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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贺 | 温州理工学院教授

本文深入探讨了香港青少年与传统仪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分析了传统仪式在个人成长、文化认同和社会联结方面对香港青少年文化认同建构的深层意义。传统仪式在个人成长中帮助青少年具象化习得伦理价值观，培养心理韧性，激发创造力；在文化认同方面，传统仪式助力香港青少年构建从「香港人」到「中华文化传承者」的双重身份转变，提升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促进多元文化共生认知，实现历史记忆活态传承；在社会联结维度，传统仪式弥合代际隔阂，增进社区凝聚力，关注弱势群体。总体而言，传统仪式对增强香港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关键力量。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仪式正面临著前所未有的挑战：老一辈传承人的凋零、年轻一代兴趣的转移、功利主义对文化价值的消解。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枢纽，传统仪式的存续问题尤为典型。根据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以下简称「非遗办」）的资料，香港于2017年公布的《香港首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中共收录了480项非遗项目，涵盖表演艺术、节庆活动、传统手工艺等类别。然而，其中近三分之一的项目面临「传承人断层」的危机。

在这一背景下，促进香港青少年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不仅是香港现代化转型的核心推动力，更是增强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本文从个人成长、文化认同、社会联结三个层面出发，结合香港本地案例，系统剖析传统仪式对建构香港青少年文化认同的深层意义。

个人成长：在仪式中构建完整人格
 

传统仪式是一个通过重复性实践与象征性展演来深度参与个体人格建构的过程。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 1968）提出，人格发展需经历「认同与角色混乱」等关键阶段。仪式通过社会角色赋予和连续性体验，强化个体的自我同一性。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 1977）也认为，人的「惯习」（Habitus）是结构化社会行为倾向的重要因素。传统仪式通过身体「惯习」（如跪拜、舞动），将文化资本刻入身体记忆，成为人格建构的文化基础设施。在个体层面，它整合自我认知、道德结构与潜意识原型；在社会层面，它生产集体人格与代际惯习。当面对现代性对人格同一性的冲击，传统仪式为个体提供了稳定的「意义座标系」。

（一）伦理价值观的具象化习得。传统仪式通过行为符号传递抽象的道德规范，为青少年提供「可触摸」的伦理课堂。在孝道与家族责任的具身实践中，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1945）的具身现象学揭示，仪式空间（如祠堂）与动作（如叩首）构成「身体图示」，使抽象「孝道」概念被转化为可感知的伦理实践。仪式中的代际协作（长辈示范祭品摆放）通过镜像神经元机制（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强化责任传递。香港围村至今保留的「点灯仪式」（为新生男丁在祠堂挂灯笼），要求青少年参与祭祖、跪拜、族谱登记等流程。这一过程将「血脉延续」从概念转化为行动，强化了个体对家族共同体的归属感。2022年对元朗邓氏宗族的田野调查显示，参与过点灯仪式的青少年中，83%表示「更理解长辈对自己的期望」。  

在生命教育的自然渗透方面，香港的盂兰胜会强调报答双亲养育之恩，体现了中国人对祖先的敬重和追思。盂兰胜会通过施食、诵经等仪式，希望普度生命，让它们得到解脱和安宁，体现了佛教慈悲为怀、众生平等的理念。作为极具规模和特色的民间活动，香港的盂兰胜会除了传统的祭祀仪式外，还会搭台演戏，上演神功戏，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观看；飘色巡游等活动展现了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烧街衣」和「撒米饭」行为暗含对生死的敬畏。2021年，香港道教联合会推出「青少年盂兰文化工作坊」，通过模拟祭祀场景，引导青少年讨论环保祭祀、数字遗产等议题，将古老仪式转化为现代生命教育的载体。

（二）心理韧性的仪式化培育。美国社会学家安妮．斯威德勒（Ann Swidler，1986）在《文化在行动中：符号与策略》（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一文中提出文化工具箱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化并非提供行为的最终价值或目标，而是提供一套习惯、技能和风格，人们可以从中构建「行动策略」。通过参与传统节日、庆典活动、民俗仪式等，青少年能够在亲身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建立平衡的心理状态；传统仪式中的故事和寓言富含心理教育意义，能够帮助青少年学习如何处理情绪、面对挫折等。

