马取消资格这三步曲，应是日后各级选举制度（由特首、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立法会以至区议会等）的改革方向。由于夏主任又提到「要完善有关制度体系，拿出管用的办法，确保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组成人员以及重要法定机构的负责人等，都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故笔者相信掌握香港大律师资格颁授公权力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公会」）若还不抓紧时机和英国人的夏博义主席切割，公会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夏主任的讲话中也提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在爱国标准上，对他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笔者估计中央政府已看到真正掌握香港管治大权的700多名政务主任（Administrative Officer, AO） 的现况。按当年港英遗下的制度，这批人一经招募便重点培养，好让他们日后出任各处处长（例如近日香港电台的广播处长）或各级秘书长（由常任到助理）。按现时的政治问责制，各个政策局手握财权的不是位列最高的局长，也不是副局长，而是由AO出任，未经中央的「爱国者」标准严格审核的常任秘书长。AO是香港现今管治架构内，真正「肩负管治责任」的群体，有人甚至称之为「香港真正和最大的执政党——AO党」。夏主任今次讲话详列对「肩负管治责任」的4个「更高要求」，笔者也在下面列出「实际情况」予以比较： 1）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要深入系统地学习领会「一国两制」方针的精髓要义 实际情况：AO视任国情班为畏途，因为AO的晋升和认识国情及「一国两制」根本不挂勾，对国家宪法也不用认识，甚至有传资深的英国人AO仍然透过内部的委员会主导年轻AO的晋升。故特区政府凡是重要政策文件必定以英文撰写，除非是要和内地沟通用，才勉强用中文。在年轻AO心目中，奉英国人一套为圭臬，才是升官之道，只是不便宣诸于口而已。 2）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同那些挑战「一国两制」原则、破坏「一国两制」实践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 实际情况：2019黑暴肆虐期间，满街的黄贴纸，食环处有能力但不去清洗，而该处处长便是一位AO。黄之锋在2019年参选区议会，该区选举主任迟迟不愿取消黄之锋的资格，最后甚至告病假而去，而该选举主任也是AO。 3）胸怀「国之大者」。香港命运从来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实际情况：2013年底时任特首梁振英有一份11页文件，是探讨和大湾区内的城市协调，在内地觅地建公营房屋以缓解本港土地不足的问题。该份罕有的以中文撰写的文件竟然在2014年3月原封不动「漏」了给苹果日报并全文刊登，当然少不了对该计划，大肆污蔑，说把「港人流放至内地」。事后翻查电邮纪录，发现有权看到这份机密文件的，据说全政府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据闻不到30人），除了相关局长便全是AO。事发至今7年，仍然不知道是谁「漏」给苹果日报的，而该计划亦胎死腹中。 4）四是精诚团结。爱国者要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 实际情况：凡是不由AO出身的人出任特首，便会传出高级公务员不愿意合作，说「礼崩乐坏」。其实「崩」的是英国殖民地者的制度，「坏」的是英国殖民地者的惯例。AO自视极高，自视为「没有他们，中央便不可能有『港人治港』」，故任何事情只相信AO, 视香港管治权为他们AO的禁脔，排拒任何非AO而进入政府掌权的人士。近日香港电台新台长便依循十年前空降AO的套路（若这方法可行，十年前便成功了），又或者防疫工作也要由AO出身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越俎代庖。现时凡是非AO人士进入政府都要经过警察部的审查，但只审查该人士及其家人有没有黑社会联系、有没有严重负债及不道德行为例如外遇等，没有爱国者资格审查；而AO们也会拖延这审查的进度报告的上报来阻延外人进入政府架构的时间（除非那是局长一级的，因为有中央任命，AO们不敢耍小动作，但政府重要职位远不只十多名局长）。 总而言之，今次夏主任的发言明确了「爱国者治港」的「最低要求」，预示了反中乱港者在公职界的末日；也首次提出了「肩负重要管治责任者」的「更高要求」，是否预示香港的AO晋升制度、爱国者资格的审查、处事方式也要改革，笔者拭目以待。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来源：点新闻

