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重庆，在我心中是一座承载历史的城市、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座充满文脉的城市。近年来，它又多了一个标签——“网红城市”。而归根结底，这是一座永远跃动着活力的城市。

1997年，重庆正式成为直辖市。此前它隶属于四川省，但若溯源而上，这片土地曾是东巴与西蜀的交汇之地。

我知道重庆的名字，早在少年时代。那时我读了一本名叫《古峡迷雾》的考古探险小说，由考古学家、科幻作家童恩正创作，1960年出版。故事的背景正是巴国历史。原著翻烂了，连环画也反复摩挲。故事里那个神秘的巴国，让我深深着迷。

先秦时，重庆称巴；隋唐时，叫渝州。因此重庆简称为“渝”。至于“重庆”这一名称，相传与南宋光宗有关：他先被封为恭王，后又登基称帝，自诩“双重喜庆”，于是将自己的封地更名为重庆。

后来读《红岩》，这部小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原著、连环画、电影，我一遍又一遍反复重温。江姐、老许、双枪老太婆、华子良、成岗……这些人物早已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沙坪坝、磁器口、重庆大学、华蓥山等许多地名，在亲临之前便已耳熟能详。直到今天，再重看一遍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我依旧心潮澎湃，眼眶湿润。1983年，我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第一站便去白公馆凭吊英烈。站在那间阴冷的牢房前，一个个英雄的身影仿佛从眼前掠过，那是一种催人前行的力量。

一、故地重游，抚今追昔

先从四十年前去过的四川省中药研究院说起。当年它还叫“中药研究所”，牌子虽不大，历史却十分悠久。

走进研究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高高的石阶——典型的山城风貌。这台阶，不仅是地理上的高度，更是攀登科学高峰的象征。这里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中药研究所之一，建筑风格是旧时的苏联式，主楼名曰“时珍楼”，一眼便能认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印记。站在楼前，我不由想起同期兴建的莫斯科大学，那里同样镌刻着李时珍的肖像，把这位东方药圣列入世界科学殿堂，两地遥相呼应，曾引发国际本草研究的热潮。

198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缘起是与谢宗万老师一起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编写《Medicinal Plants in China》一书。我们当时思考的问题是：去哪座城市能找到最多、最优质的药用植物？答案是重庆——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的所在地。重庆的市树叫黄葛树（学名：Ficus virens），当地人常以“桷”字代“葛”，因此又常被称为黄桷树。研究所所在的小区也因此得名黄葛桠（常写作“黄桷垭”）。

我找到了当时生药室的戴天伦老师，在他的指导下，拍摄到了十几种药用植物，后被收入书中。1990年，在编纂《中华本草》期间，我担任中药品种专业委员会学术秘书，再次见到了戴天伦老师。当年有幸追随谢宗万教授（主任委员）及一代本草研究大家学习、工作，受益终生。

研究院的标本室，经过一代代人的积累，采集跨度已超过八十年，涉及物种六千五百余种。其中许多标本是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随着岁月流逝，越发显现出珍贵的科学价值与人文精神。

1997年重庆改为直辖市，同年，四川省中药研究所主体由重庆搬迁至成都。留在重庆的原址和部分科研力量，便发展为现在的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如今，这里还是重庆市政府批准的“重庆市中药博物馆”，这不仅代表一个院所，更代表一座城市的形象，实至名归。让我们看几个数字：馆藏中药动、植、矿物标本共三十八万份，模式标本达一百二十八份，意味着这里曾经发表过一百二十八个植物新物种，这在植物界可是“大熊猫”的级别啊！

这里还藏有一件特殊的展品:朝鲜金日成首相赠送毛泽东主席的酒浸人参标本，后毛主席将其转赠给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张副主席则又将它赠予了当时的四川中药研究所。

因长期研究《本草纲目》，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寻觅这部典籍的踪迹。在这座图书馆里，王润馆长特意带我参观古籍收藏。我见到一部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乐斋刻本，属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年）钱蔚起六有堂一系。全书五十二卷，完好无缺，可惜已有虫蛀痕迹。我默默祈愿：在2030年建所百年盛典之际，它能够得到妥善修复。

可以说，一部重庆市中药研究所的历史，就是一部从民国到新中国的现代中药发展史——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扎扎实实。这里出药材，也出人才。众多知名科学家，如陈士林院士、肖小河教授、钟国跃教授等从这里走出;大批科研成果，在这里诞生。

