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海外华商的成就有目共睹，他们凭著传统文化价值、血缘与地缘关系网，以及拼搏精神，在国际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在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美国的华商尤为成功。陶哲甫是当中的佼佼者，他曾在东南亚落户长达27年，最后定居香港。香港三联近期出版的《砥砺奋进 终成大道——企业家陶哲甫传》，便是跟随他的足印，透视过去较少人提及的东南亚华商的境况，亦展示陶哲甫对国家振兴的期盼与付出，以及晚年在文化认同上的反思，字字坦诚而真实。

本文节选自《砥砺奋进 终成大道——企业家陶哲甫传》下篇〈点燃的火箭：家国情怀与回馈故土〉，勾勒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投身祖国建设的实践轨迹，亦呈现其晚年回望文化根源、寻求精神归宿的深层转折。）

漂泊者的根，始终深植于故土。陶太以一段话勾勒出陶哲甫生的轨迹：“他这一生走过很多地方，处处可为家，却又似无家。直到落叶归根，祖坟立在江苏的土地上，才真正有了归宿。因为他生于那里——那是他永远的Motherland（故乡）。”

陶太以“点燃的火箭”比喻陶哲甫投身国家建设的初心：“他走过滇缅公路，到过冲绳、缅甸、泰国、香港……就像一支火箭，火已点著了，一飞冲天。不是飞向月亮，不是前往火星，而是飞回自己的国家，回到homeland（家园）——他的故乡是江苏省。”

陶太进一步强调陶哲甫的深层动力：“当中国开门伸手接你时，当然要快点去！”这支火箭，只认一个方向：中国江苏，那是他血脉的源头，也是他落根的故土。

中国改革开放的外资先行者

1978年严冬，陶哲甫悄悄为全家办妥回乡证，带著17岁长女蕴怡与16岁的长子家祈踏上首趟归国之旅。彼时改革开放初启，外资入华仍步履犹疑。他在上海洽谈金陵饭店项目的间隙，坚持抽空让子女跟随著干部参观各大城市。“至少要让孩子踏上故土”——这句未曾明言却贯穿行程的执念，让家祈在寒风中初次触摸父亲心中沉甸甸的乡愁。

5年后，当拔地而起的金陵饭店矗立眼前，少年家祈脱口惊叹：“爸爸在中国种了摇钱树！”一向冷静自持的陶哲甫，此刻眼里罕见地闪过一丝笑意。这不仅是对商业成就的欣慰，更是游子终能向下一代展示“故土重生”的释然。

1980年代扎根中国后，陶哲甫迫切希望家人理解这片土地，常带女儿、女婿与孙辈游览北京、苏州、上海，如数家珍般地展示“正在开放的祖国”。2001年秋，晚年的陶哲甫坚持与外孙蔡泽新（Christopher）用普通话对话，并亲自策划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三代之旅，带著5岁的外孙走遍北京长城和南京老巷。“新加坡孩子不懂为何学中文，但外祖父让他们看见文化的根，”蕴怡回忆道，“他始终害怕，下一代断了这文化的脉络。”

1990年代，前往江苏省苏州市千灯镇的路，是另一场漫长跋涉。从上海机场钻进工地派来的国产车，一路在泥路上颠簸三小时。“坐到屁股都扁了，一下车要站很久才能恢复。”陶太揉著腰回忆道。陶哲甫却安然无恙，早年滇缅公路的历练，早已铸就他一身铁骨。最是煎熬的路段，司机小郭的歌声成了唯一慰藉。每当行至千灯镇附近，他总会提高声量提醒：“前面就是千灯，再半钟头到啦！”这句话，总能让全车人精神一振。

夜抵苏州，往往遇上闭门羹，不过7点钟，街头空荡荡，镇上店舖早早关门。“餐馆啊，日落就关门了”。众人只能饿著肚子啃乾面包，矿泉水瓶在脚边滚来滚去，“后来，连水有没有喝都不记得了。”“也难怪后来陶哲甫非要自己开餐馆不可”。长途车里一路无人交谈，闷热混著土路扬起的尘烟，众人抓紧时间打盹，直到小郭喊一声“到了”——“睁眼时千灯的灯火就在眼前”。

