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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纬纹｜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成员

笔者早前观看历史正剧《太平年》，司马浦慷慨陈词、以死明志，说服了开国之君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温和之策，为大宋统一天下、实现和平奠下基石。这段剧情带给笔者的启发，不止于历史权谋的智慧，更在于它清晰地呈现了从乱世走向治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议题：“变甚么”和“怎样变”。本文尝试藉用组织管理学、政治学、制度主义和空间尺度中“变”的概念，讨论当前香港的演变情况，归纳并提出三个关键改变：角色的转换、思维的革新、手段的变革。

身处时代变局中的香港，正经历著走出殖民地历史、告别欧美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旧秩序，在国家迈向复兴、全球格局深刻重构之际，寻找自身全新定位的关键时期。香港社会内部，亦涌现出求变革、谋发展的强烈意愿。特区政府与每一位市民，如何汇聚开辟新局的智慧，完成自身角色、思维与手段的范式转变，共同开创一个属于香港、服务国家的繁荣新时代，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命题。

香港治理的角色、思维与手段革新

一场涉及角色、思维与手段的系统性变革，正在香港层层推进。这并非简单的政策微调或单一规划的出台，而是一次治理范式的深层次转移，其概念框架与实践路径，正逐渐清晰。

（一）角色的转换：从“守夜人”到“引领者”“共建者”

回顾历史，从港英政府时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到回归后一段时期内特区政府仍习惯于“小政府、大市场”的路径依赖，香港的公共治理长期停留在类似“守夜人”的角色，侧重于维护经济秩序与市场规则，对长远战略规划著墨不多，即使有个别项目亦缺乏整体发展视野。这种定位，在过去或许行之有效，但在全球政治经济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发展战略全面铺开的关键节点上，便显得捉襟见肘。

今届特区政府及时把握了这个转瞬即逝的变革窗口期，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打破传统角色锁定，向积极有为的“引领者”转变。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施政视野的根本性提升。近年来的施政报告与财政预算案，持续贯彻“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更好结合的理念，并实践在制度上以多空间、尺度联动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积极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政府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从制定《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明确人工智能与机械人等三大策略性产业方向，到确立公营房屋建屋量的硬指标，这些举措都标志著政府角色的质变。

最能体现这种角色转换的实践场景，莫过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港英年代刻意将新界北打造为与内地的隔离带，到回归初期仍以民间自发的经济与人文联动为主，香港在区域融合中长期处于“被动配合”的位置。而近两届特区政府不仅主动投入，更规划占地香港三分之一面积的北部都会区，从顶层设计上将其确立为与维港都会区并驾齐驱的“第二经济引擎”，更以实在的施政措施和财政安排配合蓝图逐步落地。例如，在2026/27财政年度预算案中，政府展现出42年来首次动用外汇基金储备的魄力，拨款1,500亿港元支持北部都会区及其他基建项目；同时向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各注资100亿港元。这一系列大手笔投入，清晰地宣告：特区政府不再只是市场的辅助者，而是以战略眼光和财政决心，亲自下场塑造产业未来，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主导者。李家超行政长官作为“第一责任人”，不仅在顶层设计上亲自统领，更在关键节点展现政治决断力，确保“积极有为”的施政理念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与政府角色转换相辅相成的，是广大市民角色的演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片曾被指为“借来的地方”上，市民往往被视为公共服务的“受惠者”或社会事务的“旁观者”。而在中国香港这一新治理格局下，市民正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共建者”。从社区层面政、商、民合作改善社区生态的实践，到宏观层面市民对国家发展规划、对香港未来定位的关注与讨论日趋深入，都反映出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成熟。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香港的未来，不仅系于政府的引领，更需要每一位市民以主人翁精神，积极建言献策、投身建设、承担责任，共同书写这座城市的新篇章。

（二）思维的革新：实践“战略主动”推动“最大公因数”

