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十三年前，一个年轻人背负行囊，循著《本草纲目》的指引，走进大别山深处，只为探寻一味名叫“辛夷”的中药。他未曾想到，这一次考察，竟让他与一片隐秘的玉兰林结下不解之缘，更由此发现了一个被载入《中国植物志》的稀有物种——罗田玉兰。四十三年后的今天，当玉兰花再次在山野间绽放，他已是霜染双鬓。怀著对师恩的感念、对故人的牵挂、对科学的敬畏，他再次踏上那条蜿蜒的山路。这是一次对青春岁月的回望，更是一场跨越半生的科学朝圣。本文将记录这段关于发现、命名与重逢的传奇故事，致敬那片依然生机勃勃的土地，与那些永不凋零的木兰情缘。

（一）启程

2024年12月25日，我前往武汉参加李时珍中医药大会。会前有一天的报到时间，机会难得，我想利用前面这大半天的时间去看望老朋友。

当日，我搭乘最早的航班到了武汉，与专程赶来的刘军锋教授、梅全喜教授、张志杰教授和浣一平导演在机场集合，大家不顾冬季天寒，马不停蹄，直奔大别山深处的罗田县。

罗田县位于鄂东北大别山腹地，与李时珍的故乡蕲春县毗邻，两县同属黄冈地区。罗田是我科研的起步之地，也是1983年新种罗田玉兰的发现地。

白驹过隙，转眼间近42年过去了，我时常念起，当年鉴定罗田玉兰的那棵老树和那片玉兰林是否还在？曾经帮助我的老场长和向导是否安好？我太盼望能再次见到他们了！

（二）回眸

1982年2月，我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完成学业，随后考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在这里，我有幸拜我国生药学和本草学的一代宗师——谢宗万教授为师，开启了为期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涯。

（三）结缘辛夷

经过一年的基础课程学习，谢老师向我建议了三个专题：紫草、旋覆花和辛夷。我想，紫草分布在新疆与西藏，太远我可能跑不过来。旋覆花是菊科的草本植物，太多太乱不好认。我还是选一个移动不了的多年生大树吧。于是我将辛夷作为研究课题。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辛夷在我国南北广泛分布，且品种各异。有的品种是先开花后长叶，而有的则是花叶同放。这一线索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1983年春节前的1月30日，我怀著满腔热情，踏上了辛夷的野外考察之旅。这一趟行程历时89天，我与辛夷的缘分就此开启。

（四）伏牛山区遇辛夷

辛夷为治疗鼻炎的常用中药，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被列为上品，“久服、下气、轻身、明目、耐老”。辛夷属于多基原的中药，来源为木兰科木兰属多种植物的花蕾，主要分布在河南、湖北、安徽和四川。

我的第一站，便是河南南召境内的伏牛山区。只见高高的大树上，枝头上满是摇曳的辛夷花蕾，仿佛在向我招手。当地的农民用拇指粗的绳索缠绕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上，无畏地攀缘而上。辛夷的经济与药用价值都很高，但采摘的过程却异常艰难，令人心悬。

看著这些高耸的树冠，我不禁担心：如果不小心跌下树来，后果不堪设想。当地农民告诉我，每年收获辛夷的季节，总会有人跌伤，甚至造成残疾。但在当年，一市斤辛夷的收购价为9元人民币。南召当时是国家级贫困县，我看著地上一篮篮的辛夷花蕾，深深感受到这些花蕾浸透了药农的辛勤汗水，更是当地人一年生活的希望。

（五）大别山的辛夷

在河南和四川的考察中，我转悠了将近一个月，市场上的辛夷样品也收集了50到60个，涉及的原植物有四五种。其中，有一个来自湖北的辛夷种类，引起了我的注意，顺藤摸瓜，我才发现，这个独特的品种竟源自大别山。

大别山是我国中东部地区最重要的山脉，是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分水岭。小时候，我曾看过老电影《风雪大别山》，心中对这片土地充满了向往。于是我毫不迟疑，赶赴湖北。

记得那一天是2月28日。早上7点半，我从汉口出发，经历了大半天的长途汽车颠簸，到下午2点多，终于抵达了罗田县城。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又转车前往一个叫三里畈的小镇。从那里开始，就只能步行了。我跟著向导，爬了大约二三十里的山路，直到下午才抵达了目的地，大别山脉蕙兰山东南面的黑龙寺药场。