那年陶哲甫70岁了。

陶哲甫夫妇苏州造梦记

1991年，陶太深度投入苏州锦华苑项目，从样板房设计、公寓装修，到主导树种选择，皆亲力亲为。陶太对树种绿化的革新，从一片香樟林开始的。苏州锦华苑工地，陶太站在设计图前，手指戳著香樟树标记，摇头道：“长得太慢！树形也不灵动。”当地工程师试图说服：“苏州传统都种香樟。”她却坚持主道两旁，以“一棵杨树、一棵柳树”相间栽植。在别墅区，引入创新设计，建筑底部引入浅水渠，“屋浮水上，夏荷绽放”的景观。后来，杨柳依依，冬季落叶、夏季一池荷花的景象，成为锦华苑一抹难忘的风景。

陶太每日亲赴工地监督，连河岸石头的铺贴也一一过目：“那是工头带人一块块亲手贴上去的。”她说，“陶先生要处理会议文件，这些事，我来。”而在北京亮马河项目期间，陶哲甫同样展现其统筹与远见。他安排好各项行程会议及公司的事务等等，并巧妙将商务与生活融合，例如安排哈尔滨冰雕之旅，让团队在紧凑行程中得以放松。

更显前瞻的是，当陶哲甫在商圈草图圈出美食广场（Food Court）时，全中国住宅区尚无此模式。“连香港锦绣花园、康乐园都未有这念！”而陶哲甫因参与过金陵饭店，深知配套服务的重要。开业初期，香港厨师坚持用橄榄油烹饪，结果“3个月就亏本”。陶哲甫当机立断“换本地厨师”，扭转局面。

陶太亦凭医生背景推动设立社区医务所。“我觉得医疗必须方便住户，国家医院也支持调派好医生。”这服务曾过了好一段时间，可惜后因整体医疗资源紧张，未能长期持续。

苏州项目命名藏著家族秘密：

第一期“锦华苑”中华民族之华──锦秀中华，寓意宏阔；第四期“锦丽苑”取自陶太本名潘丽瑶的“丽”字，是陶哲甫对妻子的温柔致意；

第五期“锦昌苑”源于陶哲甫原名字陶昌富中的“昌”字，低调中见自我认同。

楼宇名“兴、国、安、邦”源自陶家族谱下联（上联已佚）这份对家国传承的寄望，却在建筑中落地生根。

当年，设计师傅琴华亲绘三座石桥图纸，并提议陶太为桥命名。她本想以“孝、悌、忠、信”为题，却苦于四字如何分配三桥。陶太回忆道：“我想用孝悌忠信，但只有3座桥……‘仁桥’‘爱桥’也都想不通。”此事，成为她30年的心结。

岁月流转，如果今日可以再来一次，陶太已静静构思出心中的答案：“孝桥（百行为先）、忠桥（忠于家国）、仁桥（仁爱待人）”

文化认同的反思

在陶家，英文是主要沟通语言。陶氏夫妇与子女多以英文交谈，夫妇之间则用普通话作为“秘密语言”。当女儿因不懂中文成语而苦恼时，陶哲甫总会鼓励：“现在学也不迟。”这句看似寻常的安慰，却隐隐埋下了日后文化回归的伏笔。

三姊弟不约而同地反思了父亲对他们文化认同的深远影响。长女蕴怡感触尤深：“我觉得爸爸是向西多于向东。”这种“向西”的倾向体现在多个方面：选择国际学校而非中文学校、家庭日常交流偏重英文、未安排系统性的中文教育，乃至生活环境，如孩子们的玩具、运动与社交环境，皆与西方文化的紧密相连。

家中的书架上虽摆满百科全书，系统性的中文教育似乎被有意无意地搁置了。孩子们日常多讲英文（因就读国际学校），家中虽有陶太及佣人营造的广东话环境，但蕴怡回忆：“从小到大，父亲从未教过我写中文字或读书……好像没有跟我们说中文。”正规的中文学习直到移居香港才透过补习开始。家祈在泰国时曾找老师学过普通话拼音，但印象不深。

然而，这种早年的“向西”选择，在陶哲甫晚年，却似乎伴随著深刻的反思与一种迫切弥补的渴望。

陶哲甫不仅有意识地带领子女重履故土，也试图弥补他们在文化根源上的断层。

这份努力更延续至孙辈：他要求长孙国燊阅读中国古籍与史书，亲自为孙辈选定中文名字，暮年最爱听孙儿诵读诗词。小孙女栩莹（Amy）虽已记不清她5岁时爷爷念的故事内容，却永远记得他那句用普通话吟咏的“床前明月光”，以及那悠长的普通话尾音，如同文化的种子，轻轻落在她童年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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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 终成大道——企业家陶哲甫传》

作者：梁景鸿、陈伊敏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