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对我来说，是一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说熟悉呢——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四合院的房东就是天津人。那时候我觉得天津口音很洋气，带着一点“贵族感”。

说陌生呢——是因为虽来过多次，却多是“走马观花”，没有熟人带路，很多地方只能说是“看到了”，不能说是“看懂了”。

这一次却大不一样。有《健康周报》田露老师的精心安排，这一趟的收获，确实不一般。

一、住进利顺德，漫步五大道

我第一次到天津是1971年。那时候我上中学，被评为优秀学生代表，获得了一次“特殊待遇”——去三条石参观“工人血泪史”，接受阶级教育。只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北京城。

但这次我真没想到——我居然住进了利顺德大饭店。

利顺德始建于1863年，当年由李鸿章主持修建。它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见证过民族屈辱，也见证了祖国复兴。说它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同频共振者”一点也不夸张。

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周恩来到一代名将蔡锷、张学良，从晚清重臣李鸿章到逊帝溥仪，从历任民国大总统到各色军阀政客，从美国总统格兰特、胡佛到各国勋贵，从文化巨匠严复、梁启超到教育名家严修、张伯苓，从十世班禅大师到京剧泰斗梅兰芳，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等都曾在利顺德留下足迹和故事。

我觉得“天津是很会做事”的，在酒店地下室专门开辟了一处700余平方米的博物馆。我见过不少博物馆，像这样开在酒店里的，实在是少见。一走进去便能真切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不是贴上去的，而是沉浸每一砖一瓦的建筑和细节里的。

民间有句老话：“百年历史看天津。”天津的街道不像北京那样多是南北分明的十字路口，很多地方都是五岔路口，转来转去就找不到北了。

外出旅行去哪里固然重要，与谁去更重要。这次我们有幸请出了“五大道活地图”——张振东老先生。

张老爷子退休后义务讲解五大道历史已24年，如今已经84岁高龄，精神头比年轻人还足。他边走边讲，问不倒、也不厌其烦。我刚问五大道是哪几条，他没有直说，而是先教我一个顺口溜，“马睦大常重”，用天津话谐音念起来像“马目大长虫（长虫是天津话对老虎的另一种称呼）”——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这一下子就都记住了。

张老师带着我们漫步五大道，边走、边看、边讲述五大道的历史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毛泽东主席曾住过的润园、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故居、末代皇帝溥仪的旧宅、抗日名将吉鸿昌的寓所，以及清末太监大总管小德张亲自设计修建的庆王府等代表性名宅。一路走来，我深深感到：五大道2000多栋房子，没有一栋重样，其魅力正在于“东西合璧、妙趣横生”——刀叉遇上筷子，茶馆比邻咖啡馆，西装搭配马褂，东西方的碰撞随处可见，却又和谐共生。

二、北疆博物院

我喜欢看博物馆。这趟来天津，最让我“如愿”的，便是终于亲眼见到了北疆博物院。过去我只是听说，现在终于可以亲眼看见它的原始风貌，确实不一样。

北疆博物院是天津最早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前身叫“天津黄河白河博物馆”，后来名称变过，如今叫天津自然博物馆。它也是中国较早的一批自然历史博物馆，馆藏特别丰富。有趣的是，别的地方常叫“博物馆”，这里却叫“博物院”。一字之差，气质都不同——像北京的、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你就能感受到那种级别不同。

这里不得不提一位重量级人物：桑志华（Emile Licent）。他是法国博物学家、昆虫学家，也是一位天主教神甫。1914年他来到天津，创建北疆博物院，并明确表示：自己采集的标本都要留在天津，让它永远属于这片土地。

我觉得历史上探险家有两类，一类把珍品带走，一类是把毕生搜集的成果留在当地，让当地资源和文化因此更加丰盛，桑志华显然属于后者。他在中国整整度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探险里程超过五万公里，采集标本20余万件，其中不少是世界独有的，取得过不少震动学术界的重大发现。

北疆博物院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誉为“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馆”。历经百年，它是中国近代少见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古人类、动物、植物都在其中，甚至还能看到中医药元素。如龙骨、麻黄、黄芪、北艾草……。当年桑志华为了做对比研究，还特意带来西方标本，如欧麻黄标本，与中国麻黄做对比。现代分类学之父——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的原著《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被视为植物命名法的起点。