在香港，惊蛰「打小人」这一习俗最早可追溯至古代的「厌胜之术」，是一种利用咒术或法器来祈求神灵降福、驱邪避害的巫术，最初与农业社会相关。相传惊蛰时春雷始鸣，惊醒蛰伏的害虫，农民会用鞋子打走害虫，也会祭拜白虎镇压害虫，后逐渐演变成习俗「打小人」，寓意击退小人、求诸事顺利。随著时间推移，「打小人」在香港不断传承和发展，从最初带有一定诅咒性质的巫术，逐渐演变成现代人心理慰藉和情绪宣泄的方式，成为颇具特色的民间仪式。2014年，「打小人」习俗被列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看似荒诞的习俗，实则为情绪管理提供了隐喻性解决方案。香港大学2023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参与过这一习俗的青少年群体焦虑指数平均降低了17%，因其能够通过「转移攻击对象」的象征行为释放压力。  

在香港的宗教文化景观中，黄大仙祠的「求签—解签」机制占据著独特地位，散发著深厚的文化魅力。它不仅是简单的仪式，更是无数人心灵的避风港，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提供精神寄托和心理慰藉，同时也是香港历史文化与民间信仰的生动映照。譬如通过求取「学业签」的过程，青少年可以明白学业之路并非孤立无援，自身的主动努力亦至关重要。当他们依照建议，积极向教师请教，收获知识与进步时，便开启了「努力—反馈」的正向循环。每一次主动付出带来的学业提升，强化了他们的自信与动力，促使他们更积极地投入学习，在传统宗教文化习俗与现代学习生活之间搭建起一座促进成长的桥梁。

（三）传统技艺中的创造力觉醒。非遗技艺的传承过程本质上是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场。非遗技艺领域有著独特的规则与符号系统，传承者在传承过程中不断与领域知识互动，结合时代需求创造新作品，这一过程得以激发传承者创造性思维，使其不断突破传统框架，从材料选用、制作流程到呈现形式，都可能因创造性思维产生革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魅力。

在香港长洲太平清醮的「包山架扎作」中，传承者需掌握竹编、力学、色彩搭配等技能。作为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包山架扎作通过代代相传，保留了独特的扎作工艺和技巧，如对材料的选择、竹子的加工处理、骨架的搭建等，它们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著长洲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反映了当地居民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信仰习俗和价值观念，是了解长洲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挂满平安包的包山象征著对祖先和神灵的供奉，人们通过这种方式祈求神灵庇佑，消灾解难，保佑长洲地区风调雨顺、居民平安健康。2023年，香港知专设计学院将包山架结构融入建筑模型课程，学生设计的「可拆卸环保包山架」获红点设计奖，更加证明传统技艺能够激发跨界创新。  

香港大坑舞火龙所需的「香枝插制」工艺正通过3D建模和AR技术实现标准化教学。香枝插制工艺是大坑舞火龙这一传统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著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通过代代相传，保留了独特的手工技艺，如香枝的选择、插制的方法和技巧等，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元素，延续了地方文化的脉络。它见证了大坑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信仰习俗和价值观念。作为活态文化遗产，香枝插制后的火龙被视为吉祥之物，具有驱邪祈福的寓意。香枝燃烧时散发的香气和火光，被认为可以驱赶邪恶、瘟疫和不祥之物，为当地居民带来平安、健康和好运。青少年在「火龙数字孪生系统」中实验不同插法对燃烧效果的影响，传统匠人的经验得以转化为可传播的数据逻辑。
 

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浪潮中锚定自我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1991）中提出：在传统社会中，文化认同通过「自然继承」（inherited traditions）实现，个体嵌入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地方性知识中，认同是「既定的」（given）。然而，现代性（尤其是全球化）导致传统断裂，个体被迫通过「反思性规划」（reflexive project）主动构建自我认同，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现代社会的「脱域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将社会关系从地域性情境中抽离，导致个体陷入「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即对身份归属的持续不安。

（一）双重身份的构建：从「香港人」到「中华文化传承者」。香港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具有独特的层级性。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1996）提出全球化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景观）：族群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媒体景观与意识形态景观。香港青少年通过本地仪式抵抗全球文化同质化，将族群景观（地方信仰）与技术景观（社交媒体传播）结合，形成「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认同策略。

