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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桦 |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

郑宏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执行）

香港始终在中华文化传承与全球多元文化交融中扮演独特角色。当香港步入由治及兴新阶段，如何将文化特色转化为产业动能、让文化软实力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支撑？本文基于对香港文化特质的深度洞察，提出做强香港文化产业的三个层次，为香港在新时代践行文化使命、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言献策。

香港文化的特色

2025年2月中旬，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乍春还寒，一年一度国际安全政策领域最重要和最具规模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正在进行。美国新任副总统万斯对欧洲一通猛烈批评后，令在座的欧洲政要个个面红耳赤，尴尬转向紧接发言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引颈期待中国如何对美国威胁表态。王毅气定神闲，轻松地用一句诗回应，“他强任他强，清风抚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王毅引用的这首诗，出处即是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所创作的“九阳真经”口诀。在这个全球瞩目的论坛，王毅部长引用香港作家笔下人物的口诀，传神地表现了中国面对外强胁迫时轻松沉著的镇定形象，也反映了中国看待中美关系的战略定力。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形象的关键时刻，也是香港文学所创造的形象和内容在国际舞台的高光时刻。

两个月后，4月初的夜晚，宏大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外墙数码控制的霓虹闪烁，馆内人声鼎沸。这是香港首个可容纳五万人的体育场馆，正在举行“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这个在香港成功举办多届的世界榄球盛会，首次移师全新的启德主场馆。“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不仅是全球榄球界最重要赛事之一，也是全球榄球迷的盛事，一连三日比赛观众接近满座。七人榄球既如传统榄球般紧张刺激，又有胜负分明的快节奏，现已经发展成为夏季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鲜为人知的是，这项赛事是由一群常驻香港、热爱运动的外籍商人于1976年首创，并经过近50年发展成为世界级体育盛会。在赛事影响之下，一大批来自中国内地和海外的顶尖榄球运动员在香港成长、训练和比赛。无论榄球，或是“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都已经成为香港中西文化融合共处、包容创新的典范。

以上两个小故事反映出香港文化两个重要特征：其一，香港文化具有深刻的中华文化印记，香港文化产品也有深入中华文化内心的渗透力。以金庸作品为例，他在多部武侠小说中创造的鲜活侠士形象，都具有中华文化所推崇的君子飘逸潇洒、镇定自若，不畏强权、灵活多变的气质。这也是金庸作品广受读者欢迎，并能够“破圈”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基础。香港还保留了很多中华文化传统，尤其是各种民间艺术、民俗、宗教信仰等。其二，香港文化具有包容各方、兼收并蓄的多元属性。香港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互动之地，不同文化融合发展，成为香港有特色的创新之作，例如香港的奶茶，便兼具中国茶文化和英国茶文化的特色。

香港文化这两个特征也是特区政府在《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提到香港文化“一本多元”的关键特色，即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根源，同时具有放眼世界的多元视野。香港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别具包容性，香港还具有与海外华人的广泛联系，这些都构成香港的“软实力”，因此在“十四五”规划中，香港定位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是恰如其分的。
 

理解香港文化的“三个层次”

在对香港文化特征有初步认识的基础上，要对香港文化和文化产业进行深入探究，以及对香港文化发展的未来进行展望，则需要对文化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有更深一层的认知。我们提出“三个文化概念”，即对文化概念有三个层次的理解：第一是文化的身份观，文化应被视为社群身份认同的符号基础；第二是文化的权利观，文化应被视为受到保护的基本人权，也是社会主流要掌握的政治权利；第三是文化的软实力观，即文化应被视为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软”性实力。 

一、文化是社群身份认同的符号基础。文化是一套与特定社群身份认同有长期绑定关系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体系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主要是社群内部共识的结果，而共识既可自发产生，也可经由过程赋予。这些过程包括社群内部的模仿、代际之间口头或文字传承、制度化教育和宣传等等。可以说，社会共同体得以形成，需要一定的心理基础，文化就是符号化的心理基础。

虽然物质文化是文化的重要一环，但能更广泛地聚集人气、深入人心的，往往是非物质文化形式。原因不仅仅在于非物质文化与民众关系更为紧密，对于社群形成自我身份意识具有独特作用，更在于非物质文化相较于物质文化更强调文化创造和传承中人的主体地位。非物质文化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在不同的时代会被更新和重构，因此非物质文化变得鲜活起来。除了透过技术手段去保留其外形和记忆，文化传承更依靠社群对其意义的解读，文化本身嵌入社群的社会关系中。

文化的符号观有两个方面意义：第一，要保护好物质文化，更要著力发掘非物质文化。应当说，政府的文化管理者，对文化的理解更多聚焦于物质文化层面，注重器物、遗址保护等。但是非物质文化，尤其是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更丰富内涵。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组织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如下五大类型：语言在内的口头传统或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这些非物质文化的内容有广阔的覆盖面，而且极具生命力，随时代而不断变化。

