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乐士

江乐士（GRENVILLE CROSS，GBS，SC），英国人，资深大律师、法学教授，于1997-2009年担任香港刑事检控专员，也是香港回归后首位刑事检控专员。任内，他带领刑事检控科加入国际检察官协会，提升香港形象。风波中，他为香港在国际社会发声。居港47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为香港的法治事业发光发热。2021年，他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35周年之际，《紫荆》杂志特别约请江乐士谈一谈基本法对香港社会的积极影响和重要意义。

基本法为“一国两制”提供全面蓝图

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日，该法正式在香港生效。自颁布以来，香港已走过35年的历程，基本法的影响充分显现。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努力消除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可能仍存的顾虑。他那句著名的话“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给撒切尔夫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基本法的起草著眼于21世纪。它不仅确保了香港回归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得以延续，并随著时间的推移其地位得以巩固。在香港回归前7年颁布基本法是明智之举，让人们在1997年之前就可以安下心来。它不仅体现了中国主权下香港治理的基本原则，还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治理政策的实际实施提供了全面蓝图。

邓小平的目标始终是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体现出中国政府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主权及治理问题的决心和智慧。他知道，若要实现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必须首先在香港证明其价值，中央政府也将会一直努力培育、完善这一政策。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已确保上述三个地区中的两个成功回归祖国，希望第三个地区的回归也指日可待。

2024年8月22日，在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向他的伟大功绩致敬。习主席表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新路径”。邓小平的设想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它以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核心，确保了香港和澳门的自治与稳定。

基本法保护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

对比《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很有启发性。看得出，基本法不仅充实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框架，还拓展了其范畴。例如，《中英联合声明》只是简单提及，北京将根据“在当地进行的选举或协商”的结果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并由香港当地人治理香港，而基本法的规定则更为广泛和深入。它规定普选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的“最终目标”。这肯定让参与《中英联合声明》谈判的英国人感到欣喜，因为他们原本的预期要低得多。

此外，《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未来的国家安全安排只字未提，而基本法的补充和完善则让人们放心。基本法规定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条），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港人的信任。

在其他国家，这类法律都是由国家议会制定的，但中央政府相信香港特别行政区会作出正确的决策以确保国家安全。2019年的暴乱导致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但随著立法会颁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基本法的授权最终在2024年得以真正落实。

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基本法都是一部非凡的宪制性文件。它虽然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也赋予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的自治权。香港有自己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除国防和外交事务外，香港在很大程度上自主管理本地事务，香港居民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和自由。例如，香港拥有自己的货币、发行自己的护照、管控自己的边境、货币自由流通、是一个自由港、拥有普通法体系，并可以与外国政府保持联系。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鼓励自由市场经济。香港还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检察机关和立法机构，这些都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的媒体也能自由表达观点，常常对政府提出批评。

这种局面直接归功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他一直敏锐地感知到港人的期望，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人的生活观念是由不同传统塑造的。他曾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一点无可争议。因此，基本法所体现的政策旨在维护香港独特的法治形式。

例如，基本法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有效，并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第三十九条）。这让包括法律界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振奋。这意味著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本地化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继续有效，并在司法程序中可以作为依据。

司法机构的角色对香港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它有时会成为反华势力的攻击目标。他们认为，如果能够破坏香港的司法机构，就会使香港失去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从而损害中国的形象和利益。而基本法承认香港司法机构的地位，并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第八十五条）。

虽然司法独立在英国殖民管治时代就已存在，但那只是一种惯例，从未得到正式认可。如今，司法独立已得到宪法保障，这无疑让当今的司法人员深感安心。法官们在安全的基础上行事，他们“无惧、无偏、无私、无欺”地执行正义（正如司法誓言所说）。

和世界各地的独立司法机构一样，香港的法官有时会作出有利于政府的裁决，有时则相反。人们常说“正义是盲目的”，司法机构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例如，2025年3月6日，香港终审法院驳回了反对派人士谭得志的诉求，谭得志声称只有在意图煽动暴力或扰乱公共秩序的情况下才能判定煽动叛乱罪成立（案件编号：FACC 12/2024）。而同一天，另一名反对派人士则成功说服终审法院撤销了其因拒绝协助警方进行国家安全调查而被定罪的判决（FACC 11/2024）。此类判决是司法自由的标志，致力于实现公正的结果，即便在此过程中会令一些人不满。

此外，司法机关有权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如其与基本法抵触，则裁定其无效。在正义需要时，司法机关从不回避这一职责，即便可能引发争议。在涉及反歧视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等案件中，基本法的宪制性保护条款甚至被用于作出不利于政府的裁决。

由于基本法是一部全国性法律，其解释权归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有（第一百五十八条），这并不足为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权力（第六十七条），而基本法赋予的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忘记基本法开篇就宣布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一条）。

然而，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解释权，但基本法规定香港法院受权“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第一百五十八条）。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可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进行解释，但有一个附加条件。若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基本法中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领域或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领域的相关条款作出解释，且该解释会影响个别案件的判决，则应通过香港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

基本法为香港繁荣稳定保驾护航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受到外国的批评，但其作用应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它本质上是预防性措施，并划定了法院的管辖范围。“一国两制”政策的独特性，确保了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顺利实施。有些问题不可避免地超出了香港的高度自治范围，必然需要国家层面来解决。

不过，解释权的行使一直非常克制。香港回归近28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仅行使过5次解释权，大约每5年7个月行使一次。涉及的问题包括居港权、修改选举安排、前任行政长官辞职后新行政长官的任期、国家豁免权，以及立法会议员合法宣誓和声明的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次释法是在2016年，距今已近10年。当时，梁颂恒和游蕙祯两名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在宣誓仪式上公然恶搞。他们没有以应有的庄严态度对待宣誓，而是在宣誓时插入亵渎性言辞、故意读错词语，对国家极不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表示这种行为不可容忍。今后再有任何人有此类行为，将立即被取消议员资格（此后再未发生此类事件）。这五次释法各有裨益，确保了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稳步前进。

此外，正如香港上诉法庭所解释的，基本法是一部与时俱进的文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情况。维护“一国两制”政策意味著展望未来，而非停滞不前。上诉法庭解释称，香港的制度“应在基本法的框架内继续发展，以适应我们社会当前的需求和情况，其中一些情况可能是起草者当时未曾预料到的”（CACV 8, 10, 87 & 88/2019，2021年6月11日）。

至少自1990年以来，中央政府就大力支持“一国两制”政策。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无不希望香港取得成功。例如，2021年全国人大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突出了香港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作用，这充分地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

随著国家安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法治的蓬勃发展，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可靠的合作伙伴。事实证明，香港不仅在全球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地区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2024年10月16日，菲沙研究所将香港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今年3月20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将香港评为亚洲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2024年10月23日，《2024年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中，香港位列162个司法管辖区的第23位，这是香港的又一大荣誉。

香港在这些领域及其他方面取得的进步，正是邓小平所期望的，也是基本法促成的。然而，香港人不应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每个人都应继续志存高远，因为更美好的未来还在前面。

（作者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前刑事检控专员、资深大律师，原文为英文，经本刊记者王慧娟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