本地符号的属地化凝聚。以铜锣湾大坑村的舞火龙活动为例，这一传统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当时，大坑地区瘟疫横行，村民依照中国民间习俗，以舞火龙驱赶瘟神。多年来，这一活动承载著大坑村的历史变迁和先辈们与灾难抗争的记忆，成为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让村民铭记过去的艰难岁月以及先辈们的智慧和勇气，成为大坑村独特的文化符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通过参与和观看舞火龙，青少年能够深刻感受本地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更加珍惜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增强地域文化的凝聚力。这些精神价值通过舞火龙活动代代相传，成为香港青少年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保持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建立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2021年，香港教育局在中小学语文课程中增设93篇经典古诗文建议篇章，要求学校自2021年秋季起逐步加入这些篇章，并在2024/2025学年全面落实。为配合「建议篇章」的教与学，教育局持续举办各类教师培训课程，制作相关书册、资料等，并推出「中华经典名句网上自学平台」，让中小学生通过网上游戏及自学资源学习中华经典名句。

此外，香港教育局举办了多样化的文化活动。比如，「华萃薪传——全港小学中国历史文化问答比赛」，自2021年首届比赛成功举办以来，影响力与日俱增。2024年7月4日，「心系家国」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7周年暨联校国民教育活动汇演，通过以中国杰出历史人物、饮食文化、茶艺及古诗美文等为主题的中华文化传承和体验活动，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和国家发展的认识。「香港故宫学生文化大使」计划通过专题讲座、实地考察、博物馆导赏讲解培训等专题活动，让学生增加对文物保护及博物馆工作的认识，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香港教育局同时资助到内地考察交流活动。2021年，教育局在全港高中全面推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并将内地考察纳入课程。2024/2025年度，教育局进一步发掘更多合适的参访点，预算开支由8,260万港元增至1.16亿港元，组织香港学生到内地参观交流，如「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教师考察之旅」「薪火相传」国民教育系列活动等。数据显示，参与这些仪式活动的青少年对「中国人」身份认同度提升了29%，证明仪式实践能够跨越意识形态差异，唤醒文化根源意识。

（二）多元文化共生的认知启蒙。香港作为文化熔炉，其传统仪式本身就是一本多元共存的教科书。从历史角度看，香港在古代便受到岭南文化的滋养，其传统节庆仪式带有浓厚的岭南特色，如春节期间的舞狮活动遵循岭南传统的舞狮套路、配乐和仪式流程，从点睛到采青，每一步都蕴含著驱邪纳福、吉祥如意的寓意，这是本土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西方文化不断涌入，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仪式在香港生根发芽。圣诞节时，教堂举办的弥撒仪式，从唱诗班的颂歌到信徒的虔诚礼拜，又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庆祝仪式一脉相承。在香港岛中环地区，既有传统中式庙宇如文武庙，举行祭祀仪式，人们焚香祈福、遵循传统祭典程序，香烟缭绕间弥漫著中式传统信仰的庄重；又有西式建筑风格的圣约翰座堂，举行婚礼、礼拜等宗教仪式，彰显西方宗教文化。两者在空间上相邻，同时各自保留著独特的仪式传统，互不干扰又和谐共生。

民间信仰的实用主义课堂。香港车公庙堪称一处宗教文化交融的独特场所。庙内佛教观音慈悲端坐，象征慈悲与救苦救难；道教吕祖仙风道骨，代表道家的智慧与超凡境界。观音以其大慈大悲的形象，常被人们祈求庇佑心灵、护佑平安；吕祖则在人们面临抉择、寻求智慧指引时，成为心灵寄托；车公则在驱邪避灾、保佑出行等方面发挥作用。此种「功能性信仰」对青少年成长具有特殊意义，朴素的宗教观让青少年在面对多元价值选择时，不会感到迷茫无措，而是依据自身实际情况作出理性选择，逐渐培养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

中西节庆的对话性共存。在香港这座文化多元的城市，万圣节与盂兰节的特色活动常在相近时段出现，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万圣节时，大街小巷满是装扮各种鬼怪、形象各异的人群；盂兰节期间，传统祭祀仪式庄重举行，人们怀著敬畏之心，通过仪式祈求平安，驱逐灾祸。