（六）幸遇老场长初识罗田玉兰

当年黑龙寺药场的何召华场长，是一位新四军五师的老战士，他待人爽朗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他带著我上山，找到了那片野生的玉兰林，还有刚刚收获不久的辛夷花蕾。

我蹲在地上，一朵一朵剥开花蕾，数著那些细嫩的花瓣，只有6瓣，另外3瓣已经退化成了萼片状，这个特征与我在河南境内采集的望春玉兰完全一致。然而，仔细观察落在地上的叶子，却又显得不同：倒卵形的叶片先端有短急尖头，又和安徽境内采集的玉兰典型特征一样。

我困惑了，这个罗田玉兰，花和望春玉兰一样，叶和玉兰一样，雌蕊上还有毛。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正是李时珍当年采药的地方——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区。这会不会是新种？还是杂交种呢？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原始的老树。

第一次进山时，花还未开，而花正是植物分类学上最关键的部位。我还记得出差前，谢老师叮嘱过，做科研就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这也促使我三进大别山，探索未知寻找答案。

（七）新种的确认与命名

1983年，我第一次进大别山采到了辛夷的花蕾，第二次去时花期刚过，采到的基本是新叶。到1984年3月，我第三次来到罗田，这次在何场长的带领下，不仅找到了树龄在百年以上的罗田玉兰老树，还拍下了照片。这一趟恰逢鲜花盛开之际，我也顺利采集了容易观察到细微特征的罗田玉兰实验样品。

同年6月，我背著厚厚一摞标本，前往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拜访了木兰科植物分类权威刘玉壶先生。刘老年届七旬，是《中国植物志》木兰科的主编，他对我国一百多种木兰科植物了如指掌，对世界上两三百种木兰科植物也是如数家珍。

“年轻人，你太幸运了！这就是一个新种呀！”刘老感叹道。他赞许我所收集的资料非常完整，其中雌蕊有毛，这个我之前虽然留意但并未重视的特征，被刘老重点指出，这是一个独特而稳定的特征。刘老建议我将拉丁文的种加词定为pilocarpa（雌蕊有毛之意）。为了纪念发现地湖北省罗田县，我将其中文名命名为“罗田玉兰”。同时，拉丁学名也记录了我和我的导师谢宗万老师的名字，命名为Magnolia pilocarpa Z. Z. Zhao et Z. W. Xie。

此后这一新种在《药学学报》上发表，并被收入进了《中国植物志》，为扩大辛夷药用植物资源提供了重要参考。

（八）硕士论文答辩

1984年12月，经过了近三年的攻读，我如期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辛夷的生药学研究》。我汇报了从本草考证、商品调查、原植物鉴定、显微鉴别、挥发油化学分析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罗田玉兰新种的发现成为论文中的一大亮点。

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是以严格著称的楼之岑院士，委员包括北京大学的诚静容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杨春澍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王孝涛教授和曾美怡教授。

母校的启蒙老师李家实教授等人也前来助阵，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答辩会是紧张的，也是硕士学习期间最后的一堂大课，是我漫长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

硕士毕业之后，我于1987年赴日本访学、留学，研究对象也从辛夷扩展到厚朴，研究中又拓展到植物解剖学上的“树皮年轮”，开启了我的半生木兰缘，一世本草情。

木兰属植物全世界约有90种，我国有30余种，除辛夷之外，能燥湿消痰、下气除满的厚朴也是出自这个属。厚朴同被收载于《神农本草经》中，也是属于开国元勋级别的大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木兰属的生药学研究——辛夷、厚朴及树皮年轮》

1.硕士毕业论文《辛夷的生药学研究》

2.博士毕业论文《木兰属的生药学研究-辛夷、厚朴及树皮年轮》

3.手持博士毕业证书与玉兰林合影

（九）四十年后故地重游

四十年后重游故地，心中感慨万千。尽管当年的药场不复存在，何场长和小向导也已谢世，我曾经住过一晚的老房子已倒塌，但当年林区的生态和药林，这片大别山深处的罗田玉兰，在何场长的呵护下，依旧生机勃勃。

玉兰林、翠竹林，昔日的风景仍在，仿佛在向我诉说时间的故事。尤其是那棵千年银杏古树，依然枝繁果丰。每一片落叶、每一棵古树，都浸透著我与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