文/冯炜光   「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自2020 年2 月履新以来，首次作公开发言，各方瞩目。夏主任明确指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并宣示：不能允许「反中乱港者」染指香港特区政权。笔者认为夏主任放话后，及下月的全国人大以法律形式确立「爱国治港」的标准和要求和相关制度改革后，将会出现下列 5 个「想也不用想」。 1）反中乱港者拟透过立法会议员议席，以其丰厚资源来兴风作浪我，拖特区政府后腿，甚至幻想有「35+」，想也不用想了。 2）纵使以「素人」身份成功骗取「入闸」及「出闸」及赢得议席，然后再像以往一样透过协商，拿下立法会内由内务委员会副主席到各个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的席位，想也不用想了。 3）以赢取区议会大多数议席来诋毁警察，宣扬「港独」，攻击国家的根本制度，煽动反共情绪，想也不用想了。 4）以赢取区议会议席来夺取 117 席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议席（「选委会」），想也不用想。 5）透过选举委员会其他界别（尤其一人一票选出的专业界别）赢取2016 年时的约 200 多个选委会席位，然后和香港某些势力结合来造王，主导特首人选，意图制造宪制危机，想也不用想了。 纵使不知什么原因能成功蒙混过关，由于有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辧（「两办」）负责监督，笔者相信「反中乱港者」也不可能得逞，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挟立法会之尊来扰乱特区施政，或以区议会作平台来散播对特区政府的仇恨和不信任及以选委会议席来结合某些势力造王。 当然，这不代表中央政府不允许香港反对派的存在，不给他们政治空间和发挥的舞台，诚如夏主任的发言：「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这等于明示反对派只要不碰触红线，不反对国家根本制度，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仍然是有空间的。夏主任续说：「香港绝大多数市民素有爱国爱港的传统，『爱国者』的范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广泛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社会多样多元，一部分市民由于长期生活在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国家、对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对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坚信他们会继续秉承爱国爱港立场，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与香港治理。」其中的「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可圈可点，夏主任是代表中央政府对反对派及其支持者表示，「对内地有各种成见和偏见」可以，只要「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还是可以「积极参与香港治理」的。 因此，反对派必须下决心与「反中乱港者」，与黎智英等人及境外势力全面割席，洗心革面，做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及尊重国家对香港宪政安排的忠诚反对派。日后反对派对港局以至国家事务以事论事，是其是，非其非，而不是随境外势力或媒体的指挥棒起舞，这样反对派才能在特区政坛有一席之地，有效地服务市民和贡献国家。倘若仍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内地，继续和反中乱港头目及境外势力沆瀣一气，甚至妄想以香港作为西方前沿去推翻中共在内地的领导，以香港作为「颜色革命」的基地；反对派的结果只可能是：一蹶不振。反对派今天正处在十字路口，是回归其当年的初心（承认国家对香港主权，在「一国」的基础上发展「两制」）抑或一条路走到黑，考验反对派领导层的智慧、识力和魄力。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来源：橙新闻

文/冯炜光  反修例风波中，有多名警察受到黑暴袭撃。 年二十八开始两耳便不舒服。大年三十到朋友家蹭饭，因两耳尤其右耳像有东西堵住，以至耳根偶而像触电一样作痛。当晚去了药店买药，滴后仍然痛至夜不能眠。大年初一去看等了一年的《唐探3》，在那逾 2 小时里被电影的欢乐气氛所吸引，还好一点。 一出来注意力一集中便顿觉两耳像进了水又倒不出来一样，很不舒服，偶而又来个电击般在耳根痛一下。大年初一晚愈发不行，整晚不断改变睡姿都舒缓不了耳痛。人活这么大，第一次明白痛症或久病令人不能睡眠的折磨。年初二起来决定去本地医院，半小时多一点便完成了由首次挂号、轮号见医生、获安排去抽血、报告出来、再回去见医生、开药、等付药费及「执药」整个过程。这次大湾区求医经历，令笔者明白湾区医疗条件不俗。以笔者的文章这样惹火，倘若笔者是在香港的公立医院求医，随时遇上黑心医护，令笔者要多忍受一会疼痛。笔者曾有陪爸妈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医的经验，半小时多一点，你只能仍然是在等见医生而已。 说了一大堆是想带出笔者在病中的感悟，笔者耳朵有病，不管原因为何，还是笔者自找的，生病了当然要求医。但一众在2019 年受伤的香港警察，他们却是因为守卫我城而受伤，可以说是十分无辜。大年初二我在小区花园散步时，便想起了小虎Sir。他因为2019 年10月1 日执勤而被黑暴淋腐蚀性液体，在病榻中一直坚持，且做了据说至少4 次手术。