道地药材渝十味：黄连、黄精、党参、枳壳、独活、青蒿、山银花、佛手、木香、淫羊藿

如今的中药研究院，学科齐全，标本与图书配套完备，极富地方特色。

下面，就依托这里的科研积累，聊两段大众关心的内容:冬虫夏草与麝香。

二、冬虫夏草

这次接待我的，是研究院的鲁增辉老师，一位动物药研究专家。我们的话题自然落到了冬虫夏草上。

因为我研究《本草纲目》，曾有朋友问：李时珍是如何评价冬虫夏草的？客观地说，《本草纲目》中根本没有提及。它最早的记载，要到明末清初的本草著作中才出现。

那么，冬虫夏草以前的价格如何？为何身价暴涨？

冬虫夏草的神奇，在于它独特的生长方式——冬天是虫，夏天是草。

夏天，在青藏高原的高山草甸上，蝙蝠蛾产下虫卵，孵出幼虫。冬天来临、土壤上冻之前，幼虫钻入土中蛰伏过冬。这时，它的天敌——冬虫夏草菌趁虚而入，感染幼虫，靠吸取其体内的营养物质生存，过程类似僵蚕。待到次年冰雪消融，菌丝体形成的子座从幼虫头部生出，形如长棒。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是虫子的头上长出了草。

正是这种奇特的生物学现象，让冬虫夏草蒙上了神秘色彩，被列入“仙草”行列。

那么，冬虫夏草到底有何功效？

藏医认为它能强身补肾。但在中医临床处方中，使用冬虫夏草的并不多，古方中更是少见。中医理论认为，它能补肺、益肾、止血、化痰。《中国药典》的记载是：用于肺肾两虚引起的咳嗽、咳血。

目前，关于冬虫夏草的化学成分和药理研究报告不少，但临床评价仍显不足。主要原因是价格太昂贵，普通民众难以长期使用，因此第一手的临床观察记录十分有限，缺乏大数据支撑。

冬虫夏草之所以昂贵，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采挖极为困难。

2011年，我前往康定冬虫夏草研究基地，那里由四川省中药研究院与太极集团共建，是产学研结合的范例。我可以欣慰地说：重庆中药研究院为冬虫夏草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而关键的贡献。

冬虫夏草主要分布在海拔3500至4500米的高寒草甸，其色泽与周围植被相近，体型细小，极难发现。采药人常常需要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像篦头发一样，进行地毯式搜索。近年来，由于草场破坏、生态环境改变，雪线上升，蝙蝠蛾数量锐减，天然冬虫夏草资源濒临枯竭。1999年，野生冬虫夏草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物种。

除此之外，人为炒作也是价格飞涨的重要因素。资源匮乏，加上社会炒作，才造成天价。不法之徒为牟利不择手段，制造各种伪劣商品，令消费者提心吊胆。

《中国药典》（2025年版）明确规定：冬虫夏草的“虫”是蝙蝠蛾科昆虫幼虫体，“草”是线虫草科真菌冬虫夏草菌的子座，二者缺一不可。除药典规定的正品外，其余都是伪品或混淆品。我曾指导的一位博士生专门从事冬虫夏草的鉴别研究。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希望消费者能理性看待市场上关于冬虫夏草的“神话”。据监测显示，冬虫夏草存在有害元素超标现象，作为保健品长期服用也会带来不良反应。因此，202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在冬虫夏草项下，加上了“久服宜慎”四个字。

冬虫夏草，固然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未必“神”。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句：什么是好药？是确有疗效的药、是有资源保障的药、是百姓见得到、吃得起的药，更是吃了安全无虞的药。

在科研方面，冬虫夏草的人工培育技术在海内外已处于领先水平。

冬虫夏草之谜，在重庆，这座拥有三千万人口、大部分面积仍在乡野的城市，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接续努力下，谜底被一一揭开。重庆中药研究院在冬虫夏草人工培育方面作出了开创先河的研究，合作研发的太极集团正立足产业链优势，将这一成果推广应用，让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道路，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三、南川麝香养殖记

我曾两次走访南川药物场。回想1985年，第一次从重庆坐长途车去南川，路不好走，车子晃晃悠悠走了大半天。那情景，让我想起电视剧《围城》里主角们奔赴去三闾大学的艰辛。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金佛山北麓。自1937年建所种植抗疟药“常山”至今，已近九十年。它是目前国内唯一成建制、专业从事中药材栽培研究的公益一类科研事业单位。

