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上海  简军波

中国和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自1975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中欧关系经历了5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50年的中欧合作不仅给各自带来了经济繁荣的机会，也为世界稳定与和平注入强大动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关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双方固有的合作空间、交往方式与共享理念都在发生变化或遭到消解。然而，只要双方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未来50年的中欧关系发展依然大有可为，继续为双方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与稳定作出贡献。

中欧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50年来，中欧合作成为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的最强大动力之一。尽管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并未和欧洲市场发生紧密联系，但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欧经济合作迅猛发展，成为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

由于双方产业高度互补，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欧洲投资的重要市场，而欧洲也成为中国学习现代经济管理经验的重要对象，以及通过市场开放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来源。中欧经济领域的密切合作使双方都成为彼此重要经济伙伴，在较长时间内甚至互为对方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对象。双方年度贸易额从建交时的24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7,858亿美元，相互投资存量从几乎为零增长到近2,600亿美元。

1980年代中欧快速而紧密的经贸合作，成为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换言之，中欧经贸合作不只是双边经济交流，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动力。以2024年为例，中欧经贸额为7,858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量（33万亿美元）的2.3%。更为重要的是，中欧共同维护和促进经济自由化，使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此外，中欧合作也成为二战终结以来，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冷战时期，欧洲被视作“第二世界”，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并没有完全站在作为“第一世界”的美国和苏联一边，表现出部分独立于“第一世界”的倾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和作为“第三世界”代表的中国持反帝反霸的类似立场。因此冷战时期的中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对冲和遏制美苏霸权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中欧都表现出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制度的重视和尊重，并在国际维和行动中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在共同的使命团中开展营地间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共同努力。譬如，中国维和部队在非洲与荷兰维和部队紧密合作，开展联合培训，并为荷兰工兵提供安全保障，中欧还在红海海域开展过联合反海盗行动，等等。中欧作为两大重要国际行为体，50年来的合作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欧关系正面临重要挑战

50年后的今天，中欧关系开始面临诸多全新挑战，主要原因来自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种种变化。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与俄乌冲突的发生正导致经济全球化受到地缘政治竞争的深刻影响，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潮流兴起。中美博弈加剧和长期化、欧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急速恶化、美欧矛盾在特朗普2.0时代急剧上升，这些都将导致大国关系的重置。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多极化秩序日渐显露端倪，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渐上升。在此背景下，欧洲开始从地缘政治竞争角度处理对外关系，这给中欧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为显著的是，欧洲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开始带有日益浓厚的安全化和政治化色彩，这意味著它在看待中欧各领域关系时都会考虑其政治后果或安全影响。即使是人文交流或经贸交流，也会或多或少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进行处理，这严重妨碍正常双边交流。也正因如此，作为双方关系核心支柱的经贸交流也被欧洲安全化或政治化处理。譬如，欧盟及其成员国依据“投资审查机制”对特定的中国投资和经贸项目进行安全审查；欧洲专门对华实施“去风险”政策，对与中国市场相联系的部分产业链实施“脱钩”。

此外，随著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中欧经济竞争也日益激烈，逐渐成为双方的重要争议点。欧盟从2023年开始的对华电动车补贴调查与当前围绕征收进口关税所导致的系列双边冲突，正冲击正常的中欧经贸交流。中欧间经贸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仅体现在对双方本土市场的争夺，也体现为对第三方市场的竞争。

欧盟从地缘政治竞争角度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以及在经贸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使双方的信任感正部分流失，并且加剧了在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领域的潜在矛盾，这对恢复和提升双边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未来中欧关系发展存在巨大机遇

尽管中欧关系正遭遇诸多挑战，只要双方共同秉持务实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未来50年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机遇。

首先，欧洲战略自主的意识和机会正在增长，这为中欧关系不受外部因素制约而独立发展奠定基础。特朗普重新执政后，欧美传统盟友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执政下的美国正变得日益自私，对欧洲充满怨恨，在经贸领域的摩擦日益明显。鉴于欧洲对美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顺差及很高程度的产业竞争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强烈的重商主义偏好，即使双方在关税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与妥协，但在经贸领域的矛盾纠纷很难在短期内能得以解决。美国政府也正降低对欧洲防务的责任，在俄乌冲突这一事关欧洲核心安全问题上与欧洲立场已相距甚远。特朗普政府甚至要强行“吞并”丹麦拥有主权的格陵兰岛，等等。欧美间上述摩擦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得以解决或消失，但由此所折射出来的欧美间固有同盟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欧洲战略自主与美国内向化和降低甚至放弃对盟友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的意愿之间所滋生的矛盾，将使欧美关系裂痕长期化，尽管二者同盟关系也会持久存续。无论如何，鉴于欧美关系情势，欧盟对华政策将在较长时间内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会降低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对欧洲施加的压力，有助中欧关系务实发展。

其次，中欧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经济体，都具有对外开放与彼此合作的客观需要。在美国大肆实施关税战、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胁迫的背景下，双方都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从而具有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经济霸凌的意愿和需求。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中欧双方的经济都具有深刻的开放性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这将决定中欧不仅在共同反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也将在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国际化方面找到共同动力，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权威与推动贸易自由化机制建设方面存在共同行动的空间，包括在地区间主义基础上推进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等等。尤其随著当前中国产业快速升级和经济结构深刻转型，中国对外部市场包括欧洲市场的需求并没有随著内外双循环战略的开启而有所降低，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依然需要欧洲市场的支持。欧洲同样如此，它正面临新冠疫情以来严峻的持续经济低迷，且在产业转型中所遭遇的极大困境导致其经济发展遇到世纪性瓶颈。双方市场的开放性特质与繁荣各自经济的客观需要将促进中欧继续经济合作。

第三，欧洲如今也开始认同多极秩序发展，作为欧洲主要大国的法国和德国，两国领导人已多次公开承认多极化的现实，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倡导多极化的理念有共同之处。欧洲依然坚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中国追求“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与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双方对于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均高度认可，并都坚持以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方式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国际冲突。因此尽管存在鲜明差异，但对多极化现实的认可与通过和平、基于规则和以公正方式促进当前国际秩序迈向多极秩序的共同理念，将有助于双方在国际社会开展潜在的战略性合作。

最后，中欧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行为体，面对日益增多和具有挑战性的全球性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和务实合作，以维护双方对外经济活动的良好国际环境，尤其用以共同促进全球问题的良好解决。因此，中欧在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维护生态多样性、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以维护地区安全与商业航行安全、制定人工智能开发和外太空商业和军事竞争国际规则、反对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中小武器的扩大或滥用、巩固和改革有助于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多边主义机制、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乃至地区热点的合理解决，中欧都有必要共同面对并开展紧密合作。虽然中欧在上述诸多领域可能存在某些争议乃至冲突，但事物发展的客观情势需要作为两大国际行为体必须采取整体上合作而非对抗的立场，否则包括中欧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将因此而受到损害。共同的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全球性责任会促进双方寻求合作机会。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5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