角色的转换，必然要求思维的革新。对于特区政府而言，思维的革新体现在从“事件导向”到“结构导向”、从“被动应变”到“战略主动”的根本转变。过去，特区政府的思维模式常被诟病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忙于应对孤立事件，结果是治标不治本，导致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本届特区政府认识到自身的角色之变，继而推动思维革新，施政上展现出“战略家”的视野。最具标志性的举措，莫过于宣布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这不仅是对国家治理经验的借鉴与肯定，更是治理思维的一次关键飞跃：一是改变政府“干预”是洪水猛兽的观念、认同政府战略与市场动力可相辅相成；二是将施政从年度计划拓展至中长期规划，从个别政策领域的考量延伸至全局统筹，确保政策的前瞻性与连续性、战略的稳定性与全面性；更使香港的发展能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

这种战略思维，亦体现在产业政策的精准发力上。从“新型工业加速计划”以直接财政投入引导资本流向先进制造、新能源科技等三类策略性产业，到财政司司长亲自成立和主持“AI+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进行跨领域、跨行业统筹协调，特区政府展现出从辅助市场发展向引导产业创新的思维革新轨迹。政府不再消极等待市场自然演化，而是主动识别并介入那些事关未来核心竞争力、但市场可能失灵或投入不足的关键领域，以战略锚定、协同联动、闭环落地的组合拳，培育新质生产力，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能。

在社会层面，思维的革新则体现于从过去的“二元对立”向寻求“最大公因数”的共识思维转变。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社会曾深受撕裂之苦，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导致社会空转内耗。今天的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全社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的进步需要超越简单对立、超越个别产业或团体的小我利益，寻求最大的发展共识；及至国家层面，便是在国家战略需求与香港独特优势之间，寻求最大的利益交集。这种思维转变，体现在社会各界对发展规划的热烈讨论和积极回应。无论是港区人大政协、工商专业界别，还是普通市民，都在认真思考如何将香港的国际化基础、专业服务能力、个人灵活善变等优势，藉“十五五”规划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要素；又如何藉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升民生福祉、创新产业，构建与国家和大湾区的共赢局面。大家逐渐形成一种共识：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大局；而国家的现代化，也需要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贡献。这种“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思维，正是香港在新时代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基石。

（三）手段的变革：实现“多元共治”“开放协商”

角色的转换和思维的革新，需要通过手段的变革来联动落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新思维引导手段转向和平的本质转变。香港的治理手段，也正经历从“单一”到“多元”、从“闭门”到“开放”的结构性变革。

在治理手段上，“积极有为”的政府不再依赖于传统的行政命令或简单的资源投放，而是展现出制度创新与模式探索的活力。今届特区政府成立之初便设立由特首亲任组长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从顶层总揽推进和督导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对接大湾区，实现国家、区域和城市三层空间更深入融合发展。至于北部都会区，除成立“北都发展委员会”外，特区政府更主动引入“片区开发”的土地发展新模式；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更进一步提出在国际创科新城推动政府、发展商、科企三方合作，引导土地和企业资源对接产业发展新模式，这是对过往纯土地拍卖模式的有益补充，体现了以政府资金撬动市场资源与力量、更大程度地激发市场活力，实现“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深度结合的思路。

在决策模式上，政府正从相对封闭的“闭门决策”，转向更开放的“开放协商”。从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到财政预算案编制过程中的广泛沟通，再到就特定议题成立由专家、业界、政府共同参与的委员会，以及推动粤港澳共建各类“湾区标准”，都体现了决策模式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转向。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提升政策的认受性和执行力，更重要的是，它将社会各界的力量纳入治理体系，逐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新格局。

综上所述，香港正从被动到主动地经历一场涵盖角色、思维与手段的结构性、联动性变革。这场变革，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大势已成，初效已显，为香港迎接未来更大的机遇与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接国家“十五五”编制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今年三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纲要，这无疑是举世瞩目的焦点。这份引领国家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既谋划国计民生的“国家大事”，也细致触及寻常百姓的“关键小事”。规划提出对新质生产力、现代化基建、城乡融合发展、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绿色低碳转型等多方面的百多项重大工程，犹如一连串精密的齿轮，将驱动中国这艘巨轮在未来五年的航程中行稳致远。“十五五”规划不只设港澳专章，更提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重大项目。从“变”的概念视角审视，国家“十五五”规划不仅是香港发展的历史机遇和责任，更是驱动香港治理手段迭代与空间尺度跃升的外部动能。

回望“十四五”，我们看到一个在世纪疫情与复杂外部环境双重影响下，经济社会依然经历巨大变革的中国，其战略定力与执行力令人赞叹。展望“十五五”收官的2030年，随著各项主要指标充分达标、多项重大工程完成落实，我们可以畅想粤港澳大湾区将拥有一个怎样的环境？