园内立有老场长刘式乔先生的铜像。

当时，南川药物所还归属在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即后来的重庆市中药研究院）的建置下。这个药物栽培场是政府早年创办的，也是国内最早开展中药常山抗疟疾研究的机构之一。

据工作人员介绍，从2021年起，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市中药研究院作为建校基础，整体划转给新成立的重庆中医药学院。

这个研究院不仅在植物药研究上贡献卓著，在动物药养殖方面也成绩斐然，其中一大成就，就是人工养麝。

麝香，自古便是中药中的瑰宝，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中医临床认为它有三大功效：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炎止痛，是不可替代的良药。然而，大多数人只闻其名，未见其物，更少有人见过活的麝。麝这种动物极为胆小，对环境异常敏感，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惊惶跳跃，极难养殖，也不适合在公众场合露面。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麝香”之意：“麝之香气远射，故谓之麝。”每年春夏之交是麝分泌麝香的季节，雄麝就是靠着这种香气吸引异性求偶，同时在所在地盘标示领土主权。

有道是：“蚕因丝尽身先死，麝因怀香命早亡。”

过去，人们获取麝香的方式是“杀麝取香”，每年冬季到第二年的春季捕猎雄麝，割取香囊阴乾，称为“毛壳麝香”。清代有一幅《麝香围猎图》，生动描绘了猎人带着猎犬捕猎林麝的场景。但这种“杀鸡取卵”的方法，今天已绝不提倡。

其实，古人早已尝试过可持续的方式。早在唐代，我国就有了人工驯麝取香的记载：用针刺从香囊中取香，再以雄黄消毒创面。可惜受限于历史条件，这项技术未能推广。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国重启麝的驯化与人工饲养。如今技术虽已成功，但养殖难度依然很大。

林麝养殖基地十分偏僻安静，离大熊猫养殖基地不远。即便是圈养的麝，想拍一张清晰的照片也极为不易。我端着长焦镜头对准它，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惊动了这位胆小的主角。

每年10月，养殖场的工作人员会直接从成年雄麝的肉质香囊中挖取红褐色的膏状物，当地人形象地比喻为“用耳挖勺取香”。一头麝可以连续取香十多年，比起过去杀麝取香，无疑进步了许多。

有趣的是，在养殖基地里，我闻不到一丝香气。正所谓“物极必反”，凑近了闻，那股味道反而是又腥又臭。这恰恰是麝香的特点——浓烈到极致，反而超越了“香”的范畴。

麝的外形像一头小鹿，高约一米，体重不足二十公斤。它没有角，但雄麝长有一对獠牙，用于在发情期与其他雄麝打斗。有一种叫“獐”的小型鹿科动物，外形与麝相似，也有獐牙，但獐没有香囊——因此麝也有“香獐子”的别称。

所有麝种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林麝、马麝及原麝在我国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天然麝香资源稀少且疗效确切，价格十分昂贵，供应极为有限。而人工麝香作为是一类新药，其研发项目于2015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人工麝香缓解了中药资源的危机。多一种选择总是好事，人工养麝与人工麝香，都应当提倡与发展。

南川药物场的成功养殖，让我看到了这份古老中药资源得以持续传承的希望。保护与利用并重，这条路，还要一步步走好。

四、参观桐君阁药厂记

提到中药材，我们常用“道地药材”一词；提到中成药，则常常会想到老字号。

中药从形式上可分为三部分：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谈到老字号，就不能不提重庆唯一一家同时拥有“中华老字号”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殊荣的中成药生产企业——桐君阁。正所谓：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西南有桐君阁。

桐君阁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八年历史。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来“补课”的。因为桐君阁成立八十周年时，中国药学史学会1988年曾在这里举办学术年会。当时我担任学会的学术秘书，本应参加，却因在日本留学而未能成行。从那时起，我心里便埋下了一个梦想——有朝一日一定要来。谁曾想，这一等就是三十八年。

为什么叫“桐君阁”呢？相传桐君是黄帝手下的大臣，受命专门负责采药求道，结庐为舍，广施良药，普济众生。后人尊他为“桐君”，奉为药祖，并著有《桐君采药录》。《本草纲目》中也曾提及此书，可惜它已经失传。

值得一提的是，《桐君采药录》与《神农本草经》均为中国早期重要的本草著作，常被后世医家如陶弘景结合使用。两者互补，《桐君采药录》侧重药材的花叶形色与产地形态，类似药用植物图谱；《神农本草经》侧重药物的性味与功效，二者共同构成了早期药物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堪称早期中药学体系的基石——《本经》重药理功效，《采药录》重鉴别特征，相辅相成。

