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锦辉 时光倒流至1984年，时任香港总督尤德（Edward Youde，任期1982年-1986年）是英国政府委任的官员，他的任务是代表英国管治香港。若遇上管治问题，港督便会咨询「老板娘」（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寻求协助。显然，当时的治港者是热爱英国、处处维护英国利益、由英国首相委任的官员。试想，英国管治香港，怎可能委派反对自己的人士当港督？！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回归前后，「爱国者治港」理所当然。 现代跨国企业在国外开设分部时也有类似安排。若然海外分总部的总裁并非「自己友」的话，他可能会把当地的生意弄得一塌糊涂，更甚者若然他是该公司竞争对手的「卧底」，更不排除会把当地生意卖掉或据为己有。这些阴险招数在商场经常出现，见怪不怪。俗语云「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同样道理，如果治港者是「卧底」的话，产生「无间道」政府，那么香港就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大漏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的中方领导人早已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回归后香港之治理方针。实际上，这些概念沿用至今，是属于三个不同的管理层次的关注点，分别是「原则」（Principle）、「执行」(Implementaion)及「特点」(Characteristic)层。 首先，中央政府一直以来都相信在「执行」上，港人绝对有能力管治好香港，实践「港人治港」。落实「港人治港」的大「原则」是治港者必须要坚守「一国两制」，即治港者一定要爱国，要以「一国」先行，全心全意地以国家为主体，尊重「两制」的差异，真心为香港市民服务。 有效的「港人治港」建基于由哪位港人来治理香港。中央政府一直以来赋予港人推荐治港者人选的权利。然而，政府要如何有效做好选举，确保选出「爱国爱港」人士执政呢？这是目前香港选举制度未解决的问题。正因如此，国家非常重视「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把它列入为今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重要议案之一。 在「爱国者治港」的大原则之下，「港人治港」的「港人」必须是「爱国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日前在专题研讨会上，对「爱国者」的定义和标准已有清晰说明。此次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之后，特区政府就应尽快落实、设计一套清晰并有公信力的评审机制，确保提名标准可贯彻执行。 「爱国者治港」不光是针对特首选举，也包括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各级公务员，以及重构增权后的选委会，这样香港才能真正地确保「爱国者治港」，从而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全社会聚神凝力把握国家「十四五」规划发展机遇，打造香港经济新动力，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确保香港持续繁荣稳定。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来源：文汇报

文/黄锦辉 期待已久的新冠病毒疫苗科兴及复必泰BioNTech 近日陆续抵港，市民已开始分批接种疫苗，头一批的疫苗接种安排算顺利。然而，一些市民对疫苗仍有疑虑，希望了解两种疫苗该如何选择；另外，有市民质疑既然科兴及复必泰初期来货不多（少于二百万剂），而国药疫苗已在内地（包括澳门）广泛使用，为何政府不引进国药呢？笔者并非生物科学家，但从数据分析角度看，政府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  政府专家指出，要直接比较两种疫苗不切实际，亦不科学化，因为两者的临床测试（即找人去试接种，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在不同地方、时间、羣组中进行，而且测试所采用的标准也不一样，科兴是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而复必泰则采用「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FDA）的标准。简而言之，一般市民只关心接种了疫苗之后是否等于免疫，所以临床测试结果对他们来说只是两极化的答案──接种后有事或无事。然而在现实情况中，除了两极之外，测试者会有不同反应，而各地医疗专家会因应当地不同的需求作出判断，决定这些反应是否安全。例如，世卫标准分为十级，由第一级无症状感染，到第十级因感染死亡，中间夹杂了轻、中、重度感染，而且这些感染度的病征（例如头晕、发烧等）各地不同准则，难以与其他疫苗作直接比较。  近期一些网红充当「专家」，对香港选用的三种疫苗科兴、复必泰及还未启动接种的牛津/阿斯利康进行评论。这些「专家」惯常靠批评政府的方法「博出位」来抢点赞，但他们并不熟悉医学，所说的都只是顺口开河，混淆视听，对香港疫情控制毫无帮助。本地疫苗专家委员会多次公开重申，疫苗最重要的是安全及保护率达到世卫标准，而科兴和复必泰疫苗都能满足到这些条件，因此适合在香港使用。  