届时，随著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卫星互联网、6G研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全面建成，大湾区的数字生态将更为立体完备，为智慧城市群建设提供坚实基座。产业结构层面，新质生产力将真正挑起大梁，深圳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广州的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香港的智能金融与专业服务等特色产业集群将日趋成熟，形成深度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创新格局。社会民生方面，伴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持续优化，便捷的城际通勤网络与普惠的养老托育服务，将让区域融合的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位大湾区居民。这幅2030年的湾区图景，既是国家战略稳步推进的必然结果，也为香港发挥独特优势、找准自身位置，提供了清晰的标杆。

面对这样一个即将到来的2030年，香港应当如何定位与作为？答案非常明确：全社会必须及时做好准备、把握机遇；通过恰逢其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自身发展嵌入国家战略、大湾区布局与本土需要的多空间尺度联动工具，是为“角色、思维与手段”变革在规划层面的具体体现。

香港“五年规划”必须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紧密对接，明确“南金融、北科创”的发展格局、积极回应“三中心”的战略定位。北部都会区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应当一方面深入联动“南金融”以带动全港产业革新发展，另一方面承担起联动港深乃至整个大湾区的战略功能，成为汇聚创新资源的平台、孕育创科研发成果的基地。

在制度安排上，香港需要以实现“超级增值人”功能为导向做好创新工作。例如，在要素流通领域，需要优化人流、车流、货流等传统要素的跨境流动安排，以及为资金、数据等新要素的跨境流动探索更便利和高效的机制。

在金融领域，藉国家金融开放之势，及时放宽、完善和创新金融工具、外汇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与要求，以善用香港的优势协助人民币国际化，让“南金融”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枢纽。简而言之，通过“五年规划”，把革新的手段呈现于经济、社会、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将香港的国际化优势、专业服务能力与水平，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

在市民层面，展望2030年的大湾区，每一位香港市民也应从当下开始作好准备。首先是心态上的准备。需要以更开放、更积极的态度去认识内地的发展和理解香港融入大湾区的必要性。大湾区的融合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与香港市民息息相关。主动了解国家的发展规划，关注深圳、广州等兄弟城市的产业与民生动态，将有助于在变化中发现机会。其次是知识和技能上的准备。未来的就业市场，将更加青睐那些既懂国际规则、又熟悉内地市场，既拥有专业技能、又具备跨界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当跨境物流变得畅通无阻，深圳的物流公司可能需要熟悉香港国际规则的市场总监，协助拓展香港甚至是东南亚业务；当大湾区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广州的长者活动中心，或许正需要引入香港成熟的社会工作经验和培训体系来提升服务质素。对于正筹划退休生活的香港市民而言，2030年的大湾区内地城市，可能提供更舒适、更多姿多彩、更实惠的养老选择，实现“双城养老”的惬意生活。而要让这些变现，第一步亦是重要的一步，就是香港市民积极参与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踊跃提出自己的想法。

以革新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

回顾开篇，《太平年》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告诉我们：从乱世走向治世，需要角色、思维与手段的全面革新。今日的香港，正迈向“由治及兴”的深刻变革。从“积极不干预”到“积极有为”的治理范式迭代，从“守夜人”到“引领者”的角色转换，从“被动配合”到“主动塑造”的思维跃升，从“单一治理”到“多元共治”的手段创新，香港已经迈出坚实步伐；革新成果初现，香港必须有决心持续实践联动变革，推动治理上的范式转移。

展望未来五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指引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启动将引领特区政府与全体市民在多空间尺度上实践这场自我革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踏入2030年之时，许多愿景将化为现实：北部都会区将初具规模，“南金融、北科创”的产业格局将日渐清晰，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独特功能将进一步彰显。届时，我们不仅能见证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更能亲身参与书写一个由治及兴、与国家同频共振的香港新篇章。

秉承这股革新之力，以更开放的胸怀、更进取的姿态、更务实的行动，将个人的奋斗目标融入发展蓝图，将香港的发展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大局，香港定能在2030年交出亮丽的成绩单，为下一阶段的腾飞奠定坚实的根基。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6年4-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