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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希炜｜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环球事务)、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本文梳理了香港经转口贸易、工业化、服务业三次浪潮实现两次经济转型的发展历程，展现其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核心价值及与内地的深度经济联动。面对当前全球格局重塑、国家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香港迎来第三次经济转型契机，其服务价值、产业发展空间获全新拓展。香港需告别单纯市场驱动模式，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融入大湾区补链强链、助力中企与全球南方互通、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和内需市场四大维度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实现功能、区域、产业三重升级，升级“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在助力国家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包容性增长。

香港经济史：三波浪潮与两次转型
 

香港凭借其独特的历史、地理与制度，长期担任内地与西方间的核心桥梁，其经济史从来都是一段紧扣国际环境变化与内地社会演进的进程。

自1841年开埠至1950年，香港处于第一波转口贸易浪潮。香港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由港政策，成为连接中外的贸易纽带。英资在港兴建码头及仓库、创办洋行及银行（如太古、汇丰），而华商则设立南北行经商。与港口贸易相关的航运及造船业逐步壮大。转口贸易和专业服务自此成为支柱产业，奠定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基因。

随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对中国禁运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大受打击。在此背景下，香港于50至70年代，成功掀起第二波工业化浪潮，将大量南下的内地人才与资本转化成生产力，承接战后欧美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实现第一次经济转型。从纺织、制衣、塑胶，扩展至电子、钟表、玩具等更高附加值的工业，香港发展为出口导向型城市，其市场化经验亦为内地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重要参考。

70年代末，面对欧美市场需求萎缩、亚洲国家相继工业化，以及本地高通胀环境，香港工业品出口优势不再显著。1978年，香港工厂随内地改革开放大规模北移，且规模迅速扩大，为内地经济注入动力。而香港则顺势把握第三波服务业浪潮，协助外资进入中国，实现以金融业为核心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1997年回归后，第三波浪潮走向高峰。在“一国两制”方针与国家经济强劲增长的带动下，香港的桥梁角色和增值作用与日俱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而香港则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内地企业于香港大举募集国际资金，奠定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数据显示，从1996年底至2026年1月底，于港股上市的内地企业，市值由不足3,000亿港元跃升至逾40万亿港元，于股份总市值中的占比由8.5%攀升至近80%，累计集资额约5.6万亿港元，充分体现出香港金融业的增值功能。在此期间，大量内地企业依托在香港募集得来的国际资金发展成为行业巨头，而国际资本则依托香港得以分享内地高速发展的红利。

综观香港历史，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为中外提供“联系”和“增值”作用。香港不仅是资金与货物的节点，更是人才、资讯、制度与信任的中介。这使香港得以从渔村跃升为国际大都会。自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起至2025年，香港GDP从858亿港元飙升至约3.3万亿港元，增长约38倍；中国GDP从3,685亿人民币飙升至约140.2万亿人民币，增长约380倍。两地经济相互辉映，成就斐然。

与此同时，香港与内地的商品贸易总额由108亿港元飙升至约5.6万亿港元，增长近520倍。自CEPA生效后，两地服务贸易总额由2005年约3,300亿港元增至2024年约5,000亿港元，其中香港的服务输出由不到900亿港元大增至超过2,200亿港元。截至2024年底，内地已稳居香港最大服务输出目的地（28.6%）及服务输入来源地（40.8%）。

更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持续发挥双向平台优势，为国家“引进来、走出去”作出重大贡献。香港不仅是内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地，亦是内地对外直接投资（ODI）的首要目的地。截至2024年底，内地累计约57%的FDI来自香港，达17,553亿美元；同时，内地约61%的ODI存量位于香港，达19,208亿美元。这些数据反映出香港作为国际与内地资本的中转枢纽角色：一方面，大量海外资本透过在港注册企业进入内地市场；另一方面，大量内地资本亦通过在港注册企业“出海”至世界各地。

