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明寄思，缅怀先哲。今年5月15日是我国当代生药学与本草学界一代宗师谢宗万先生诞辰102周年，恰逢清明时节，追忆恩师之情愈浓。谨以此文，重温20多年前先生辞世之际（2004年8月）写下的追忆文字，以寄深切缅怀。

正文

老师走了，您急匆匆地走了。三个月前八十大寿的欢宴上，您还是那样地精力充沛；一个月前您虽身卧病榻，但当与学生谈论起《香港容易混淆中药》的书稿时，您仍是那样地兴致勃勃。仿佛一切就在昨日，一切还在眼前。

老师走了，您静静地走了，静得走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其实您一生为后人留下的学问太多，您的遗愿，弟子心里完全明白：您一生为实现“药无重名惠万家”的理想而呕心沥血，这未竟的事业，学生们一定努力承继，让您宽慰九泉。

老师走了，您永远地走了。您以工作为乐，辛勤劳碌一生，醉心研究是您的养生之道。了解到这些，学生平日不再劝您休息，此刻请让我说一声，敬爱的老师请您好好安息吧！

老师走了，您微笑地走了。您一生豁达，总是考虑别人，从不考虑自己。您病中对同道的问候，我已经一一转达；您弥留之际，怕影响我的工作，摆手示意师母不让我回来，但我还是忍不住赶回来看您最后一眼。

灵堂前，望著您那熟悉的面容，一段段往事又在脑海中浮现……

我拜师在谢老门下二十余年，是他引领我进入了中医药的科学殿堂，学会了选题、科研、读书、做人。谢老高尚的人品、严谨的治学作风，更是我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

严师之鞭

凡见过谢老的人，无不对他那爽朗的笑声与慈祥的面容留下深刻印象。殊不知，谢老在做学问上却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对学生也是非常严厉的。

1982年春，我大学毕业直接考入了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在此之前，跟随谢老师做进修生或研究生的已有几人，仲铠、家林、金生几位大师兄，个个出类拔萃。而我是个刚出校门的学生，一切得从头开始。从本草考证、植物分类到显微鉴别，样样都要老师手把手地教，记得当时在我的第一篇本草考证文章草稿上，老师用红笔圈改的地方几乎比我原稿的黑字还多；大到谋篇布局，小到标点符号，处处浸透著老师的心血。几年下来，在师兄弟中，让老师操心最多、受益最大的应当数我了。

老师为人很谦逊，从不摆大专家的架子。他擅长本草学研究，除倾心传授平生所学之外，还鼓励学生博采众家。在选修硕士课程时，他为我联系了当代名家马继兴教授、楼之岑院士、诚静容教授，并鼓励我不但要学好医古文，也要学好外语，这些都为我未来的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老师对学生是严格有加的，如他规定，不论在院内还是院外上课，研究生的考试成绩都不得低于80分。我当时最不喜欢的一门课程是显微鉴别，曾闪过蒙混过关的念头。一次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强调“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的道理，这语重心长的训导，令我至今难忘，受益终身。20年后当我应邀主持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粉末显微鉴别彩色图集》时，更加体会到我遇到的是一位能“点石成金”的名师。

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对来访者都有求必应，认真对答，在学术上从不敷衍。老师日常工作十分繁忙，还有不少社会兼职，我不忍心占用老师的宝贵时间。幸好我的实验室在老师办公室隔壁，便时常利用早上帮老师打开水的机会，将自己遇到的问题向老师讨教一二。记得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一次谢老师来东京参加中日生药合作谈判，我向他讨教外来民族的称谓问题，谢老师当时日程忙，他回到北京后便专门回信详加说明。

跟随老师工作，可以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他那孜孜不倦、身先士卒的身影。另一方面，跟随老师工作，感觉不到任何框框，因为老师对学生从来又是放手的。

1983年春始，老师让我在外闯荡了三个月，在祖国大地转了两圈去调查药用辛夷资源，收集实验材料。出发前，我原本抱著侥幸心理，想让老师给我介绍些关系，走走捷径。老师只简单说了四个字“依靠组织”，任凭学生去闯出自己的路，从实践中学习感悟。

