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贾康

2025年11月3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亚投行）宣布计划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这一决策不仅标志著亚投行全球化战略迈出关键一步，也成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发挥其中国内地与整个世界“超级联系人”作用的重要里程碑。

作为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自2016年成立以来，已批准286个项目，总金额近550亿美元，覆盖面涉及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此次选择香港作为其首个专注于区域业务的非总部办事机构，既是基于业务需求的务实选择，更是对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金融生态韧性、潜力及区域枢纽价值的战略性认可。

香港战略支点的三重价值

亚投行的核心使命，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战略选择始终围绕“效率提升”与“资源整合”展开。香港办事处的设立，正是这一逻辑的延伸中业务扩展的体现。

离岸融资能力的质变升级。香港作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拥有全球最自由的资本市场、最丰富的金融产品体系及最成熟的投资者网络。亚投行通过香港平台，可高效发行绿色债券、项目债券等多元化融资工具，吸引国际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例如，香港2024年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突破800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12%，其成熟的ESG评级体系与投资者基础，可为亚投行提供低成本、长周期的资金支持。此外，香港与伦敦、纽约的时区互补性，使其成为亚投行实现“24小时全球资金调配”的一大关键节点。

专业服务生态的协同赋能。香港汇聚了全球顶尖的法律、会计、工程咨询机构，其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与亚投行的项目需求高度契合。以法律服务为例，香港普通法体系与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接轨，可为跨境基建项目提供意向撮合、合同起草、争议解决等全链条支持。2024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处理案件涉及标的额超500亿美元，其中基建领域案件占比达35%。这种专业能力，将显著降低亚投行业务项目的执行风险与交易成本。

“一国两制”的制度机制红利释放。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地位和制度机制包容性，使其成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和“转换器”。一方面，亚投行可通过香港平台，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以及更广泛国内外区域的合作，例如与深圳联合设立绿色基建创新基金，利用深圳的科技优势与香港的金融优势，吸引国内外先进水平的要素推动智能电网、低碳港口等项目落地；另一方面，香港的免税政策、自由港地位及国际人才储备，可为亚投行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来更为便捷有效地构建“国际化+本土化”的员工团队，提升自身的人才优势。

推动香港从金融中心到可持续发展枢纽升级

亚投行的入驻，为香港经济转型至少注入如下所述三大核心动能，推动其从传统金融中心向“可持续发展枢纽”升级。

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压舱石”效应。亚投行作为国际多边机构的示范效应，将吸引更多开发银行、主权基金及国际组织落户香港。例如，新开发银行（NDB）已明确表示将研究在香港设立区域办公室；亚洲开发银行（ADB）亦计划扩大在港业务规模。这种集群效应将强化香港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预计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国际基建投资资金规模将突破2万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5%左右。

以专业服务产业的“高端化”升级。亚投行业务还将直接或间接地带动香港法律、会计、工程咨询等行业的结构优化。以绿色金融为例，香港需在2030年前培养5,000名ESG专业人才，以满足亚投行项目需求。政府已推出“绿色金融人才发展计划”，通过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等政策，推动传统金融从业者向绿色领域转型。此外，亚投行项目对跨境并购、项目融资等高端业务的需求，将促使香港律所、投行提升国际化服务的专业能力，形成“香港标准”的行业规范，助益于满足更广泛的产业升级发展需求。

区域协同发展的“催化剂”作用。香港可抓住契机，通过亚投行平台深度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构建“香港融资+内地建造+东南亚运营”的三方合作模式。例如，在东盟基建项目中，香港可负责项目融资与风险管理，内地企业承担工程建设，东南亚国家提供资源与市场，形成区域价值链闭环。这种模式不仅提升香港的区域影响力，更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从“制造中心”向“价值创造中心”转型。据初步测算，亚投行项目每年可为香港创造超10万个高端就业岗位，会带动本地GDP增长1.2个百分点，并将其正面效应辐射到大湾区及更广阔的范围。

超级联系人从“通道”到“生态构建者”的角色定位

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作用，需与时俱进地从较单一的“资金通道”，升级为“规则衔接者、创新孵化器、风险管理者”三位一体的生态构建者定位。

规则衔接。打造“国际标准+中国方案”的转化平台。香港可借鉴亚投行成功经验，在基建领域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规则的对接。例如，在跨境数据流动、绿色债券认证、争议解决机制等方面，香港可联合亚投行，制定“一带一路”通用标准，减少项目执行中的制度摩擦。2024年，香港已与东盟签署《跨境数据流动合作备忘录》，未来可进一步扩展至基建领域实践层面的可操作细则，构建“香港规则”体系对接内联全国与外联全球的开发项目。

创新孵化。构建“金融+科技+可持续”的试验田。香港应依托亚投行项目，探索绿色金融科技（Green FinTech）的应用场景。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基建项目碳足迹的全程追溯，通过人工智能优化项目融资结构，以及开发基于卫星遥感的基建风险评估模型。政府可谋划设立“绿色基建创新实验室”，联合亚投行、科技企业及高校，每年投入10亿港元级规模的资金，支持前沿技术研发，形成可复制的“香港模式”。

风险管理。建立“区域韧性”的保障体系。面对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等风险，香港可联合亚投行构建区域基建风险管理体系。例如，设立“一带一路”基建保险联营体，整合香港再保险市场与亚投行项目资源，为跨境项目提供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等一站式保障；或开发基建项目信用评级模型，将ESG指标纳入评级体系，引导资本流向可持续项目。这种风险管理能力，将显著提升香港作为区域金融稳定器的价值与功能作用。

从“香港故事”到“全球方案”：迈向全球治理新舞台

尽管机遇显著，香港仍需应对人才竞争、政策协调、外部不确定性等挑战。建议特区政府积极考虑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人才战略。扩大“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覆盖范围，将绿色金融、基建工程等领域纳入优先引进清单；与内地高校和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合作设立“亚投行专项奖学金”，培养复合型人才。

二是政策创新。推出“基建项目税收优惠套餐”，对参与亚投行项目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关税豁免等支持；简化跨境资金流动审批流程，建立“白名单”制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三是区域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基建项目联合审批机制”，实现规划、环评、融资等环节的“一站式”办理；与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共建“绿色基建合作示范区”，形成制度创新合力；更积极地促进国际化多维合作交流，形成更具活力与“软实力”的全方位对外沟通互动协调机制。

亚投行落户香港，不仅是多边金融与超级联系人的双向奔赴，更是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参与全球治理的生动实践。香港亟应以此为契机，积极地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塑造”，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地理枢纽升级为价值枢纽。

当香港的金融市场与亚投行的基建网络深度融合，以及当“香港标准”与“中国方案”共同对接与塑造全球基建规则，这一有“东方之珠”美称的香江之域，将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宏愿计日程功的见证者，更将成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建设事业的核心参与者之一。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