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帆

全国两会刚刚闭幕，“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公布。其中专设港澳篇章，为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擘画蓝图、锚定方向。细读规划，香港的角色定位已悄然发生深刻嬗变，其核心在于从过往侧重联通的“超级联系人”，向深度参与和引领国家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枢纽”跃升。此一转变，意味著香港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从未如此紧密相连，也标志著中央对港支持从“政策输血”迈向“系统赋能”的崭新阶段。

角色升级：从“通道”到“权力节点”的质变

纵观规划内容，香港的传统优势得以巩固，而新兴功能更被赋予战略权重。规划不仅重申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更首次明确提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等功能。这一系列部署，剑指香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深意何在？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香港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其同时具备“自由港”的开放活力与“避风港”的安全稳定。规划的指向清晰无比，即香港不能再满足于扮演资金与货物进出的“通道”，而必须成为配置全球资源、制定市场规则、管理国际风险的“权力节点”。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其枢纽功能的强化，直接关乎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布局。这要求香港的金融业必须革故鼎新、提质增效，从简单的“资金过路站”转型为深度融合的“价值创造地”。笔者认为，这一转变是香港对接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更是其突破自身发展瓶颈、重塑核心竞争力的历史机遇。

北都破局：以空间革命驱动产业变革

“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首次写入国家规划，其意义绝非仅是增加土地供应这么简单，而是一场谋定后动、举纲张目的顶层设计。旨在从空间、产业、协同三个维度，对香港的发展格局进行战略重构。

长期以来，香港“南重北轻”的空间格局与“产业空心化”的经济结构相互交织，制约了发展动能。北部都会区的规划，直指这两大痛点。在空间上，它旨在扭转发展重心，通过释放新界北部土地、布局跨境基建、就近提供住房与职位，破解深层次社会矛盾；在产业上，它以新田科技城为核心，聚焦创科发展，与一河之隔的深圳形成“香港研发、深圳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香港经济从“轻资产、重服务”向“科产融合”的战略转型。

更关键的是，北部都会区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样，承担著探索“一国两制”下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试验田”重任。能否在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上实现突破，能否将“两制”之异转化为互补之利，关乎此举成败。这不仅是香港自身的发展工程，更是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制度型创新的国家工程。其成功，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树立典范。

双向赋能：在与国家同频共振中定义新价值

规划明确提出“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机制”，支持香港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这揭示出香港与国家关系的新内涵，即从单向的“窗口”与“桥梁”，转向深度的“双向赋能”与“同频共振”。

所谓“双向赋能”，意味著贡献国家与发展香港已成为一体两面。一方面，香港可凭借其熟悉的国际规则、完备的普通法体系、以及高端的专业服务，为内地企业出海保驾护航，降低全球化风险。香港的律师、会计师、咨询机构，正是中国规则与国际规则实现“双向适配”的最佳中介。

另一方面，庞大的国家市场、齐全的产业链配套以及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为香港的创科人才、金融机构及专业服务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应用场景与成长舞台。香港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可为大湾区创科赋能；深圳强大的制造业生态，又能为香港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提供支撑。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作，方能产生“1+1>2”的化学反应。

综上，“十五五”规划的港澳专章，为回归祖国怀抱近三十年的香港指明了前路。这条道路的核心，是融入与引领并举，发展与贡献共存。这要求管治团队必须展现出敢为人先、破旧立新的魄力与担当，将国家规划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本地立法、政策与行动的具体施工图。

同时，香港社会各界亦必须登高望远、胸怀大局，善于从国家发展的脉动中寻找自身发力的共振点。无论是组建“并船出海”的商贸代表团，还是在河套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其终极目标都是将香港所长与国家所需进行精准耦合，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与发展可持续化。唯有如此，方能不负中央所托，切实将习近平主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殷切期望转化为生动实践，让香港在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再创辉煌。

（作者系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