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邹明蓁

长安街上，铁流滚滚，雄师列阵。一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和平礼赞，一次展示国防建设成就的神圣仪式，却在某些西方媒体、政客口中，被贴上“穷兵黩武”的挑衅标签。和平的仪仗，为何会刺痛某些人的眼睛？问题的根源，不在北京，而在那些固守冷战旧梦与霸权思维的决策室里。

一、戴着“有色眼镜”，怎能看清事实？

根本的问题，出在思想的“总开关”上。当今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仍然抱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明优越论”不放，戴着这副“有色眼镜”，自然看不到也容不得一个独立自主的东方大国走上覆兴之路。

在此认知框架下，他们将“零和博弈”奉为圭臬，认定中国的任何发展都是对西方霸权的削弱，中国的每一次实力增长都被预设为对现有秩序的“威胁”。欧盟高官将阅兵嘉宾阵容定性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便是这种非赢即输的二元对立观的典型体现。在他们的视野中，世界无法“百花齐放”，只能是“一主多仆”。这暴露的恰是其制度在时代变局中的脆弱与不自信。

他们甚至刻意曲解语言，因“斗争”一词便推断中国“为冲突做准备”，却无视其在中国政治语汇中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崇高内涵。这种基于意识形态预设的“恶意解码”，旨在话语上剥夺中国发展壮大的合法权利，将我们的每一次进步，都描绘成对世界的“威胁”。

更深层次的，是“欧洲中心论”史观下的叙事霸权。西方舆论所谓阅兵意在“塑造二战东方战场的胜利核心”的指责，恰恰暴露了其长期边缘化中国人民在东方战场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刻意贬低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意图。中国隆重纪念抗战胜利，是对不公正历史叙事的必要纠偏，是对民族牺牲的郑重告慰，这只关乎“还原真相”。

二、“自由”的媒体，到底为谁说话？

所谓的“新闻自由”，在“中国议题”上早已沦为服务特定政治议程的工具。当媒体被资本和政治深度捆绑，其首要任务便不再是报道事实，而是根据“指挥棒”建构叙事。

最典型的手段便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当美国、法国展示其“铁甲雄风”时，西方舆论将之誉为崇高的“爱国庆典”;而同样的阅兵场景在中国上演时，却被英国《卫报》等媒体曲解为“精心设计的威吓”。这种差异化叙事的背后，是对国际话语权的滥用和对非西方国家的系统性污名化。

其次是标签化的“认知作战”。本次阅兵邀请多国代表观礼，本属正常的外交活动，却被路透社、美联社等媒体刻意曲解，拼凑成所谓“威权联盟”或“动荡轴心”的叙事。这种手法企图借“轴心国”的历史幽灵，在21世纪煽动阵营对立，将复杂多维的国际关系简化为二元对抗叙事，实则是为维系自身霸权、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制造合法性借口。此类论述不仅漠视各国自主作出的外交选择，更刻意忽视地区国家追求战略平衡的务实考量。众多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出席，恰恰反映出他们坚持独立自主、拒绝选边站队的清醒立场。

三、霸权的“黄昏”，治不好的“心病”

一切抹黑的背后，都源于一种治不好的“心病”——霸权衰落的战略焦虑。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和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的浪潮，他们的焦虑感与日俱增，并转化为一系列的应激反应。

这种焦虑最直接地体现在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矛盾心态上。一方面，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为代表的智库，对阅兵展示的东风系列、鹰击系列等先进“硬件”高度关注，承认其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机构，则反复强调解放军“缺乏现代战争实战检验”，系统性地质疑其指挥体系、训练水平等“软件”能力，抛出“硬件优越、软件堪忧”的论调。

这种看似客观的“二元论”，实质是西方军事界一种脆弱的自我安慰。面对自身技术优势被不断追赶甚至反超的现实，他们需要通过放大解放军的所谓“短板”，来维持心理优越感，缓解内部焦虑。这种选择性的“近视”，可能使其严重低估中国“智能化作战系统”背后所依托的深刻军事思想与体系变革。这不仅是战术上的傲慢，更是战略上的无知。而将正常交往污蔑为“新轴心”，将国防建设曲解为“准备冲突”，正是这种“霸权心病”的集中体现。

人间正道是沧桑，走好我们自己的路

对于这些根植于制度缺陷、媒体操纵与霸权焦虑的杂音，过多的辩白并无必要。中国发展的现实，本身就是对一切不实指责最有力的回应。

我们隆重纪念胜利，意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而非炫耀武力；我们庄严展示军队，旨在捍卫主权、维护稳定，绝非对外扩张。中国军队从无侵略扩张的基因，中国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合作共赢促进共同繁荣。

归根结底，打铁必须自身硬。我们应将阅兵所展现的威武雄壮，转化为扎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持续动力；将所展示的先进装备，切实提升为能打仗、打胜仗的实战能力。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建设一个繁荣稳定、热爱和平的现代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才是对外部一切噪音最从容、最坚定、最有力的回答。

（作者系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