1985年，中药研究所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医药合作中心接受委托，承担了《中国药用植物》（Medicinal Plants in China）一书的编著工作。我那时刚刚硕士毕业，在老师的推荐下，被推上了第一线。我和摄影师海鸣一起，用了约两年时间，从天山到海南，跑遍了大江南北的药材产区。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锤炼了自我。虽说日后我也独自完成和主编过一些书籍，但在老师指导下完成的这第一本书，是我事业起步的一块重要基石。

回顾这些年来，从我第一篇论文发表，到后来获得国家级奖励，再到今天登上国际中医药舞台，我事业上的每一点进步，无不凝聚著导师的心血。老师循循善诱、甘为人梯。即便后来我在海外学习、工作，远离故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那支无形的教鞭，也一直在激励我向前。

慈父之爱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不少大学同学都在寻找新的人生定位，而我一直能留在中药研究领域，是老师在帮我把握航向。

1985年，我通过了国家教委出国英文考试，得到了一个去法国留学的名额。在国门开放之初，能去巴黎留学，是多少年轻人的梦想。但在此刻老师却出面劝阻了我，他鼓励我要根植华夏，弘扬岐黄。老师说，国际上，日本是研究中医药最多的地方，又与我们的生药专业方向最为相近，因此，他鼓励我日后有机会可考虑东渡扶桑。不久以后，经老师推荐，我到东京药科大学进修，在日本著名的生药学家下村裕子教授门下深造。后来我又在全院众多的赴日进修生中第一个拿到了博士学位。

老师对学生的关爱，除了事业外，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充满著慈父之情。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住房十分拥挤，年轻人常常已结婚育子，尚居无定所。当年还没有商品房之说，住房都是单位分配。为使学生无后顾之忧安心工作，老师专门打报告给所里、院里的领导，帮助解决学生婚后住房问题。而此时老师对自己家中住房拥挤的问题，却只字未提。

20世纪80年代末，我远离故乡，到海外发展，但与恩师之间的联系却从未间断，每当收到老师的来信，总是有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老师的40多封亲笔信，我仍珍藏至今。

老师十分理解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知道我喜欢吃山楂，每次见面，总是捎来一些北京特产果丹皮。有一次老师来东京，还捎来了我喜爱的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

老师平易近人、睿智幽默，不但能诗善文，还是妙手丹青，又是象棋高手。一次春节联欢会上，老师诙谐地道出十几条中药谜语，如偷梁换柱——木贼，牧童——牵牛子，一时间研究室内充满了欢声笑语。沾专业的光，我答对了好几条，第一次从老师手中获得一份奖品。

老师有著宽阔的胸怀，乐观地面对人生中的各种困境。1992年11月，他从日本回北京没两天，就去了西双版纳和老挝，调查药用血竭资源，当时已是古稀之年的他，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得知消息，学生更是焦虑万分，当通过国际电话再次听到老师那熟悉洪亮的声音时，我被老师“病房学步从头迈”的顽强精神所感动。

1995年，我们三位留日学子作为代表应全国政协和国务院侨办之邀回国讲学，我在汇报中也特别提到，联系我最密切的纽带是我与老师的这段师生情。

看到学生的成长，老师有著发自内心的欣喜，特赐我一幅题字：“融汇古今中外，勇于突破创新。”老师的墨宝是对我的激励与鞭策，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

2001年，老师应邀来香港讲学，《香港经济日报》以“三代同堂的师生关系，要把家风传承”为题做了专版报道。应当说，一位好老师组建的团队就是一个好家庭，在谢老师生这个大家庭里，从来没有家长作风，老师提倡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由恩师树立的这种良好的“家风”，弟子们将承接下来，传递下去。

2003年第十二届中国本草学会年会在中山市举行，老师和师母一同光临。这不仅是一次学术盛会，更是师生共聚的难得机会。弟子绕膝，欢庆一堂，共庆老师从事中药研究六十载，迎接老师八十华诞。金生学兄执笔的对联道出了弟子们对恩师学问及人品的深切崇敬与爱戴之情：“志随神农，攀越岭崖，本草穷源建伟业；心同板桥，淡泊名利，杏林成蹊继高风。”这也是老师一生的真实写照。（文/赵中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