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柏珲

2026年2月，两台名为“Phantom MK-1”的人形机器人，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悄然运抵乌克兰。它们的制造方——Foundation公司，已拿到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合计24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时代》周刊2026年3月的这一报道，似乎只是俄乌战场无数新闻中的一条。但它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却远不止于顿巴斯的泥泞战壕。

这不是科幻电影《终结者》的剧情预告，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人形机器人开始出现在现代战场上，我们不得不追问：人类是否正在打开一个无法关闭的“潘多拉魔盒”？在科技进步的狂飙中，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实现自我约束，从而避免被自己创造的武器反噬？

从“侦察支援”到“自主杀戮”：一条危险的下行通道

根据现有资讯，Phantom MK-1目前的用途被限定在“前线侦察支援”。但稍微了解军事技术发展逻辑的人都知道，侦察与打击之间，只有一行代码的距离。一旦机器人具备了在前沿阵地自主机动、识别目标、传输信息的能力，为其加装武器系统并授予“开火权”，在技术上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事实上，乌克兰战场上早已不是人形机器人的天下。路透社报道指出，乌军需要“数以万计”的地面无人车辆用于后勤、补给和伤员后送；乌克兰国防部也宣布，仅2025年前7个月，就有40款国产地面机器人获准投入使用。FPV无人机已经“主宰”了战场上空。换言之，机器人参战不是未来，而是现在。只不过，它们目前大多还像遥控玩具一样，由人在后方操控。

但真正的危险在于“自主性”的逐步赋予。当通信被干扰、延迟无法忍受时，军方就会有强烈的动机，让机器人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己做决定——包括是否开火、向谁开火。DARPA的RACER项目、五角大楼的Replicator计划，都在全力攻克复杂环境下无人系统的自主导航与决策能力。一旦这些技术与武器结合，一台能够自主识别并攻击人类目标的机器人，就不再是《终结者》的幻想，而是工程问题。

从“机器辅助人杀人”，到“机器自主决定杀人”，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下行通道。而我们，已经站在了通道的入口。

人的控制还能保留多久？——国际社会的集体焦虑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并非没有警觉。

202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79/62号决议，明确重申：国际人道法完全适用于自主武器系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5月更是直言：“能够在没有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决定夺取生命的机器，在政治上不可接受、在道德上令人憎恶，应该被国际法禁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长期呼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文书，禁止不可预测的自主武器，禁止以人为目标的自主攻击，并对其他自主武器施加严格限制。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截至今天，世界上仍然没有一部已经生效的、专门针对自主武器的全球性强制条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框架下的政府专家组仍在谈判，各方在“什么是适当的人类控制”“哪些系统必须禁止”等问题上分歧严重。

与此同时，技术却在以摩尔定律的速度迭代。外交官们还在争论术语定义，工程师们已经部署了下一代自主集群。这种“技术狂奔，治理跛脚”的错位，正是当前最令人担忧的局面。

中国的立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的清醒与克制

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安全边界的大讨论中，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多次明确表达了对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的严重关切，并主张：必须坚持“人类控制武器”的基本原则，反对赋予武器系统自主决定夺取生命的权力。中国支持在CCW框架下，就禁止和限制LAWS开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谈判。

这一立场，根植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慎战”“止戈为武”的智慧。中国深知，一旦自主武器泛滥成灾，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它们会降低战争门槛，增加误判风险，甚至可能被恐怖组织利用，反过来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当然，中国也清楚地看到，美国等军事强国正在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快速实战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一方面需要发展必要的自主无人防御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必须守住“人类在致命环节的控制权”这条红线。不率先跨越，也不被动跟随，而是主动参与规则制定，推动形成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这应该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可以做什么：从倡议到行动

担忧不能止于叹息。面对人工智能武器化的浪潮，中国完全可以、也应该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

第一，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的实质性谈判。中国可以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的地位，联合“全球南方”国家以及瑞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关键行为体，争取在2026-2027年推动CCW谈判取得突破，至少就“禁止完全自主的、以人员为目标的攻击系统”达成初步协议。

第二，提出“中国方案”，引领技术标准制定。中国可以组织国内顶尖的人工智能、军事伦理和国际法专家，制定一套可操作、可验证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分类与管控标准”，例如明确“有意义的人类控制”的技术指标（响应时间、干预权限、数据记录等），并将其作为国际谈判的备选文本。

第三，加强国内立法与伦理规范。中国应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文件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专门针对军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系统的管理办法，明确研发、试验、部署的审批流程和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在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体系中，系统植入“科技向善”“武器伦理”教育，从源头培养负责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第四，倡导建立“人工智能武器化风险早期预警机制”。中国可以提议在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或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等机构下，设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用于通报自主武器系统的测试、部署和意外事件，降低误判和升级风险。

在技术的悬崖边，我们仍需选择人性

Phantom MK-1在乌克兰的泥泞中行走，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十年，我们会看到更多形态的机器人出现在更多战场上。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使用技术的人类有。

人类之所以为人，不在于我们能造出多么强大的武器，而在于我们能够约束自己不去使用那些“能够却不应使用”的力量。从禁止化学武器到禁止地雷，国际社会曾多次证明：即使在大国竞争的时代，人类仍然可以达成共识，为战争划下底线。

今天，人工智能武器化带来的挑战，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因为它触及了“谁决定生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决定权交给了机器，那我们不仅输掉了战争，更输掉了人性。

中国有句古训：“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人工智能武器的时代，这句话需要新的解读：技术虽强，失德必危；战争虽远，忘约必近。

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成为那个在技术悬崖边拉住缰绳的力量。不是为了某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人类文明的长久生存。毕竟，当《终结者》的场景不再只是电影时，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人，能成为真正的赢家。

（作者系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