第二，文化作为一种社群认同的符号基础，嵌入社会关系之中不断发展、形构，不能用静止观念看待。要认识文化总是不断变动的，在不同时代会更新和重构。这就要特别注意群体文化身份如何被构建和不断型塑。

香港的文化身份显然具有孕育于中西杂处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香港虽然以华人为主，但多数人因其移民身份，来自不同族群，并没有产生强烈的香港身份认同感。只到1970年代后期，港英政府逐渐改善社会治理和提供社会福利，才开始促成了“香港人”的身份意识，而这个过程又有特殊性和复杂性。

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很多港人将“香港人”身份自然而然地视为“中国人”身份的一部分，视香港文化为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地方次文化，但亦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将“香港人”身份与中华民族身份对立起来，刻意夸大香港与内地的文化差异。正因如此，在香港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进程中，更应同时强化香港乃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建香港人乃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尤其须清晰地认识到香港文化的特点，并从研究香港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寻找哪些有助重构香港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要素。

二、文化是社会主流要掌握的政治权利。文化处于不断重构衍化和再创造之中，其本身可被视为一种场域而存在。在这个场域中，有不同的力量在不断角力，角力关键在于文化定义权利、文化解读权利和文化选择性继承权利。社会的主流应该对文化有主导权力，文化如何构建和型塑要反映社会主流的意愿。但如果社会主流忽视或者轻视文化场域的重要性，非主流、边缘、甚至是极端的声音就有可能鸠占鹊巢，带来偏颇甚至混乱。

尤其是在香港的文化艺术史上，很多艺术形式甚至文化艺术产业本身都曾经以一种偏颇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文化和中国内地的发展，甚至被别有用心地用于撕裂内地和香港的关系，沦为反对政府的工具。例如，在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时期，反对派便曾不断利用音乐、绘画、文学等，通过各种媒体反对政府，造成非常负面影响。此种舆论局面是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放纵文化领域不管，任由极端声音掌握文化和舆论传播高地而造成的。

香港要引以为戒，树立香港市民中华民族意识让文化基础“重生”，就需要重新建立主流文化艺术观和文化艺术的主流价值。从政府角度看，要强调政府作为社会主流代表，对文化艺术领域具有治理的责任。基于此，政府在文化艺术领域和文化产业上不应该缺位，也不应该放弃在文化艺术领域中树立主流价值观的权力和角色。政府设有艺术发展局，有发展文化艺术的资助计划、设立了文化艺术盛事基金等，也是很多艺术团体最主要的赞助方，正因如此，政府应该透过这些渠道把握文艺创作走向，鼓励文艺创作体现和弘扬香港市民的中华民族意识。

从文艺创作者角度看，则要摆正对文化与政府关系的认识。文艺创作者应当认识到，政府是文化保育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保护小众和高雅艺术不会因为商业价值不足而消亡，设立必要审查制度防止文化产品沦落为争相博眼球的低质产品，等等。

文化艺术创作者亦要承认和理解政府与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政府需要文化艺术活动来树立社会价值观，形成荣誉感以整合社会，而文化艺术活动也需要透过政府的帮助来获得更多资源与观众，实现可持续发展。文化以及文化产业需要强调政府的治理角色，治理的关键就是要引导和鼓励文艺创作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

三、文化既是基本人权也是软实力。如前所述，文化是社群身份认同的符号基础。消灭和同化一个族群的方式，就是消灭其文化认同，一些历史上对华敌对的国家，便曾采取限制华语、要求华人改姓名、改衣饰等等。虽然这些强迫同化的政策现已不为时代所接受，但全球化时期，弱势社群文化更加受到强势文化冲击，文化传统面临单一化威胁。因此国际社会也将保育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传统视为文化权利保护的重要部分。

2005年联合国发布《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成为一部重要的国际法。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传统作为文化权利，已经成为一项重要人权。香港社会虽以华人为主，但也有多元的族群文化，强调社会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并不否认小众文化和非主流的表达。保护和尊重多元的文化，也是香港在文化上建设“软实力”的重要一环。

首先，文化的“软实力”表现在对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上。文化会随著人口流动和社群影响力增强而得以越来越广泛地传播。例如，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更多建立在民间叙事基础上，透过历史连接和媒体传播得以实现。传播力和影响力建构自下而上，自边缘而中心，自小众而流行。例如，英国文化在大众心目中的想象就与文化艺术分不开，各种关于英国历史建筑和人物的故事，如哈利波特的奇幻想象等，这些英国文化的符号从民间小众兴趣中逐渐“出圈”。香港的电影、音乐、文学等也曾经对中国内地、台湾和东南亚、东北亚社会乃至部分西方社会都产生过影响，这些香港文化产品源自于香港文化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也是源自于香港文化来自于商业和民间社会的活力。