北疆博物院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座原址、原建筑、原藏品、原展柜、原文献资料完好保存至今的百年博物馆，是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座“活化石”。

在这里我只看到了一个“复制品”，但弥足珍贵，因当年北大裴文中先生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已经遗失，现存的这件是用原头盖骨复制的模型。

悠悠百年，它传递的是科学精神、博物精神、工匠精神。

关于桑志华，我还想说一句：学无国界，他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白求恩”。

三、两份报刊一段情

说来我和天津的缘分，还有两份报纸和一段中医药情。

第一份是《大公报》，1902年在天津创刊，被誉为中国报刊史上的“活化石”。虽最后扎根香港，却与天津渊源极深。

我从2009年开始与《大公报》结缘，连续五年开设窗口专栏“中振说中本草”，从“说艾叶”开始，到后来的中医药考察足迹与心得——我的中医药科普由此启程。

第二份是编辑部设在天津的《健康周报》。2019年起，我在上面开设栏目：先是“花中有药，药中有花”二十四节气系列；后来又推出“中振话纲目”的栏目，一做就是四年。也正因为这份积累，后来才能把“中振话纲目”做成喜马拉雅200讲。原稿216期一期不落地刊登在《健康周报》上。

这次在天津，我见到了《健康周报》的许琳老师与田露老师。他们盛情邀约，达成新的口头约定：未来几年，继续把《本草无疆行者歌》栏目开起来办下去。

四、三个“仁堂”本一家

这次来天津，主要目的当然还是看药。说到天津的药，就绕不开同仁堂、乐仁堂和达仁堂。

我对同仁堂的认识，从小时候开始。我在北京市崇文区花市上头条，对面胡同是打磨厂，那里有同仁堂的老药店。后来我工作了，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生药研究室的乐崇熙老先生正是同仁堂乐家老店的第十三代传人，因为大排行他是第二十五，别号“同仁堂二十五爷”。

乐老师博学谦逊，那时我和乐老师都准备出国，常一起练习英语口语。他最先纠正我的发音：“我不是mountain岳(yue)，我是music乐(yue)。渐渐我们成了忘年交，他给我讲了许多同仁堂的往事。

2017年乐崇熙老先生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中振好友留念”几个字，并托人将他的遗作交给了我。大宅门里那些尘封的往事，终于通过乐老师的笔写了出来。

说起来，同仁堂、乐仁堂、达仁堂三家同出一脉，都是北京同仁堂分出去的。可以说是“三家分晋”，也可以说是“花开三朵”。

乐氏家族从明朝永乐年间从宁波来到京城。1669年乐显扬创办了同仁堂药室，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乐凤鸣在前门外建立同仁堂药铺，1723年雍正元年，同仁堂被指定为宫廷供药的药铺。同仁堂还有一幅店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享誉中外。

根据乐崇熙先生的介绍，在老乐家十二世家族中，在中药业取得最优异成绩的，便是他的七伯父乐达仁先生。

乐达仁先生精明强干。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他亲睹国耻，深感切肤之痛，由此激发了爱国之心，立志发愤图强，期待实业救国。1897年至1901年，他以清光绪年间驻德国及荷兰大使吕海寰随员的身份，赴德国等欧洲国家游学四年。在此期间，他学到了大量知识，并考察了德国的著名企业，尤其是拜耳药业公司。

乐达仁先生深知，只有国家富强，中国人才能有尊严，由此确立了实业救国的想法。回国后，他踏踏实实进入同仁堂，从学徒工做起。学成后，他积极倡导中药改革，认为这是振兴中药的关键。他先后在北京、青岛、西安、长沙、福州、长春、香港等地开设同仁堂的分号。在天津创建的达仁堂更成为民族药业的一面旗帜。此次到天津实地考察，更让我加深了这份感受。

乐达仁先生是一位爱国的企业家，多行义举。1921年，他拍板建立达仁女校，邀请爱国教育家马千里任校长，邓颖超等进步青年担任教师。

日前我回北京为先人扫墓时，在北京福田公墓意外惊喜地寻到了乐达仁先生的墓。

在福田公墓的一块展牌上，第一位介绍是“沉默的荣耀”的主人公吴石将军……最后一位是乐达仁先生。

五、药王也“分家”

