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王雪坤

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全会释放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十四五”商务事业发展成就非凡

“十四五”这五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顶住了多重冲击，消费、外贸、外资、对外投资合作等各领域主要目标、指标进展符合预期，重大任务顺利推进，对外经贸合作取得显著进展，开放事业展现新气象。

强大国内市场逐步形成。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2020-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人民币39.1万亿元升至50.0万亿元，年均增长5.1%，实现“十四五”规划中设定的目标。消费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60%左右，主引擎作用持续凸显。2020-2024年，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提升3.5个百分点，达46.1%。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动力十足，新业态新场景丰富多样，人民美好生活更加具象、鲜活。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显著提升、活力显著增强。

对外贸易提质升级。“十四五”时期，面对全球日益复杂严峻的贸易环境，我国稳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三大支柱”不断夯实，亮点突出。2025年，货物贸易额达6.36万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达1.19万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数字贸易发展精彩纷呈，可数字化交付进出口年均增长8.4%、跨境电商年均增长12.9%。

双向投资稳步向前。吸引外资方面，“十四五”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资已超过7,000亿美元预期目标。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比重平均值稳定在10%左右。“投资中国”金字招牌持续擦亮，引资结构不断优化。对外投资方面，2021-2024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超过5%，对外投资流量稳居世界前三，产供链国际合作有序推进。截至2024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1万亿美元，较“十三五”末年增长21.7%。对外承包工程整体稳中有升，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多份产供链合作备忘录。

制度型开放取得新突破。我国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服务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国家层面累计推广485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扎实推进。国家级经开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8.5万家，占全国的18.3%，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积极贡献。

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我国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与30多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扩大自贸区网络，自贸伙伴增至31个，与自贸伙伴贸易额占外贸总额（含港澳台）比重增至约44%。主动设置并牵头引领世界贸易组织（WTO）《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推动约130个WTO成员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并高质量实施，成功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六大内涵

《建议》对开放成就的总结为，“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那么，如何理解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本质是“制度创新”，有助于推动国内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型开放是边境后的开放，完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监管框架、法律环境、行业标准等边境后规则，建立新的治理体系。

二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是“规则对接”，有助于我国经济获得市场准入、融入全球产业链、参与全球治理，与世界经济更好链接。标准规则对接从生产端看是融入国际分工的必选项，从消费端看是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从影响力看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基石。

三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是“服务业开放”，即从过去的制造业开放转向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开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显示，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限制水平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尤其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设施连通性、专业人士执业资质等方面。

四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是“优化营商环境”，即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市场化是基础，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法治化是保障，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形成规则和制度体系。国际化是方向，主动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五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即以高水平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动能。通过对接国际规则、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推动制度型开放，来激发创新活力、提升经营效率，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为中国经济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制度型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开放的关键手段，而高质量发展是制度型开放的最终目标。

六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是“无条件开放”，而是在开放中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实现发展与安全动态平衡。开放会更多涉及国家重点行业和敏感领域，这就需要稳步推进、有序推进开放，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平衡好释放开放红利与守牢安全底线。

准确把握新形势与新要求

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进行了分析与研判，这是未来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点，需要准确把握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从开放形势看，高水平对外开放更为重要而紧迫。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贸易放缓趋势难以改变，国际投资持续低迷，国际经贸斗争形势复杂，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变，凸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紧迫性。

从开放现状看，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有基础和实力。我国开放型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我国还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优势，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更加强大的制度基础、产业基础和开放型经济基础。

从未来开放要求看，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更加主动和自信、更加系统和协调、更加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我国对外开放正从“跟跑”到“领跑”、从“规则被动接受者”到“规则主动塑造者”转变。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相结合，更加注重贸易、投资、监管政策协同，更加注重产业链上下游政策联动，更加注重扩大受惠企业覆盖面。在大国博弈加剧、外部环境更趋复杂背景下，更要在开放合作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既要以开放促发展，又要在开放中完善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统筹用好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扩大开放，既要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又要统筹用好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十五五”时期，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部署，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一是以服务业自主开放为重点，注重共享市场开放机遇。加快建设消费强国，打造“购在中国”品牌，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全面实施和持续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制制度。压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服务业条目，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教育、文化领域自主开放。持续推进资金、人员和数据跨境流动自由化便利化。主动实施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和《电子商务协定》。

二是以贸易强国建设为目标，全面提升贸易创新发展水平。货物贸易方面，扎实推进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打响“出口中国”品牌，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服务贸易方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出口退税等支持服务出口的力度，拓展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出口，在检验检测、专业服务、数字文化、云服务、数据服务等领域培育服务出口新增长点，著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数字贸易方面，打造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数字领域开放，推动数据跨境、国际互联网访问等领域制度创新，提升数字贸易标准化水平，积极对接国际通行标准，提升数字贸易标准国际化水平，持续优化数字贸易发展环境。

三是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导向，稳步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擦亮“投资中国”品牌，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落实好“准入又准营”，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优化调整区域布局范围，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强化复制推广工作，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依托，调整优化国际经贸合作战略布局，加快建设陆海新通道、“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

四是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牵引，努力推动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塑造者转变。全球多边层面，针对世界事务和全球性议题，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积极推动和参与WTO等国际组织改革。引领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电子商务与支付体系等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区域和双边层面，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不断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积极推进加入CPTPP、DEPA协定谈判进程，深化RCEP协定实施，推动相关区域自贸协定升级，将负面清单、数据跨境流动等更多高标准的开放模式和领域纳入协定。

五是以应对化解外部风险挑战为契机，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安全发展的制度体系。重点在对美经贸斗争中提升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机制。建立产业和贸易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构建海外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斗争，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6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