我想像他的疼痛以至不能入眠的境况，一定远较我两耳之苦多百万倍。读者或许幸运如笔者，较少遇到疼痛至不能入眠，那种人很累但又不能入睡的感觉，极不好受。笔者在此要向小虎Sir敬个礼，希望他及一众因黑暴而受伤的警员早日康复。 笔者在 2019 年11 月底时，有幸协助中央台去访问两位受伤的警察，一位是在观塘被黑暴割喉以至声带严重受损的（据说应难以完全康复）、一位是在理大门外在和传媒作联络工作时被黑暴以箭射穿小腿的。他们也是很无辜的。香港政治的撕裂，有其境外和内部深层次原因。 AO们（政务主任），尤其高级的，昧于国际和区域形势，又不敢果断处理，以至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但却令我城 3 万多警察疲于奔命，且付出严重受伤的代价，纵使侥幸不受伤，但宿舍受围攻，家人尤其小孩受滋扰，令人心酸也更恨执政当局鐡不成钢。公道点讲，执政团队欠了香港 3 万多警察和家属；更多的慰问、更多的公开的嘉奖以至财政的支援，都不为过。 笔者还记得在访问上述那位被割喉的警察家属时，其妻子瘦弱的身躯和那伤心的眼神。尽管受访时，受伤事件已过了逾月，但忆述当日刚接到她丈夫出事消息时的情况，仍心有余悸。但更令笔者激赏的是，这位警嫂仍然坚定地支持她丈夫，因为这是她丈夫热爱的职业。 走笔之至，笔者希望我方阵营能考虑多从软性角度去宣扬黑暴的丧心病狂和警方的付出。我方是否可以考虑以网络电影的手法去拍： 1） 《小虎Sir日记》，找演员去扮演，显示小虎Sir自无辜受伤后，力抗疼痛和多次植皮的经历，及打麻醉药时自嘲「正好补充睡眠」的乐观精神，以至小虎Sir在万尺高航上，受到东航客舱服务员突如其来的一纸慰问。相对香港那家航空公司的服务员，她们理应无地自容。 2）《坚毅》，找演员扮演一众警嫂和警察子女，如何支持其配偶/父亲守卫我城。他们的付出，他们在学校受到的欺凌，让社会凝聚正气去支持她们撑下去。「撑警嫂及子弟，就是撑警察」。教育局想学童们知道「警察和解放军是保护我们的人」，但也要让学童以至社会大众知道，他们要保护我们是付出了多少代价，而这个付出绝不光是因为份工资。 3）《守卫我城，无悔无惧》，是否可以用纪录片形式去访问一众受伤警员，受滋扰的家人（当然不能直接出镜，直至「起底」刑事化通过，而且必须是7 年以上及受审时不准保释的重刑）。当然，警察公共关系科会顾虑案件未完结，故这种现身说法的个案可能要小心选择。但对方阵营早已透过访问来美化那些服完刑的黑暴了。 总而言之，笔者因为牛年开局有病而想起一众受伤警察，更深感我方在软性推广手法上，还有很多可改善空间，希望有关方面能加以考虑。《香港国安法》下，黑暴只是偃旗息鼓，其有生力量未受折损，其文宣仍在煽惑人心，他们在伺机而动，在培养病源，我们要打赢这场国家安全仗，硬的一手有了，软的一手仍然匮乏。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来源：橙新闻

文/冯炜光   年初三赤口，不妨开开炮，也希望一众「蓝血大状」清醒一下。 为香港全体逾1500名大律师好，为香港司法界的声誉好，夏博义必须立即辞去香港大律师公会（公会）主席一职，否则公会后果自负。若夏坚持不辞职，公会既会蒙羞，触动国家神经（因为揽一个支持「西藏自决」的主席）、触怒新加坡政府及伤害该国人民感情（因为揽一个公开撰文骂新加坡政体的主席）。公会亦会被铁板钉钉地被坐实为「政治团体」，而非它所自诩的「专业团体」。因为作为政治团体，只要你不怕承担后果，你当然有自由在政治上想骂谁便骂谁，但作为专业团体，你怎可能任由你的主席在政治问题上大放厥词？ 大律师公会执委会若不果断行动，罢免其主席，随时触犯《社团条例》，而只要打开公会网页，便见到其第一句是这样写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大律师公会）于1949年成立,是一个代表香港大律师的专业团体，并按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团条例》注册。」 既然公会是按社团条例注册的，那问题来了，诚如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日前所言：「《社团条例》对于禁止香港的社团与外国政治联系非常严苛。根据《社团条例》第8条，若社团事务主任认为因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需要，又或任何在香港注册或豁免注册的社团若被认定为政治性团体与外国政治团体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社团事务主任均可以要求保安局局长发出命令禁止该社团运作。」 一位身为英国政党成员的人出任大律师公会主席，难道不算是「和外国政治团体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大律师熟悉法律，辩才无碍，但无论如何咬文嚼字，把夏的政党背景及曾出任英国牛津市议会议员逾2年的事实，硬要辩称为没有「和外国政治团体直接和间接联系」，相信连3岁小孩也不会相信。按此思路，大律师公会执委会今天的崇高地位，尤其对逾千名执业大律师的「生杀之权」，随时瞬间崩塌。至于推荐法官这样重要的工作，也随时会被取代。 或许有人说港府不一定会下这决心，那么还有香港国安法第六条第三款：「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大律师公会按香港法律手执公权力（按年颁授香港各大律师执业资格及推荐法官），难道不算「公职」？港府完全有理由按「爱国者治港」标准要求大律师公会执委会（当然包括主席）宣誓效忠，届时夏博义主席能否及会否宣誓？宣誓后违誓，夏主席会获甚么刑责？