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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岩峰 | 香港海外学人联合会名誉会长

香港走过三次经济转型之路，当前正处于第三次经济转型的关键期。香港须锐意推进结构性增量改革，以创科产业和新型工业化作为破局创新的突破口，打造香港经济新增长引擎。一方面解除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藩篱障碍，创造高效优良的服务条件与营商环境；另一方面积极吸纳和培育企业、人才、项目、风险投资等创新要素，并促进要素间的有效聚合，香港经济才能重拾升轨，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香港的三次经济转型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地缘关系，香港经济直接发轫于转口贸易为主导的服务经济体，历经110年在上世纪中叶发展成为远东最重要的国际转口贸易港和商埠，而非如一般经济体要先完成工业化，再发展第三产业。

香港的工业化发生在上世纪50-70年代，历经30年，从贸易航运为主的服务经济体，成功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主的新兴工业经济体，并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以「后来居上」的回溯式转型，追上工业化潮流。同时，工业化也促进了原有的贸易、航运、金融、商业服务业的发展。这是香港第一次经济转型。

在上世纪80-90年代，香港历经约20年，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的机遇，从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体经过「再服务化」转化，将金融贸易等服务经济部门进一步发展壮大，使香港经济再度转型为服务经济体，并成为亚洲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这是香港第二次经济转型。

然而，表现亮丽的第二次经济转型并未给香港的制造业等工业部门带来转型升级的机会，金融与地产相互结合与促进，催生和加快了行业的「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第二次经济转型中存在的结构失衡的隐患在后续发展中渐次显现。于是，经济转型的议题进入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在起草和颁布香港基本法过程中，开发新兴产业、促进和协调产业多元发展被纳入香港宪制体系。基本法第118条和119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经济和法律环境，鼓励各项投资、技术进步并开发新兴产业；制定适当政策，促进和协调制造业、商业、旅游业、房地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 服务性行业、渔农业等各行业的发展，并注意环境保护。

其间，香港社会也提出经济转型要求。尤其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出于危机意识和对世界经济潮流的认知，提出新的经济转型目标。其任内的历年《施政报告》都把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增长、发展知识经济作为施政目标，特别是在创新科技和高等教育方面实施了不少开创性和奠基性工程，例如，设立创新科技基金、建设香港科技园、努力发展大学科研。后来，历届特区政府在创新科技方面一直有所努力，财政投入也有所增加，令香港改善了创科基础研究薄弱和人才缺乏的局面，并造就多所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值得深思的是，香港为何一直未能像其它「亚洲三小龙」一样，将制造业和工业转型出新，而跻身全球高新科技产业发展行列，未能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由于缺乏经济新动能，香港的贸易航运等传统产业的优势和竞争力也受到严重影响。加之政治风雨、社会动荡、疫情和外围经济周期的影响，回归20多年来，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道路曲折，步履维艰。

当前，香港迎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历史机遇，第三次经济转型进入攻坚关键期。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香港「由治及兴」题中之重义。

以行政长官李家超为首的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已将增强发展动能、促进产业发展作为施政的重要目标，把积极推行产业政策列入完善治理体系的进程。成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财政司司长担任主席，善用财政储备引导投资策略产业，吸引和助力更多企业在港发展；把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抢企业、抢人才，强化香港国际竞争力。香港政府所做的努力，正如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全国港澳研究会十周年致辞中所讲的，将力争「把好的资源留在香港，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香港，一起为香港的繁荣发展注入更多活水，激发更多动能。」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制订了《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蓝图》），致力于构造产学研投相结合的科创生态圈，发展香港优势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蓝图》尤其突出了经济多元化发展和产业结构拓展、建设上中下游相互激发的创科产业生态体系，并在10年内将制造业占GDP比例提升到5%。
 

香港经济转型面临挑战

过去20年，由于新增长引擎缺位，香港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动能下降趋势。增长长期乏力，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受到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4-2023年间，香港经济增长率和发展趋势整体上远逊于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体；近6年亦低于高收入经济体。

经济结构性问题造成香港经济增长动能长期不足，削弱了香港抵御社会动荡和外部冲击的能力，也造成事后香港经济恢复和提振乏力。过去6年间，按GDP总量本币不变价计算，香港经济一直未能摆脱技术性衰退的现状，社会总财富至今仍未能恢复到2018年水平。

