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刘蜀永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是香港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抵抗的抗日武装力量。为纪念香港抗战历史，本刊邀请香港知名历史学家刘蜀永教授，向读者们讲述香港抗战史研究历程，讲述如何通过研究赓续先辈的爱国精神。

港九大队抗战史研究始于老战士

最早热心港九大队抗战史研究的是粤港两地的港九大队老战士。1980年代他们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史征集编写组，收集了大量口述历史资料和部分文献资料，先后编辑出版了《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六个中队队史》（1986年）《回忆港九大队》（1987年）。在此基础上，他们邀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敏锐副研究员执笔，于1989年编辑出版了《港九独立大队史》。这是研究香港抗战史的必读参考书。

有感于抗战胜利已逾半个世纪，老战士已届耄耋之年，东江纵队的资料又较为零碎，2001年香港历史博物馆委托陈敬堂博士进行一项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口述历史研究计划，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走访了31位老战士，其中包括港九大队政委陈达明、黄云鹏、东江纵队情报处处长袁庚等。鉴于这些资料十分难得，历史博物馆决定将其出版，又邀得一些专家撰写国家抗战和香港抗战的文章，汇集成为《香港抗战——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论文集》一书，于2004年出版。这是香港抗战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对许多问题（例如港九大队与英军的关系，大队交通总站等）的论述较前更为细致深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10月香港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日军在港战争罪行：战犯审判记录及其研究》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刘智鹏、丁新豹两位教授担任主编。该书利用英国陆军部档案关于战后香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纪录编著而成，包括专题研究和档案选译两大部分。书中披露的日军罪行涉及十八日战争、香港宪兵队罪行、深水埗战俘营、赤柱监狱以及银矿湾惨案等。书中展示了日军对众多香港市民和英军战俘滥施酷刑、肆意杀戮等触目惊心的罪行，以及在强迫归乡过程中，将难民推落入海或弃之荒岛任其自生自灭的残暴行径。重庆出版社以《侵略的证言：日军在港战争罪行》为名，出版了该书的简体字版。

编修香港第一部军事志《港九大队志》

2017年以来，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香港社会层面，大家对在香港加强历史教育都比过去更为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这使我们深受启发和激励。

我和刘智鹏教授等学者认为，让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透过香港历史了解国家历史，了解香港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是在香港开展历史教育的比较有效的路径。因此我们更加努力地推动落实香港修志，致力编写一本新的通史性香港史著作，同时启动了一项比较艰巨的工作——编修《港九大队志》。

港九大队是香港抗战的中流砥柱，其指战员为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的历史是香港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过去很长时间在香港却鲜为人知，更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研究。1989年出版的《港九独立大队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但主要依赖口述历史。我们认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可以做得更深入和扎实。

为此，我和刘智鹏教授启动了《港九大队志》的编修工作。我们特别注重挖掘和整理档案资料，如港九大队大队部当年的军事报告、英军服务团关于与港九大队合作的报告等，以补充和修订口述历史的记载。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在新界乡村（包括荒山野岭）逐一寻找并记录港九大队当年活动的遗址，如大队部驻地、军需处、岩洞仓库等。这些场所在老战士的回忆录中时有提及，却从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实地考察。

经过四年多努力，2022年港九大队成立八十周年之际，香港第一部军事志《港九大队志》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包括总述、政治军事志、遗址志、人物志、大事记、附录等，是有关港九大队历史最全面、最详细的著作。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存亡紧要关头的历史担当，体现了港人的爱国传统，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以致最后形成一书难求的局面。为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又对初版进行了较多修订，于今年6月出版了增订版。

在内地也有学者关注香港抗战史研究。2017年7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成立香港研究所，孙扬担任所长，将香港抗战史作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香港抗战研究“资助。孙扬先后在《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林》等杂志发表论文《抗战时期中共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的实践》《全面抗战时期香港国共两党组织工作析论（1937-1941）》《抗战时期孔令侃与南尖社在香港的活动》等。2025年他又和研究生一起撰写历史普及读物《香港与国家：风雨同舟的抗战史》（香港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用侵略、暴行、抵抗、外交和胜利五个篇章呈现全民族抗战框架中的香港抗战，让读者明了香港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将研究成果融入香港市民生活

2017年以来，在对港九大队历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与几个爱国团体一起，致力将香港抗战研究成果融入社会，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具体成绩是兴建了两座抗战纪念设施，并推动香港特区政府设立抗战文物径。

第一是建立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纪念馆的前身是沙头角罗家大屋。抗战期间，这个家族有多达11位成员投身港九大队，有的还担任副大队长、中队长或交通站站长，贡献卓著。我们和几个爱国团体对罗家大屋进行了为期5年的修复与改造，最终建成了香港首座抗战纪念馆，也是首个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抗战历史中所作贡献的场馆。香港广州社团总会主要负责筹款和房屋改建，我们作为学者则义务负责撰稿和展板设计。2022年9月开幕以来近三年时间，纪念馆已接待9万多香港市民参观。

第二是兴建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1943年5月，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中队长刘春祥率领6位班排干部乘木船渡海前去屯门开辟新的根据地，途经沙洲、龙鼓洲两个小岛之间的海域，遭遇日军两艘炮艇伏击，经过激战他们和船家一家五口全部壮烈牺牲。为弘扬他们宁死不屈、战斗到底的爱国精神，我们联同新界乡议局等爱国团体不断推动，得到屯门民政事务处支持，在烈士计划登陆的海岸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修建了这座纪念碑，碑文由我与刘智鹏教授撰写。这是香港第三座大型抗日英烈纪念碑。

我们还与爱国团体一起，推动政府设立抗战文物径，把一些邻近的抗战遗址设计成供市民或外来游客旅游参观的路线。目前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接受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已完成沙头角抗战文物径的可行性研究，正在进行西贡抗战文物径的可行性研究。

香港抗战史上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抵抗

关于香港抗战史研究，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英国政府是否有意保卫香港，在香港是否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抵抗。

1940年6月，日军已经控制华南地区，香港海湾处于日军炮火的威胁之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悲观地认为：“香港并非英国的切身利益所在，当地驻军无法长期抵挡日军的攻势。……从军事角度看，舍弃对香港承担的糟糕义务，英国在远东的处境会更好。”1940年12月朴芳空军中将（Air Chief Marshal Robert Brooke-Popham）出任英国远东三军司令时，曾向伦敦要求增兵香港，首相邱吉尔直言这个想法大错特错，重申英国必须避免将有限的资源浪费在守不住的地方。然而为何1941年12月日军发起进攻后，英国没有立即放弃香港，而有十八天的抵抗？从档案看主要出于两种原因，一是减轻驻新加坡英军的压力，二是为了大英帝国的面子。

港九大队的作战目的十分明确。1945年9月港九大队在《撤退港九新界宣言》中写道：“我们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三年又八个月，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卫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出了许多成绩。”

史实说明，二战期间在香港的确存在两种不同的抵抗。英军的抵抗是为了保卫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中共领导的港九大队的抗战才是卫国保家，为了保卫中国、保卫香港、保卫香港的中国人。英军十八天的抵抗并非什么“香港保卫战”。当然，英军的抵抗并非全无意义，因为当时中英双方有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有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者，只是抵抗的目的不同而已。

在香港，我们重点歌颂和褒扬的应该是港九大队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抗战精神，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我们重点保护的应该是港九大队的抗战遗址。有些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一处港九大队抗战遗址被列为香港最高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法定古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5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