香港迎来第三次经济转型契机

步入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全球经济受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去中心化冲击，正由“效率至上”转向“安全风险再平衡”。在此变局下，中国经济表现强韧，加速由世界工厂转型为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科技强国。香港随之步入以创科与中企大规模“出海”为特点的第四波浪潮。面对四大支柱产业难以广泛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困境，香港作为连结全球市场与中国创新的“超级增值人”，在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战略下，迎来第三次经济结构升级、迈向包容性增长的破局时机。

第一，在全球碎片化时代下，香港的服务价值将获得提升。全球政经格局已由冷战后的单极时代，转向2008年金融海啸后逐步形成的多极化结构。从2017年特朗普“1.0时期”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内向型经济政策，到拜登政府于2023年推动“新华盛顿共识”下的保护主义，全球供应链经历了深刻重组。为应对地缘政治摩擦，企业普遍采取“中国+1”策略分散生产布局。但这无阻中国成为工业强国，反而倒逼其供应链实现技术升级，并加速迈向高端化、国际化。2025年美国进入特朗普“2.0时代”，随著美国向全球各国征收关税，企业开始采取“美国+1”（销售端）策略，旨在减少对美国单一消费市场的过度依赖。

当今世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已举足轻重，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等领域，积极影响全球规则与标准的界定；同时，“全球南方”与中东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亦显著提升。各国不再仅仅依附於单一超级大国或世贸组织，而是通过参与区域性或新兴市场组织（如BRICS、RCEP、CPTPP），寻求更具自主性的合作模式。这种转变并非单纯的“脱钩”，而是全球化合作范式的转移：从效率至上的全球一体化，转向追求供应链安全的互联互通。

在这样的碎片化经贸格局中，保险、融资等服务需求随跨境营商风险上升而增加。“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将更能发挥其跨制度兼容的作用，为企业提供增值。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既在于普通法制度与国际商业范式的深度融合，亦在于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商业声誉。它不仅是转口港，更是法律、规管与信任的中介。通过提供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香港有望成为碎片化时代下连接世界市场、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的可信任中介和赋能平台。

第二，国家经济转向以创新、数字、绿色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开拓经济新增长趋势带来机遇。2025年，中国GDP突破140万亿元人民币，实现5%的增长。制造业规模连续16年全球第一，增加值增长6.1%，约占GDP的25%。其中发展“新质生产力”成效显著：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幅均逾9%，分别约占工业增加值的17%和37%，显示产业迈进中高端。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与绿色转型全速推进，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规模以上清洁能源发电量增长8.8%。从细分行业看，民用无人机、工业机器人表现亮眼，产量分别增长37%、28%；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市占率已过半，反映消费与产业升级共振。

转型动力源于研发突破。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接近4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越OECD国家平均水平。这份投入已转化为实质成果：中国不仅成为全球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超500万件的国家，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更连冠六年。数据证明，中国经济已由规模扩张转向以创新为核心的内生增长。

在国家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香港可发挥独特优势，参与国家新兴产业链建设，把握创科和绿色经济的机遇。一方面，可透过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汇集国际高端创新要素，助力国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增强知识产权变现能力，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加速器。另一方面，可发挥金融业优势，赋能国家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为科技和绿色产业募集国际资金，在贡献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之余，亦为本港经济注入新动能。

第三，国家正在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香港发挥国际化优势带来更大空间。2020年，中央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国内大循环维度，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人民币。从企业销售看，服务零售额增速达5.5%，大幅领先商品零售额的1.7%，且服务性消费支出已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逾46%，显示服务消费在内需中与日俱增的地位。

在双循环方面，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5年，进出口总值近45.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近2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超过6%，带动整体贸易稳步扩张。同时，贸易布局持续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占比已过半、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均实现增长，其中以东盟及非洲等新兴市场尤为显著，分别增长约8%、18%。更值得一提的是，出口质量大幅提升：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价值录得逾13%的高增长，已占出口总额近20%；“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分别大增约27%、49%。

在新发展格局下，香港可凭借“一国两制”与国际化优势，为国家提供服务增值。在国内大循环方面，可透过国际服务和品质标准对接，助力内地消费升级。在双循环方面，可通过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为国家提供自主可控的金融基建与风险缓冲垫。针对“新三样”等商品出海，香港可发挥ESG认证与绿色金融优势，协助中企破解贸易壁垒与碳足迹追溯等合规挑战。香港作为“双循环”的关键交汇点，应继续助力国家“引进来、走出去”，并降低跨境合规成本，成为维护国家供应链韧性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赋能平台。

