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海明

在全球高端人才流动加速、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将“人才”这一关键变量有效转化为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增量”，已成为世界主要城市共同面对的战略命题。香港特区政府近年相继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等多项人才引进措施，务求提升本港在全球人才市场的竞争力，持续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创新科技和专业服务枢纽的地位。

毋庸置疑，“高才通”等人才政策的推出，为本地科研、金融、法律、创科等高附加值产业注入了新动能。然而，随着政策的深入实施，部分延伸议题也引发社会关注，尤以“高才通”子女在港教育安排较为敏感。坊间部分声音担忧，若相关政策设计未臻完善，或将对本地教育资源造成挤压，影响教育公平，甚至影响本港市民对特区政府施政公正性的信心。

针对这一情况，特区政府早前已明确规定，自2028/29学年起，所有“高才通”子女须在港连续居住满两年，方可申请八所资助大学及其他专上课程的资助学额，未达要求者将按非本地学生标准缴费。这项安排既回应了社会关切，也体现出特区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兼顾效率、公平与民意的治理能力。未来，特区政府有需要进一步在保障教育公平、优化人才服务、回应民意诉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将“人才政策红利”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教育配套关乎人才政策成败

从政策科学角度分析，关于教育资源分配的讨论，本质上是公共资源配置中的政策合法性与社会认知之间的互动张力。根据西方学者施耐德与英格拉姆提出的“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理论”，政策设计并非单一的技术决定，而是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不同群体在政策中的获得感，往往受到其社会形象与公众认知的影响。“高才通”家庭作为政策新近引入的受益群体，其子女能否享有本地教育资源，不仅取决于其“人才”身份的技术认定，也受到社会对其“贡献与回报”是否对等的判断。目前本港部分市民对该群体尚未完全形成一致认同，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资源竞争者”标签，这种认知偏差若未妥善引导，容易加剧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社会摩擦。因此，特区政府在回应民意与保障政策吸引力之间，必须作出符合本地实际的策略性选择。

与此同时，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子女教育被视为影响人才迁移和定居决策的重要变量。大量中外研究均表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往往与其对教育所得回报的预期密切相关。若一地能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顺畅的升学路径与较高的就业回报，便能显著增强人才家庭的归属感与长期发展意愿。反之，若教育资源紧张、社会融合难度高，亦可能促使人才家庭作出“再迁移”决策，从而削弱政策吸引力和可持续性。因此，教育配套不仅是人才政策成败的关键环节，更是城市吸纳高端人才的“软实力”体现。香港若要在区域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确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回应“高才通”家庭对教育服务的合理关切。

当然，教育资源本身的稀缺性亦不容忽视。香港的教育体系一向以优质、公平、高效见称，但在现实操作中，优质学额集中、资源供需紧张的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尤其在热门校网及资助大学层面更为突出。若“高才通”子女在未设定合理制度前即享有与本地生相同待遇，难免引发本港部分市民对“机会被压缩”的疑虑。这种担忧并非排外，而是出于对制度公平与公帑使用效率的关注。因此，社会融合与政策包容虽然重要，但亦须以本港市民的教育保障为基本出发点，方能赢得社会广泛认同。

设置合理门槛 推进群体融合

在此背景下，社会政策理论中的“分化融入”概念或能为特区政府未来的政策优化提供理论支撑。该理论强调，在资源有限的框架下，应通过设定合理门槛、实施分层机制与阶段性安排，逐步推进不同群体的融合。特区政府提出“居港满两年”作为“高才通”子女申请资助学额的前置条件，即是一种结构性的包容机制。此举既保留了“高才通”家庭参与本地教育体系的机会，也确保了制度设定的公平性、可验证性与执行可控性。其他地方亦存在类似做法，如新加坡要求准居民满足一定居住与教育参与条件，英国亦对非本地学生设有限制机制，反映出国际惯例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审慎与理性。

除制度门槛外，香港亦可参考深圳等大湾区内地城市经验，从优化供给入手，推动教育资源多元化发展。深圳近年来推行“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机制，透过财政补贴向优质民办学校购买学位，以缓解公办学校压力并提升整体教育供给能力。特区政府亦可考虑设立“人才子女就读资助计划”，鼓励符合一定条件和标准的“高才通”家庭优先选择本地国际学校或具质素的私立教育机构，并通过财政补贴方式予以适度支持，以满足人才家庭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同时有效纾缓对本地学位资源的直接压力。在此基础上，亦应适时推动本港部分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逐步扩充学额，通过校园改建、增设教学设施、优化师资比例等措施，稳步提升资助学位供给，实现以“增量调节”促进资源平衡的政策导向，为本地及非本地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完善综合支援服务

在提升教育供给的同时，完善的人才家庭综合服务体系亦不可或缺。特区政府可考虑设立“人才家庭支援中心”，提供语言适应、文化融入、升学咨询与心理支援等一站式服务，协助“高才通”家庭更顺利地融入社区与教育体系。正如社会学家库尔特·勒温提出的“团体动力学”理论指出，个体在不利环境中难以发挥最大潜能，而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则能显著提升其绩效与忠诚度。对“高才通”家庭而言，特区政府的教育政策温度，往往决定了他们对香港的信任度与归属感，一个包容有序的社会支持结构，将有助于人才政策的黏性提升及长远稳定。

此外，从政策执行的角度出发，特区政府亦应考虑加强跨部门协同与系统治理能力。特区政府可考虑由副司长层级牵头，统筹教育局、人才办、入境事务处等多个相关部门，建立高效的“政策协调平台”，确保信息互通、标准一致、执行有力。同时，应加强政策宣传与社会沟通，主动发布学位资源、申请要求、配套措施等信息，增强政策透明度与公众信任度，避免误解扩散与“教育民粹主义”情绪蔓延。

（作者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