到了清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庆名士许健安，手中持有医药秘籍，受药祖桐君精神之感召，在重庆创办了当时最大的药房——桐君阁熟药房。

桐君阁于2011年，凭借“传统丸药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其传统丸药制作技艺在全国首屈一指，也是我国传统丸制作技艺唯一整体受保护的非遗项目。它的特色是保持传统，以“现场配方、现场选料、现场制药”而闻名。经过数代传承发展，形成了桐君阁独特的“丸药制药三绝”：手工起模，丸药均匀；粉油分离包衣，药效恒定持久。

说到做丸药，传统的制丸方法就像摇元宵一样。看似简单，但要做到均匀、质量稳定、药效持久，绝非一日之功。

走进桐君阁药厂，迎面是一座桐君的雕像，旁边是一片静静的小池塘，一座小凉亭，上面写着一副对联。入口处同样写着：“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

桐君阁药厂的拳头产品包括：小金片、沉香化气片，还有听名字就带着“返老还童”之意的还少丹，以及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一粒止痛丸等。

如今，桐君阁药厂已成为太极集团的下属企业。我们随后又来到太极集团总部，一睹现代化中药企业的风貌——早已不是传统的小作坊。太极集团的厂部设计颇具文化韵味。进门处的步道由四个阶梯组成，分别刻有代表着《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和《本草纲目》的铜板浮雕。台阶之上，映入眼帘的是名为“杏湖”的一汪湖水，沿湖的步道两边种满了中草药，有木本也有草本。走进总部大厅，设有“中药标本馆”和“品牌文化馆”，这里收藏着珍贵的药用动植物标本，也展示着品牌产品，处处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

中药正在继承创新与国际交流中不断发展。太极集团是国有企业，综合实力在全国中成药企业中名列十强，是行业内的领军企业之一。

在此，我衷心祝愿：桐君阁在迎来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再创辉煌。

五、山城归来话火锅

重庆是一座美食之都，更是一座遍地火锅的山城。

从重庆回来，我的心里、嘴里，甚至梦里，都还萦绕着一股火锅的香气。那几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山城无处不火锅”——满大街都是红色的诱惑：红油、红汤、红灯笼。走进任何一家食品店，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火锅底料和原料。当地人有个习惯：天越热，越要吃火锅。我以前不太理解，后来才明白，这背后自有道理。

这让我忍不住去思考一个老问题：明代中后期，辣椒从墨西哥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北方虽然也用，可为什么偏偏在四川、重庆、江西、湖南这些地方扎了根？答案很简单：有需求。而重庆火锅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把本地产的花椒和外来的辣椒，配成了一对天作之合。

我对火锅的兴趣，不是口腹之欲，更多是职业习惯。我常跟学生说：生活处处有中医。火锅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火锅之所以美味，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一大把香料，而这些香料十有八九都是中药。所以说，火锅是中药应用的一大特色，是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

我们课题组这二十年来，确实在火锅香料上花了不少功夫。我带过的一位博士生叫吴孟华，我们还曾一起去印度考察香料。她专门研究火锅里的香料，一做就是三年，后来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在这一行里算是有名了。我们都叫她“火锅博士”，叫久了，真名反而差点忘了。当年我们调查发现，来自天南海北的各式火锅，一共用到了六十七种香料。

我曾两次专程去印度考察。为什么去印度？因为印度盛产香料，从古至今，无论是消费量还是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我到了新德里的香料市场，那个味道，用北京话说讲就是一个“窜”字。

重庆的火锅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求同存异、包容豁达的特质，重庆人的中医体质和火锅也有一定关联。当地气候湿热交加，重庆人的体质特点大致是：寒湿打底、湿热叠加、气虚血瘀。而火锅的作用正好对应：辛温散寒、发汗祛湿、醒脾开胃、活血通络。一方水土养一方体质，一方体质适配一方饮食。一锅滚烫麻辣的火锅，养出了直爽泼辣、重情重义、吃苦耐劳、乐观热闹的重庆人。

这次在重庆北碚缙云山，热情的东道主师弟李智带我们去了一家“兼善餐厅”。这里也是著名爱国实业家、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先生创建的民生公司诞生地，还是一座“北碚菜博物馆”，收藏有传承有序的烹调用具，如陶器、青铜器、瓷器。