地缘变局重塑了全球市场的中介需求；而内地经济升级转型则拓宽了香港服务业的发展空间。香港若能敏锐应变，将能进一步深化“超级增值人”角色，在维持自身竞争力的同时，助力国家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
 

四大维度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进入“十五五”时期，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如火如荼，而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也迎来关键时刻。虽然“小政府、大市场”模式，曾在全球化顶峰时期为香港取得巨大成功，但在碎片化时代下已不合时宜。新旧交替之际，香港须告别单纯依靠市场的旧路，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因地制宜进行前瞻规划，方能抓紧转瞬即逝的战略窗口期，实现经济结构升级。概括而言，香港可发挥“一国两制”、国际化及服务业优势，从以下四个维度对接“十五五”规划，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超级增值”：

第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国家实体经济发展。香港需要将离岸人民币业务从“资金储备中心”升级为“高效投融资平台”。透过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及增发“点心债”等方式，加速构建以人民币计价的多元资产组合，从而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和收益率。此外，应引导金融业服务国家实体经济，特别是针对高端制造和绿色产业，提供投融资与风险管理工具。借此，香港可协助国家建立起一套自主可控、与实体产业深度耦合的金融体系。近期特区政府于《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赋能”概念，积极推动“金融+”战略，这无疑是香港顺应全球变局、精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步。

第二，融入大湾区发展，服务重点产业补链强链。香港需要深度融入大湾区，打造强韧的整全产业链。在上游，可建立国际科研人才高地，善用基础研究实力，对关键零部件进行研发攻关，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在中游，可善用国际化的检测标准与认证服务，为中国制造建立全球声誉。在下游，可凭借国际化的贸易与销售网络，助力中企“出海”布局全球。同时，可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包括国际品牌建设、知识产权保障及货币化，以及灵活的贸易融资工具。借由全链条参与，香港在填补湾区产业链缺口之余，更将赋能整个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

第三，助力国家与全球南方互联互通，赋能中企出海，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随著中资企业出海由传统商品贸易转向在地化经营，香港可发挥“赋能平台”价值，助力企业在目的地建立稳固的生产与治理生态。在法律支援层面，可与国际伙伴合作，善用普通法与国际仲裁经验，将各地复杂的市场准入、劳工及税务等法规，转化为可落地的合规流程，为出海企业提供风控增值。在金融服务层面，可发挥无外汇管制及融资渠道发达的优势，协助出海企业提高海外资本的营运效率。在生态构建层面，可对接国际网络与ESG认证，助力中资企业在“全球南方”建立公信力和在地化布局。透过这种制度化能力，香港能在降低跨境摩擦成本方面，为国家提供“超级增值”。

第四，助力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香港可发挥“标准引领”与“引资引智”的双重作用，为国家提供“超级增值”。一方面，在金融、医疗、教育及专业管理等服务领域，以国际优质标准和经验，助力国家提升服务业供给质量。另一方面，香港作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可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持续吸引外国资本、先进技术与高端人才，助推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种将国际优质经验和资源“本土化”的赋能过程，不仅能满足内地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更能透过两地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强化国家的软实力。
 

升级“超级增值人”角色 实现第三次经济转型

回顾历史，香港经济的历次腾飞皆源于灵活应变国际变局、精准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在碎片化时代，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转型已非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必须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实现功能（由窗口转平台）、区域（由中西联系延伸至全球南方）与产业（由金融拓展至创科与绿色经济）的三重升级，将“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转化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优质服务。

在国家高水平开放的进程中，香港既要守住“中西桥梁”角色与“制度信誉”资产，更要主动出击，成为国家连结“一带一路”与全球南方的关键节点。通过深耕金融、产业、出海及内需四个维度，笔者相信香港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协同发展中，不但能创造更多本地优质就业机会和实现包容性增长，还能持续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独特贡献。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6年1-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