对青少年而言，两种截然不同对待「超自然力量」的文化理念和态度，犹如两扇通往不同文化内核的窗口。在万圣节的「扮鬼」狂欢中，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对超自然元素的娱乐化演绎，通过夸张的装扮和欢乐的氛围，展现对未知神秘力量的轻松调侃，反映出西方文化中对死亡议题相对豁达、敢于以幽默和娱乐化解恐惧的态度。于盂兰节的「驱鬼」仪式，青少年看到的是长辈们严肃认真的神情，以及一系列遵循传统的庄重祭祀流程，从中深切感受到的是东方文化中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体会人们对死亡的敬重和祈愿。

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独特文化现象并将其融入跨文化课程中。教师巧妙引导学生设计「中西鬼节对比手册」。在此过程中，学生们不再把两种节日的差异视为冲突，而是当作宝贵的学习资源。他们深入研究万圣节与盂兰节的起源、传统习俗、象征意义等各方面的不同，分析背后所蕴含的东西方生死观和价值观。通过对比学习，青少年拓宽了自身的文化视野，学会了站在多元视角看待世界，理解不同文明面对死亡议题时各自独特且值得尊重的回应方式，不仅提升了文化素养，更培养了包容的胸怀，为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适应多元文化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历史记忆的活态传承。仪式是抵抗历史虚无主义的「疫苗」。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看，仪式承载著特定群体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每一场仪式都是对过去的回溯与传承；从社会学理论出发，仪式具有社会整合与规范功能。群体共同参与仪式，对共同历史和价值观的认同将得到强化。

长洲太平清醮仪式起源于清朝时期一场肆虐的瘟疫。长洲居民为祈求平安、驱散瘟神举办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形成了长洲太平清醮的雏形。随著岁月流转，这一传统活动不断发展演变，其飘色巡游环节如今尤为引人注目。在飘色巡游中，孩童们精心装扮成各类历史人物，身著华丽服饰，神情灵动。他们或是演绎古代英雄的英勇事迹，或是重现历史典故中的经典场景。

2020年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长洲青少年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与文化传承精神，自发创作了「口罩飘色」，延续传统飘色形式，高高站在精心装饰的花车上。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都戴上了口罩，所扮演的角色也融入了抗疫元素：有的扮成医护人员，展现一线抗疫人士的无畏身影，有的则化身志愿者，传递互助友爱的温暖力量。「口罩飘色」的出现，巧妙地将传统与现实紧密相连，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对话。前辈们的抗疫精神激励著当今青少年勇敢面对疫情，青少年的创意之举也为长洲的历史文化注入了新内涵，让长洲的集体记忆在传承中不断丰富、延续。 

香港仔的天后诞是一场承载著深厚海洋文化与地域记忆的传统庆典，其中的「渔船挂幡」仪式尤为瞩目，宛如一条时光纽带，将香港的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天后诞期间，一艘艘渔船整齐排列，桅杆上悬挂著色彩斑斓的幡旗，在海风的吹拂下猎猎作响，诉说著往昔的故事。幡旗上的北斗七星图案看似简单，实则蕴含著古老神秘的智慧。对于青少年而言，这一图案成为他们探索历史的起点，进而追溯到宋代《萍洲可谈》中记载的航海导航技术。彼时渔民通过观测北斗七星的位置来确定船只航向，穿越茫茫大海，驶向未知的远方。对幡旗图案的研究过程则是一种「考古式参与」。青少年不仅是仪式的旁观者，更成为了历史的探索者，通过对「渔船挂幡」仪式中幡旗图案的研究，深刻理解香港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传承与发展中，不断适应时代需求的结果。「考古式参与」让青少年在了解香港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对家乡的发展历程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社会联结：重建数字时代的温情网络

数字时代，人们的社交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交媒体等即时通讯工具让沟通跨越时空，看似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人们在享受数字便利之时，内心也易感到孤独。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联结是个体与群体社会形成的各种关系纽带，对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稳定运转至关重要。

（一）代际隔阂的仪式性弥合。在数字时代，技术反哺为家庭关系带来新变化，其中以权力平衡的动态调整尤为显著。以春节期间香港的「电子挥春」制作为例，这一新兴活动巧妙成为代际合作的绝佳契机，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

