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鸣

本周二（27日）上午，纪念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120年来，复旦大学与时代同步伐，形成了光荣的爱国传统和优良的校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产出了许多原创性成果，在国家建设和民族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复旦大学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教育科研改革，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作出新贡献。

“清北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是内地久负盛名的高校，也是世界百强大学榜单中的佼佼者。笔者作为复旦大学校友和校董、复旦大学香港校友会会长，应邀出席了此次纪念大会，再次深切感受到母校作为世界名校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优势。

复旦大学与香港多所高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联盟关系；此次复旦大学的纪念大会，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或首席副校长专程赴上海出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复旦经验”可供香港高校借鉴，也可洞见香港高校发展自身、贡献国家的巨大空间。

科技创新“接地气”

此次校庆期间，复旦大学倡议成立了“世界科学智能高校联盟”，旨在汇聚全球科学智能领域的优势资源，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基础科学的深度融合；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启新，旨在把大学“校区”变为科技创新园区。

事实上，复旦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在推进科技创新上不仅“知天气”，而且“接地气”，在以下三个方面尤其突出：

其一，构建了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主要体现在校区、科技园区、社区融合“三区联动”。比如，形成了杨浦区“环复旦知识经济圈”，孵化了微电子学院与中芯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得益于这个机制，复旦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超40%。

其二，注重基础研究向应用端快速转化。比如，实行“科学家+工程师”双团队制，促进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的融合，得益于这个机制，类脑智能研究院研发的“脑机接口芯片”从实验室到临床试验仅用2年。

其三，国际化合作中坚持“自主可控”原则。比如，复旦以“联合实验室+独立知识产权”的模式与外方合作，复旦与哈佛共建公共卫生实验室，核心技术专利归属复旦；复旦牵头的“人类表型组计划”吸引全球23国参与，数据存储与分析中心设于上海。

以上三个方面恰恰是香港高校的痛点。香港高校基础研发实力雄厚，但成果本地转化率不足15%；香港高校重视论文发表，但产业化滞后；香港高校国际合作伙伴很多，但不少合作项目由外方主导。

“复旦经验”启示香港，应在“接地气”上多下功夫，弥补香港高校的短板，把科技创新的视野打开、路子拓宽、动力做足。

人才引进显活力

笔者在长期参与复旦大学校董会工作中，观察到复旦人才引进的三个特征：

其一，靶向引才。复旦大学把学科与战略需求深度绑定，针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国家急需领域，绘制全球顶尖学者分布图，按图索骥。

其二，柔性机制。推行“旋转门”计划，允许学者在复旦与企业/政府机构双向兼职；实行“季节学者”项目，吸引海外教授每年在复旦工作3-6个月。

其三，本土融合。建立“学术经纪人”制度，为外籍人才配备双语助理，协助申请科研基金、对接产业链；建设打造国际化社区，比如，复旦江湾校区建设人才公寓，配套子女国际学校，提供跨境医保等服务。

复旦大学的以上做法体现出“按需引才”“据实服务”的特点，对香港高校发展有三点启示：

其一，提升引才的精准度。香港高校引才偏重“国际排名导向”（如QS学科排名）。今后，应聚焦“国家战略+香港所长+发展趋势”来绘制人才地图。

其二，提升用才的灵活度。香港高校受公务员体系影响，人事制度较僵化，大学教授兼职需严格审批，可借鉴复旦的“柔性机制”，以河套深港园区为“试验田”，推动人才制度创新。

其三，提升留才的温度。香港国际化程度较高，来自欧美的人才很容易适应香港的环境，但来自内地的人才、以及来自非普通法地区的国际人才，在香港适应期较长，香港高校应率先在“本土融合”上发力，让来港人才尽快融入香港。

国际沟通有实招

这些年来，复旦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次不断提升，除了“练内功”，国际沟通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笔者在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校长金力深入交谈中，发现复旦在国际沟通方面有不少好的做法：

其一，推动学术合作与科研国际化。复旦与哈佛等顶尖院校共建实验室；复旦主办英文学术期刊，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

其二，推动学生与师资的国际化。复旦通过“国际学生联合培养项目”和“暑期国际课程”吸引全球学生，通过“光华学者”计划招募国际顶尖教授。

其三，广泛构建校友网络。复旦在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校友会，透过校友会联络校友，推广复旦，提升国际影响力。

复旦大学的以上做法，给香港高校如下启示：

其一，当好中外学术“超级联系人”。英文是香港的官方语言之一，无论是推进国际学术合作，还是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香港的优势都非常明显，香港高校应在学术界把“内连外通”的文章做大。

其二，加大吸引国际人才的力度。最近，针对“哈佛事件”，香港多家高校表示，愿意接收哈佛大学的国际学生，香港高校在突发事件中的积极表现值得点赞。除此之外，香港还需构建恒常机制，比如，强化与国际高校的学分互认、双学位项目，吸引更多国际生赴港。

其三，用好校友资源。香港高校的毕业生遍布全球各地，在产、学、研、商等领域的佼佼者数不胜数，应打好“母校情结+香港情怀+国家机遇”这张“王牌”，吸引和激励更多校友为香港教育效力。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非常关注香港高校发展，今年3月12日，他在北京会见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沈向洋、校长叶玉如一行时表示，高等教育是香港的“金字招牌”，香港高校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著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推动香港由治及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贡献更大力量。

夏宝龙所言，表明中央非常看重香港高等教育。与内地高校相比，香港高校有独特优势，也有自己的短板，从复旦这面镜子，我们应看到香港高校发展的潜力和贡献国家的切入点，这有助于香港高等教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文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