届时，处于极其尴尬境地的只会是大律师公会执委会的衮衮诸公。 更不用说由夏博义在1995年作为创会主席的「香港人权观察」，其在2003年后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之前也有，但只是每年5位数字港元的资助，2003年反23条时，该会被美国方面视为有功劳而获每年6位数字港元的资助，且延续多年，最后累计至1500万港元之巨），这样的人当大律师公会主席，你猜内地会如何看？公会执委会又如何为其会员在大湾区谋福祉及执业？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是我国的至理名言，大律师公会执委会的衮衮诸公们以为可以用「和夏主席切割，主席个人意见不代表本会」便可以蒙混过关，未免太天真。由中央到港府到香港爱国人士有很多理据和措施可以反制公会这种「蒙混」。公会执委会真的以为继续装聋扮恶，便天下太平？或许真的如同「兔主席」所言：「香港太多政治巨婴」。政治巨婴的具体表现便是：以为有专业或其他方面成就，便可以在政治上为所欲为。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真的是巨婴才会有！中央已在1月29日发了声明，转眼快一个月了，而夏主席仍然战意甚浓，笔者相信留给大律师公会执委会的时间不多了。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来源：点新闻

文/冯炜光 终审法院就律政司对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保释的上诉，昨日颁下判辞。终院五位法官一致裁定律政司上诉得直，撤销保释，黎智英须继续还柙。终院有关国安法第42条的解读，显示国安法第42条指引清晰，无违基本法和人权法，更确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制权威及本港的宪制秩序，也堵塞日后有人以司法覆核挑战国安法第42条的漏洞。 国安法第42条第1款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司法机关在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有关羁押、审理期限等方面的规定时，应当确保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及时办理，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第2款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 确认国安法「拒绝保释是常态」 今次法庭争拗在于如何正确诠释香港国安法第42(2)条有关保释条文，究竟违反国安法的疑犯是否可以保释。终院就黎智英案的判辞是，原高院法官李运腾未有认清第42条的起点为不准保释（去年12月23日，李运腾裁定黎可以保释）。 判词指应该因应整部国安法的背景及目的等审视，指该法是由中央通过人大常委会制订，因此不可藉该法跟基本法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关条文不符为由进行覆核，终院亦无司法管辖权作裁定。建基于此，判词认为李运腾法官错误诠释第42(2)条，强调该条文属特别例外情况。法官处理时须先决定有否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安行为。 有内地学者曾指出，香港国安法第42条第2款关于保释条件的规定，是采取「原则加例外」的表述方式，即规定对被告原则上不得准予保释，例外情形是「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终院今次裁决等同告诉日后审理国安法案件的法官，对国安法疑犯保释申请，拒绝保释才是常态。 终院确认了国安法「拒绝保释是常态」之外，更确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本港的宪制权威。判词指出，因为国安法是人大常委会制订的，终院对有关国安法的司法覆核无司法管辖权作裁定，这等同堵塞了日后有人再以司法覆核挑战国安法之路。未来，法律援助处更不应再宽松批出有关国安法的司法覆核，因为有了终院今次裁决，日后类似的司法覆核胜算不高。 国安法的司法覆核胜算微 终院判辞同时申明，控方没有责任证明黎在保释期间有再犯风险。事缘黎智英的律师指根据一般法则，控方有责任举证，以证明不应批准保释是基于黎智英在保释期间有再犯风险。但终院不接纳这种说法，因保释与否，并不涉及举证责任，而且控辩双方都没有举证责任。 终院认为，衡量是否批准保释，是属于「法庭运用判断及评估的司法工作」，举证并不适用。这等同告诉各级法庭，日后审理涉及国安法的案件，要由法官自己评估及判断是否批准保释。由于国安法「拒绝保释是常态」，相信日后被控以国安法的疑犯要申请保释，成功申请的门槛会很高。 简而言之，今次终院判辞，再次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本港有不可挑战的宪制权力，确认了香港国安法的宪政地位，确认了国安法「不准保释是常态」，也确认了不需要控辩双方举证疑犯会否重犯，才能决定是否批准保释。 笔者相信，这几个确认对国安法的保释及有关国安法的司法覆核有深远影响，对香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法治安定，具有积极而正面的意义。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