图1：2004-2023年间，香港经济增长态势逊于世界其他经济体

图2：2018-2023年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万亿港元）低位徘徊

经济结构单一的弊端，也突出反映在香港近几年连续出现的巨额公共财政赤字上。财政收入长期依赖港英时代遗留的土地财政模式，缺乏来自多元产业利得税、薪俸税的支撑。这与新加坡以公司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由制造业和工业为公共财政提供强健支撑而令政府财政可持盈保泰，形成鲜明对照。

香港当前经济转型面临来自区域和世界范围的激烈竞争。然而，时至今日，香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其中，削弱创科产业和新型工业发展的「要素虹吸」和「产业阻尼」现象尤其未引起足够警惕和应对。港产独角兽企业最终都没有留在香港，新型工业化所需要的企业在香港扎根艰难，风险投资在香港难成气候，都与此密切相关。

当企业用地成本、租金成本、人才居住成本、为企业与人才提供服务的质素与效率存在地区间落差时，香港的新兴企业与人才就被周边城市或世界其它地区迅速「虹吸」而去，而香港想要引进的企业、人才、风险资本等创新要素，也难以在香港真正落户生根。由于产业结构失衡局面持续，产业政策执行受阻，用地及租金成本、人才居住成本高企，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就遭受重重「阻尼」，发展动能不断衰减。如果「要素虹吸」和「产业阻尼」现象不加克服，抢企业、抢人才的热闹过后，企业与人才仍将面临今后发展中的成本压力和发展阻力，在周边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强大吸引和争夺下，去留仍将存在很大变数。

「要素虹吸」和「产业阻尼」双重夹击现象的主因，今天已不再被政治动荡、「积极不干预」主义等因素所掩盖，更不是由于周边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白热化争夺使然。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同样遵循「第一性」原理：香港高地价、高地租无处不在，土地财政和短租制度惯性强大，陈规旧制不合时宜，造成新兴产业发展的综合成本高昂，进程蹉跎，各种创新要素的流失就几乎是必然。新兴产业和新型工业化破局受到阻碍，新质生产力在香港的产业化发展前景受到压抑，难以做到「把好的资源留在香港，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香港」。
 

新增长动能的重塑

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的核心矛盾，在于既有经济体系的「路径依赖」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不相适应。香港所面临的「金融—地产」主导而其他传统产业低迷的经济格局，催谷「食利型」经济风气（Rentier Capitalism），欠缺经济发展原动能；而不关心甚或抵触生产力发展的「食利者」经济的高地价、高地租、高利息追求，与新质生产力创业者的「成本效益」诉求背道而驰。

要破解结构失衡、发展失速、转型受阻的难题，避免「要素虹吸」和「产业阻尼」风险加剧，避免香港经济在全球化变局中丧失韧性，香港须锐意推进结构性增量改革。香港应以创科产业和新型工业化为突破口，在现有经济存量体系之外，开辟新增量空间，实现动能重塑与系统再平衡。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考察香港科学园时指出，特区政府要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把支持创新科技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发挥好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例如，在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新经济引擎的过程中，坚持不允许把不合时宜的「食利型」「路径依赖」风气带入新领域，政策性地降低新兴产业发展和新型工业化的综合成本。特区政府应拿出更大的政治决心、勇气和跨部门执行力，为了成功实现香港经济和产业成功转型升级，为了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使短期当下让利于长远未来，在新兴产业拓展和新型工业化特定领域破除高地价、高地租的魔咒。

环球创科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高地价高地租政策并非不可因时因地因产业而改变。斯坦福大学与地方政府联手推出对企业和人才友善的长租和税收优待政策，吸引大批初创企业、创业人才和风险投资家，催生了硅谷的诞生和长期繁荣；波士顿128号公路创新走廊通过大举批出开阔且低成本土地，并提供便利产业人才等创新要素落地扎根的配套举措，促进了生物医药等创科产业的迅速崛起，甚至在某些产业集群领域超越了硅谷；新加坡通过组屋政策和创新街区住房政策成功吸纳大批海外创科人才。这些都是政府有为、市场高效，以「长期主义」、「科技地产」和「科技金融」推动创科产业发展的成功例子。中国内地杭州、深圳、苏州等地方政府更是在用地、租金、人才、投融资服务等方面后来居上，培育和打造出举世瞩目的新质生产力企业与生态。

所谓「结构性增量改革」，并非对既有产业体系的颠覆性替代，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与要素重组，在既有产业体系之外开辟新增长空间，促成「新旧动能并行转换、制度优势叠代升级」的突破与革新。这包括要素配置革新——打破土地、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的传统配置逻辑，建立「产业需求导向」的动态调节机制；治理模式迭代——从「积极不干预」转向「战略性引导」，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产业体系；以及空间载体重构——通过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等经济地理战略，物理性区隔新旧经济生态，实现「制度创新」与「规模效益」的有机衔接。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以下几点：

