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纪纬纹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以专章形式重点谋划北部都会区发展，并将其置于报告靠前位置，充分显示北都区建设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然而，这项横跨数十年、占地达全港三分之一的宏大计划，也伴随着多重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本港经济社会转型的迫切需求与现有制度约束之间的张力。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特首“心急如焚”的表述，反映北都区发展的时不我待，也凸显发展效率与综合效益，即速度与质量的矛盾。传统新发展区开发流程动辄十年以上，与社会期望尽快见效之间形成落差。尤其当前香港内部经济转型压力剧增、区域融合带来外部期待的背景下，时间压力更显沉重。

报告提出“边建设、边进驻”模式，展现政府以制度能动性突破结构限制的尝试。透过专属法例精简行政流程、引入优秀建筑方法、技术和用料等压缩工期，政府试图在制度层面“拆墙松绑”，打造新的“速效结构”。虽然此举抓住了速度与效率，但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从来不是特区政府的选项。北都区发展必须通过严谨监督以严守建筑质量，同时北都各社区发展也要避免空间单一化与社区网络破碎化，才能真正建成宜居、宜业且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新型社区。

第二，报告展现出政府“亲自领导”的强势角色，尽管政府与市场并非必然对立，但在香港长期奉行自由经济理念的历史背景下，政府主导与市场活力之间仍可能出现不协调。特区政府通过成立“北都发展委员会”及其下设3个工作组，强化顶层设计和管治能力。同时引入“多元开发模式”“灵活土地批拨”等政策，推动新四大产业落户北都，以支持其高效发展。

这种结构化能动布局，旨在为发展提供清晰方向和稳定预期，但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有效的协同治理，避免陷入“规划失效”与“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当前亟需理顺公私合作的形式与机制，在政府引导与市场创意、干预与活力之间取得动态平衡，并让市场主体从规划阶段即参与其中，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第三，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香港财政赤字，以及北都区产业回报周期较长的现实，庞大的初期投入必然带来短期支出与长期回报之间的时间结构矛盾，决策者必须在近期利益与远期价值之间审慎权衡。报告提出多元融资方案，包括股份制、债券、政府注资及“土地参股”等，意在透过财务创新缓解时间压力。

然而，长周期、高投入的发展必然伴随风险。若过度倚重债务融资，可能加剧财政脆弱性；若一味追求短期回报，则可能损害长期价值。因此，技术上需要特别注重风险分担和回报机制的设计；时间上则需要建立一套贴合北都发展生命周期的成本效益评估机制，以实现融资安排的动态调整。

第四，北都区发展强调与深圳毗连的区位优势和融入大湾区的战略功能，由此引出满足本地住房、就业、民生需求，与促进区域融合、服务国家战略之间的张力，形成本地利益与区域融合的矛盾。这一矛盾实质上是空间尺度重组的过程：北都区被赋予连接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桥梁角色，须进行资源重新配置与跨尺度权力协调。报告提出同时推进服务本地通勤的北环线和连接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铁路，正体现了多尺度整合的意图。

然而，尺度重组过程可能引发新的空间不平衡。若过度侧重某一尺度的功能，则容易忽略另一尺度的需求。这就要求在空间规划和治理结构上进行创新。北都区需建立一种对尺度敏感的治理模式，透过“双城模式”“联合开发机制”等制度创新，在不同尺度间实现动态平衡发展，兼顾本地与区域利益。

总的来说，今年施政报告再次明确北都区发展为香港未来的关键所在，所提出的多项创新举措，将有助提振各界对北都区发展的信心与期待。然而，必须审慎应对上述四大矛盾，及时推进制度结构的系统性创新、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创新跨尺度协作机制，方能使这项跨越时代的计划贡献本港长远的繁荣稳定。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