来到乐仁堂大门口，最抢眼的是一尊药王像。说到“药王”，一般人自然会想到孙思邈，其神像特征是“坐虎针龙”。

但是天津这座药王像供奉的却不是孙思邈，而是东汉开国功臣邳彤。在中国供奉邳彤的地方，我只见过两处：一处是北药都安国（古称祁州），再一处就是这里——天津乐仁堂。

关于这位药王的来历，民间有不少传说。郑金生教授是一位严谨的医药史学家，他在《药林外史》《医林扫径》中曾对药王庙的历史沿革进行过翔实考证。1985年，我曾随郑教授到过安国，他实地给我介绍了这段传奇。

但学术归学术，民间更喜欢的是传奇——就像陈寿的史书《三国志》少有人问津，而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更为人津津乐道一样。

现在民间流行的版本大致如下：北宋初年，宋太宗之弟秦王赵廷美重病不愈，一位自称来自祁州（今安国）南关的游医献药后离去。秦王康复后，宣称是祁州南关“皮场庙神”显灵。后世文人觉得“皮场”不够文雅，于是把“皮场庙”的神话附会到当地名将邳彤身上，进而形成了一场“造神运动”。因“皮”与“邳”谐音，且当地有邳彤墓，官方便将神迹附会于邳彤，开始兴建药王庙。明清时期，安国成为药材集散地，药商借“皇封药王”之名捐修庙宇、举办庙会，尊邳彤为行业保护神。由此，这位东汉太守完成了从地方土地神到“虚构皮场神”，再到“皇封药王”，最终成为“药业祖师”的华丽转身。

明代万历以后，逐渐形成庙会经济。祁州能成为国家级药材集散地，与地缘密切相关。药王庙的存在，会把药商群体凝聚起来，也会借助“药王”威望提高影响力与聚心力，吸引客商，助力药业繁荣。

乐仁堂这座邳彤药王，我这次经核实，是一位在安国创业的香港药商请到天津来的，这也是民间信仰与商业智慧交织成的一段传奇。

正如郑金生教授总结的：药王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不同的需要创造出来的。纪念先医功绩、祈祷身家平安，乃至振兴当地经济、弘扬传统文化，这些原因都促成了一代代的药王产生。至于谁是真药王、谁是假药王，实在没有辨析的必要了。

六、天津与中药出海

天津是港口城市。自开埠以来，便是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在中药出海方面一直扮演关键角色。

天津本无长城，中成药从天津出口却打响了“长城”品牌；

天津不是栗子的主产区，可在日本的糖炒栗子被叫作“天津栗子”；

天津鸭梨其实产自河北；

羚羊感冒片出口后被称“天津感冒片”……。

这些都说明天津在中成药出海中的品牌影响力深入人心。

我为什么对乐仁堂、达仁堂这么熟？因为在日本学习工作十年，其中七年在“星火”的日本汉方制药企业的汉方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中成药的进出口标准研究。那七年里，我参与十几种中药出口标准的申请，其中不少正是天津乐仁堂与达仁堂的产品：天津感冒片、海马补肾丸、至宝三鞭丸、舒筋丸、活络丹、补中益气丸、双料参茸丸、参茸补血丸……

那时，每年都有天津药界的朋友与我共同在同一研究室工作，此次天津之行，老友重逢，倍感亲切。汉药入东瀛，我们共同走过了一段艰辛、充满挑战却又十分有意义的路。

这次在天津，我不仅参观了乐仁堂、达仁堂、隆顺榕、京万红的博物馆，也实地看到了保留传统手工技艺的包金衣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的制作；同时也看到了现代化的GMP生产线——大蜜丸、小蜜丸、水蜜丸……从藿香正气水到藿香正气软胶囊，剂型演变就像中药现代化的生动缩影，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中成药将造福更多的人群，最终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七、尾声

天津美食很多，饭桌上老友一聚，天津味儿就出来了。十八街麻花儿、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还有一小碟儿糖饼，席间，朋友们禁不住聊起天津相声名家高英培先生《钓鱼》里的名段。“二儿他妈妈，给我烙两张糖饼！”你一言，我一语，餐桌上笑声不断。

在津期间，恰值五大道海棠节，天津街头，春意盎然，勃勃生机，整个城市如同鲜花般绽放。

天津就是这样一个有历史、有文化、有欢乐、有幽默、接地气，有活力的城市，祝愿天津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