一、 破解「路径依赖」的突围逻辑。增量改革通过「体制内开新」的策略，在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等新载体中植入差异化制度，既能绕开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又可为新兴产业培育独立生长空间。例如，以批地方式创建产业集群空间，开辟「创科产业与新型工业化用地定向供给」通道，既维持现有财政体系稳定，又为创科及新型工业企业提供成本洼地。

二、 构建「动态均衡」的转型机制。增量改革的本质是创造「新旧经济共生生态」——既利用香港成熟的法治环境与金融基建支撑传统产业升级，又通过政策倾斜加速创新要素集聚。例如，在维持现有税制主体框架下，针对创科企业推出「研发税收抵免+利润再投资免税」的组合优惠，既能保全财政收入基本盘，又能定向刺激产业转型。

三、 实现「制度红利」的叠代升级。香港过往竞争力源自中西融汇的「东成西就」以及回归后「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优势，但在全球经贸规则与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需将「制度差异」转化为「制度红利」。结构性增量改革通过「政策实验室」机制（如监管沙盒、跨境特区），将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国际化标准等传统优势，转化为新兴产业领域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再赋能」过程，既能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又可建立新「香港制造」的增长引擎。

四、打造国际人才集聚高地的产学并举。香港高校固然吸纳不少世界一流研究人才，然而这对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产业型研发人才数量和结构来讲还远远不够。在香港的R&D支出与人员中，企业占比仍然偏低，近年更呈减少的趋势。一流企业研发人才与一流大学研发人才是性质不同的人才群体，因此，在大力引进领军企业的同时，也要支持领军企业吸引一流研发人才，补上香港人才结构的短板。

建议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遴选和引进一大批国家战略龙头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从全球范围内吸纳顶尖人才，在促进香港创科产业与人才生态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壮大国家科技领军企业战略科技力量。参照香港高校已有的成功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的做法，以极具国际竞争力的薪资、住房、子女优质教育等条件，吸引和留住环球顶尖人才在龙头企业研发中心工作。移除了压在企业和人才身上的高地价、高地租和高住房成本的大山，处于产学研下游和中游关键环节的一流领军企业研发中心，必将如一流大学人才荟萃一样蓬勃成势，形成企业与大学的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双峰并峙」的局面，真正完善香港的创科人才生态。

五、 促进「科技地产」与「科技财政」的创造性转化。借鉴硅谷「土地分成制」与波士顿128号公路「长周期租赁」，可逐步将「地产经济」转化为「科技地产」，将「土地财政」转化为「科技财政」。促进创科产业用地发展，简化土地审批流程，将开发审批时限极大压缩，并让落地投产提速提效；企业投资研发可抵扣地价，企业获取低成本土地须承诺研发投入占比、本地专利数量等；政府以免租或低租（如5港元/平方英尺）向科技企业供地，可约定未来营收或专利分成（如5%-10%）；发行「科技地产」信托基金（如「香港科技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募集社会资本建设实验室与中试基地，企业可以服务费代偿租金；扩大「北部都会区」大学科技城空间（如参考麻省理工学院「肯德尔广场」模式），鼓励高校持股孵化创科企业；与大湾区电力与算力企业合作，政府牵头建设北部都会区新型电力与算力协同基础设施，为香港算力产业发展与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广泛领域应用，提供极具成本效益的电力、算力支撑。
 

结语

百年香江潮起潮落，见证了香港从「转口贸易港」到「制造之都」再到「国际金融中心」的蜕变。今日，全球产业链重构与科技革命浪潮叠加，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转型已至关键时刻。这场转型绝非简单的产业替代，而是一场涉及土地制度、财税体系、产业政策、人才战略的深层次变革。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经济转型需要「破」与「立」的辩证统一——既要打破对既有经济模式的路径依赖，更需拓建创科生态圈与新型工业化的制度优势。特区政府当以「战略耐心」与「战术魄力」并举，以结构性增量改革真正激活新质生产力，重塑增长动能与独特竞争力；同时，香港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地位亦得到巩固和提升，正如第一次经济转型中「工业化」也促进了金融贸易等产业一样。转型破局之途虽难，却是香港重铸辉煌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香港方能将「国家双循环」的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书写东方之珠的崭新篇章。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1-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