很多大火的文化现象源于小众文化。例如，九龙寨城曾是一个无政府管治、公共卫生和治安都构成极大问题的“三不管”地带，但此种图景随著香港的电影、漫画和其他文化作品广泛传播，在日本和西方的电影中引起广泛回响，其神秘感便成为了“赛博朋克”美学的代表之一。虽然这些衍生的文化作品已经在其本源意象上进行了戏仿、改造、甚至重构，但仍不断有后人“寻根溯源”。

社会需要树立主流的文化审美观念，在现时的条件下，就是树立中华民族文化根本，以爱国爱港为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但同样要给非主流的小众留有文化创作和发展的空间。社会给予这些文化创作的空间也是在培育香港的文化“软实力”。民间的力量在推动和传播这些文化方面的作用要大过官方。香港的民间团体和机构，可以在增进香港的文化影响力方面做更多工作。香港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大，香港文化产品仍然受到很多海外华人追捧，因此，应鼓励民间团体多利用与海外的各种联系，推广香港的文化“软实力”。
 

香港的文化使命

一是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一本多元”香港特色。香港文化艺术过去主要反映社会大众对于身份政治的各种理解，政府和各个政治派别在历史上也将文化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和政治定位的工具。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早期透过政务官管理官办的艺术团体，既供养也审查文化艺术活动。临近回归之时，才将文化行政权转交给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管理。回归后，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被撤销，文化行政权收归政府，但分散到民政局、发展局和商经局等各个政府部门，直到2022年才正式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文体旅局）。

可以说，从回归到成立文体旅局之前，特区政府对于文化的管理并未真正起到主导作用，尤其是在透过文化树立香港市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做得不够，这也导致这一时期很多香港文化艺术作品或明或暗地流为政治表态。《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香港过去由反对派所主导身份政治的现象，已经从文化艺术中退潮。当前，香港的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树立和巩固香港市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政府如何在发展文化艺术中发挥主导角色。

香港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社会，同时也具有多元族群和多样文化，香港与海外的联系更是十分深厚。在强调“一本”前提下，如何保护好“多元”，是文化艺术治理问题的“一体两面”。政府在管理文化艺术领域要多想办法，既要保证文化艺术作品树立主流价值观念，又要尊重多元表达。例如，建议设立“信任伙伴计划”，实现与文化艺术界共同管理和协调产业发展；建议多发掘和展现“一本多元”文化特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大坑舞火龙、太平清醮等；建议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多开发香港特色旅游项目，既发展旅游经济，也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

二是发掘香港的软实力，维护海外华人文化权利。香港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也是很多华人华侨“出海”和归国的第一站。华人华侨与香港有文化、语言和亲情的联系。香港教育是广为人知的品牌之一，特区政府也在打造“留学香港”的品牌，希望多吸纳世界各地学子来香港学习。

除了招徕留学生，香港教育也可以走出去。例如，香港可以继续发挥民间社会的联系，为华文华语教育、中华文化推广出力，构建传播中华文化平台和渠道。愈来愈多中国人赴海外经商和务工，随居子女在国外面临入学难的问题。香港的私人教育机构可以协助在海外建设中国国际学校，为当地华人华侨提供中文及中华文化等课程。

在亚洲和欧洲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阿拉伯国家、非洲、南美洲和太平洋岛国也有大量华人华侨。华人社群对华文教育需求殷切，协助当地中文教育标准化、规范化，便利不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借鉴采纳，制订在地化的中文教育政策，这也是支持华人社群维护自身文化人权的重要途径。香港民间社会一向十分有活力，在推广中华文化的工作上，应当多鼓励民间渠道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教育品牌不应只限于学位教育，也应该重视职业教育。鲜为人知的是香港服务业职业教育极具特色。在2024年9月举行的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香港代表队获得1金、1银、2铜及10项优异奖章，是自1997年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香港至今已累计获得4金、2银、7铜及81个优异奖章，反映香港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受到世界肯定。基于此，香港可以效仿内地职业教育的品牌“鲁班工坊”，在海外建立职业培训平台。例如，由职业训练局（VTC）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港商合作，与当地职业学校合作设立培训机构，输出培训师资，帮助培训当地劳动力，节省港商在当地投资设厂的人力资源培训成本，同时也尝试“出海”推广香港职业教育。

总而言之，香港的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具有中华文化的底蕴和多元包容的特色。当前香港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特区政府、文艺创作者、民间文化和教育机构等，一方面需重新确立自身的定位，亦须与不同持份者在文化场域中重新建立关系；另一方面则既要认识文化对社群的深刻意义，也可以文化艺术和创意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引擎。只有认识到文化在社群、政治和影响力三个层次上的内涵，发掘和发挥香港特色文化，建设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空间才会越来越宽广。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10-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