传统上，书法技艺多由长辈掌握，凭借深厚功底与多年经验，他们成为传统书法美学的传承者与权威。激光雕刻机这类新兴数字技术设备对熟悉传统纸笔书写的长辈充满挑战，却是青少年的优势所在。制作「电子挥春」时，长辈向晚辈悉心传授书法美学，延续文化传承责任；青少年则发挥对数字设备的熟练操作能力，帮助长辈使用激光雕刻机，将书法作品精准转化为电子形式，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深水埗的「数码耆英计划」有力证明了此种代际合作的积极影响。数据显示，共同完成传统工艺的家庭的代际冲突发生率降低了42%。合作过程中，双方在技术与传统的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依赖，家庭权力实现了更为均衡的分配，不仅提升了家庭凝聚力，更让传统工艺在现代技术助力下焕发生机，促进家庭关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加和谐稳固。

新界围村「盆菜宴」的筹备中，青少年负责采访长者，记录食谱故事，最终汇编为《盆菜里的家族史》。这种参与式记录让青少年的参与从「被动听故事」转为「主动建构记忆」。在新界围村，盆菜宴不仅是一场美食盛宴，更是承载著家族记忆与历史传承的重要文化活动，在筹备过程中，口述历史的场景化激活为青少年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学习与传承体验。采访过程中，青少年们深入围村的各个角落，与长者们围在一起，这些故事在厨房的烟火气中、食材的处理间生动地展开，不再是书本上枯燥的文字，而是鲜活的生活场景。这一过程中，青少年从单纯的听众转变为群体记忆的主动建构者，不再被动地接受家族历史，而是通过自己挖掘、整理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赋予家族记忆新的生命力。

（二）社区归属感的仪式培育。在香港大澳，端午龙舟游涌是极具地域特色与文化价值的传统活动，神艇则是其中的关键元素。这一活动需要渔民、消防员、学生等多方携手，共同拖神艇巡游水道，是维系社区文化传承与精神哺育的纽带。2018年，台风「山竹」凶猛来袭，给大澳带来重创，部分承载著信仰与传统的神艇被无情摧毁。面对这一困境，大澳青少年迅速发起众筹活动，借助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等渠道，详细介绍神艇受损状况及修复的重要意义，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行动引发强烈反响，众多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提供资金支持。过程中，渔民凭借自身对神艇结构和制作工艺的了解，承担起技术修复的重任；消防员发挥专业优势，利用绳索、起重机等工具，协助搬运沉重的神艇部件，保障修复现场安全有序；学生们积极参与，帮忙清理神艇表面污垢、绘制装饰图案等。

盂兰胜会的「派平安米」活动由来已久，多是在特定地点集中发放平安米，承载著向民众传递平安、祈福的美好愿景。近年来，青少年积极参与，为其注入关爱弱势群体等新的内涵，比如「派平安米」活动中加入了「送餐到独居老人」的环节。在筹备阶段，青少年深入社区，通过与社区工作人员合作、挨家挨户询问等方式展开调查走访，精准定位需要帮助的独居老人；确定名单后，策划送餐流程，合理安排时间与路线；每到送餐日，青少年手提装有餐食的袋子，穿梭于大街小巷，将饭菜送到老人手中。在送餐过程中，青少年陪老人聊天，倾听他们的心声，关注老人的居住环境，了解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并及时反馈给有关方面。这一创新的慈善形式，重新定义了传统的「派平安米」活动，让其不仅仅是物质的给予，更是情感的传递与关怀的延伸。这一行动成功推动社区聚焦隐形贫困问题，让弱势群体获得了更切实更丰富的关怀与帮助。

结 语

对香港青少年而言，传统仪式并非僵化的历史遗留，而是一座蕴含无限可能的文化基因库，他们以现代视角拆解传统元素并加以重新组合。参与传统仪式，为香港青少年提供了个体成长的坚实锚点，在学习和参与传统仪式的过程中找到身份认同与归属感。青少年利用数字技术记录传统仪式并进行全球传播，展现出以创新方式推动中华文明与时俱进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发展。香港青少年在传统仪式传承中的实践，为文化传承提供了范例，证明文化传承需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创新演绎，才能在不同时代绽放独特魅力，延续文化生命力。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4-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