（十）黑龙寺遐想水源与透风

当年，我满脑子装的都是辛夷，心无旁骛。现在回记起那个林场，既然叫黑龙寺，必然有水源的存在。

这次我不仅找到了当年的水井，看到井眼内依然有泉水涌出。还看到不远处地质队新勘探出的泉眼，这些水源的存在，也印证了古寺名龙的缘由。

在林场的断壁残垣上，我偶然发现了一块嵌入墙中的“老物件”——“透风”。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物件顾名思义就是用于透风的。根据其天圆地方的构造推测，这可能是唐代建筑的遗迹。

当然，这一推断还需要请考古队的专家进行最终确认。每一块遗址、每一个物件，都承载著厚重的历史，有待后人去探索和解读。

（十一）今日罗田玉兰

罗田玉兰是大别山区唯一以罗田县命名的标志性物种，也是该地区的特有物种，具有极高的生态、科研、药用和观赏价值，相关的产品也在开发中。令人欣喜的是，罗田玉兰的价值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并已成功引种到大别山安徽一侧的合肥植物园。

近年来，湖北大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田管理局持续加大宣传与教育力度，在保护区内建立了超过100亩的罗田玉兰基地，育苗逾万株。在人工种子繁育、就地保护、种群增强与回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努力为罗田玉兰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罗田，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丰饶的自然资源和优秀的人才。千年银杏依然枝繁果丰，百年辛夷生机勃勃，罗田玉兰遍布山间。这片土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从大别山下来，我和考察组的几位教授兴奋不已，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起草了关于罗田玉兰和罗田中医药康养基地发展的建议书，并已提呈给有关部门。

罗田不仅是罗田玉兰的发现地，也是茯苓的故乡，是明代著名医药学家万密斋的故乡，与李时珍的故乡蕲春县毗邻。我们期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打造出罗田中医药的产学研基地，以及中医药旅游康养乐园。让罗田玉兰走出大别山，走向世界。愿罗田的明天更加美好。

（十二）感谢与缅怀

“年轻人，你太幸运了。”正如刘玉壶老先生所说，我是时代的幸运儿。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以及在专业的征程上，我遇到了许多贵人，心中常怀感恩之情。

此次考察，我特别感谢李时珍故乡的父老乡亲们。缅怀那些已经谢世的前辈们，湖北药检所的马元俊老主任、罗田县药材公司的居学锋经理、黑龙寺林场的何召华场长和小向导周梦旗先生。同时，我要感谢这次专程陪同我考察的卫松副县长、大崎镇王峰书记、吴小含镇长、刘军锋教授、梅全喜教授、张志杰教授以及浣一平导演。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与参与，这次考察才得以圆满成功。

在这条探索与研究的道路上，感恩之心将继续激励我前行。

（十三）当年采药花絮

四十年前，条件艰苦，那时山里没有电，我随身携带的唯一电器就是手电筒。野外考察的日子里，我常常白天爬山一整天，回到驻地后还要在煤油灯下整理压制标本。至于考察日志，多数时候都是靠著手电筒的微光记录下的只言片语。

湖北的天气可谓是“不冻天，不冻地，就是冻人”。记得那年连日阴雨，淋湿了我的半个棉袄，无奈之下，我只好买了一把当年新潮的折叠伞，花了9.8元，那时对我而言简直是天价。

说到住宿，我外出89天，住宿费一共只花了90元。大多数时候都是借宿在老乡家里，或是像黑龙寺药场那样借住职工宿舍，甚至还住过山里荒芜的破庙。记得一次翻越秦岭时，我就住在一座庙里。那天我还花了一块钱在农民那里买了一只烧野兔。白天没吃完，半夜睡觉的时候，耳边传来沙沙的响声，吓得我噌的一下坐起来，抄起身边的手电筒一照，看到一只好大的老鼠正在啃兔子肉。心里想著，幸亏我留了这半只兔子，要不然那晚我的耳朵可能就悬了。

当年的饮食也是相当简单，遇到什么吃什么，地瓜、菜团子是常态。印象最深的是在黑龙寺药场的何场长家，老场长将房梁上挂著的过年时才能吃到的腊肉割下来一小条招待我，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腊肉，至今回味无穷。

今天我还保留著几张当年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票，这些粮票可以换取四个二两一个的大馒头，当然，还要加上一角六分钱，二者缺一不可。

那是青春燃烧的岁月，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岁月。（文／赵中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