展厅的一面墙上，展示着一套系列丛书以及几百本老菜谱：有清代的手抄本、油印本，民国时期的石刻本、铅印本，还有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印刷本。除了《大众菜谱》，还有很多地方菜谱。就连陈存仁先生在香港出版的《津津有味谈》十二册，也全部收齐。

看着这些泛黄的纸张，我不由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科普书籍比较少见，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种书，一种是菜谱，另一种是《看云识天气》，书中有“天上钩钩云，不出三日雨淋淋”；“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展柜的清代手抄本中，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着：“山楂糕、鲜美鱼汤、紫河车杜仲汤……”。《无药疗病法》所讲的食疗与养生，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追求。我轻轻合上那些老菜谱，心里忽然冒出一句话来：民以食为天。无论是丰年还是荒年，人们都关注吃。朱元璋的六王子朱橚编过一部《救荒本草》。

我们还去了一家位于五十层高楼的火锅店。山城的夜色正浓，满街的红色依然热烈。我想，这就是中医的生命力所在——它不在高堂明镜之中，而在每一个锅碗瓢盆之间，在每一味香料的芬芳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厨房里，生活处处有中医。这句话，我深信不疑。

六、校友情

此次重庆之行还有一份意外的收获，就是见到了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重庆校友会的众多校友，感受到了冠有“模范校友会”的温暖。

说到北中医的重庆校友，人们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任应秋教授，那可是中医界的泰斗级人物，当年我们在校园中常可见到任老的身影。

李智师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重庆校友会前任秘书长，他热情安排，带我参观了三峡博物馆、自然博物馆，走访了非遗饮食文化和民间中医药博物馆。整个重庆，就像一座可吃、可住、可游的活态博物馆，让我的每一天都十分充实而丰富。

还有中医药文化的推动者毛嘉陵教授,我们相约金秋北京中医药大学七十年校庆时在北京相见。

七、附录：爆胎

周末，香港骄阳似火，气温飙到了三十七度。下了班，我赶往另一个火炉城市重庆，想寻点心理平衡。

忙了一天，我约了辆Uber出租车直奔机场。虽说已是夕阳西下，天儿却热得离谱，柏油路面都被蒸出了热气。眼看还有十分钟就到机场了，我刚准备松松筋骨，只听“砰”的一声——车身一歪，随即瘫在了高速公路旁。我心里咯噔一下，顿时凉了半截。

司机小哥尴尬地看着我：“爆胎了。”

我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反倒安慰起他来：“别急，别急。”

小伙子开始打电话，一连打了三通。第一通打999——这是香港万能救急号码。第二通打公路抢险队。第三通打给Uber公司的队友，对方说还在沙田，得等半小时。

电话挂断不到五分钟，一辆警车呼啸而过。小伙子急得直跺脚：“糟了糟了，他们没看见我们呀！”

我也只好下车，看了一眼那条报废的轮胎——惨不忍睹，活像被老鼠啃过的月饼。我赶紧给已经到机场的同伴打电话，让他先帮我办登机手续。

这时候，一辆工程救护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两个中年人。身着橙色工装、黄色荧光马甲，泰然自若，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他们瞅了瞅车，对小伙子说：“后备箱里应该有备胎吧？”然后利索地取出备胎，架上千斤顶，撸起袖子就开干。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师傅，能不能先送我去机场？”师傅摇摇头：“我们的抢险车进不了机场呀。”不过，他俩转过身来，站在路边帮我拦车。可惜高速上风驰电掣的出租车没一辆敢停，太危险了。我只能回到路边，忍着蚊子的叮咬，无奈等待。

这时候，刚才那辆呼啸而过的警车居然掉头回来了。车上下来两位精壮的警察，荷枪实弹，装备那叫一个齐全：手枪、手铐、警棍、通讯设备，还有录音录像装备。他们开始详细询问司机事故的过程，边问边录音，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我又忍不住走上前去：“警察先生，能先送我去机场吗？”警察微笑而坚定：“抱歉，这车也不能送人。”

时间过了半小时，Uber的队友终于来了。七手八脚帮我把行李搬到另一辆车上，新司机载着我直奔机场。路上他悄悄向我透露：刚才那位小伙子是个新手，连换车胎都不会，今天是临时来替班，又赶上这么热的天——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前后整整折腾了四十分钟。所幸，在关舱门前我赶到了机场。

记下这段有惊无险的经历，是想提醒各位旅友：万事皆有例外。去机场，一定要留出足够多的缓冲时间。否则，比爆胎更严重的，恐怕就是您自己先爆裂的脑血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