另外，要进行可靠的临床测试，样本规模（即参与接种测试的人数）愈多愈好，观乎最近以色列进行的测试，所牵涉的人数便多达一百二十万。而且，样本内需要包括适量的感染者，以测试接种者防御病毒的能力，即在带病毒的羣组中，观察他们有没有被感染。正因如此，国药测试反而遇上问题，因为内地已几近清零，感染的个案非常少，无法制造一个合适的测试环境。因此，香港的专家决定暂不采用国药疫苗，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缺少感染的环境下，不管接种的疫苗是那类，结果也不会产生感染，这样的话，临床测试便形同虚设。  尽管如此，不少要往返内地工作的市民仍然希望打国药疫苗，并要求政府协助他们自费到深圳接种，过程中不出关，完事后立即回港，而透过这安排，所有持有接种证明的港人便可以踏足内地，不用隔离，方便他们上班和探亲。然而，这做法即使实行，只适用于进入内地，他们回港却不能豁免，因为香港暂时还未承认国药。单边通关对香港本土经济影响颇大，人流「有出无入」绝对不利香港重振经济。何况内地当局仍认为港人有传播风险，不会轻易开关。 最后，政府过去推行的抗疫政策，包括保持社交距离、封区检测、安心出行等措施均是治标而不治本。  香港要有效控制疫情，必须有赖市民充分合作，尽早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因此，政府于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指出，将会拨款八十四亿港元，采购二千二百五十万剂新冠疫苗，目标是在今年内为大部分市民接种；再者，政府也将设立十亿港元疫苗保障基金，应付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人士的赔偿，希望推动多数市民接种，达到群体免疫的目的。这的确是香港能否打胜疫战的关键，政府和各界都应该尽最大努力齐手推动。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来源：星岛网

文/黄锦辉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0年11月15日由15个成员国（包括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洲及新西兰）签署成立，经济规模将达到23兆美元，约占全球GDP 3成，成为世界最大规模贸易协定，对全球影响深远。因此，RCEP是中国拓展「国际外循环经济」的策略性目标，也将会是未来5年「国家十四五规划」的经济发展重心。香港与RCEP成员国一直有密切的贸易往来，本港2019年贸易总额中，RCEP成员国占比高达87%，近5年香港与东盟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22%。（资料图片） 广东比邻东盟 占地理优势 广东省比邻东盟，在发展RCEP市场上占有地理优势。根据中国海关报告显示，2020年东盟为广东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进出口贸易额高达8,651.4亿元，增长7.3%。与此同时，香港与RCEP成员国也一直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本港2019年贸易总额中，RCEP成员国占比高达87%，近5年香港与东盟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22%。 不少经济学者预测，RCEP将进一步推进香港与东盟各国的贸易，而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将会促使双方从传统经济朝向数码经济转型，因此必然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新机遇。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促进大湾区发展RCEP经济上，可以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尤其是在金融科技应用方面，必可派上用场。 结合RCEP时代背景，以及国家数码经济发展大趋势，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国家促使数码人民币（eCNY）为RCEP贸易主要货币，有助推动RCEP数码经济发展，深化中国在RCEP市场的影响力；并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及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的丰富经验，在香港建设「离岸数码人民币结算中心」，打造香港成为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超级联络人」，同时也可逐步推行数码人民币国际化。 二，中国金融机构在RCEP贸易中广泛采用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支持贸易去中心化，提升基于数码人民币的交易效率，并透过区块链加强中国企业及RCEP组织内盟友公司的关系。再者，建议以大湾区为国家RCEP区块链枢纽，并以香港为对外国际窗口。 利用港健全法制 推监管科技 三，利用香港的健全国际法律体制和丰富的金融治理经验，针对RCEP商业活动推行「监管科技」（RegTech）。RCEP商业活动将广泛使用数码人民币及区块链技术，因此金融市场在RCEP内不断拓展，同时也使当中的贸易及金融在技术及操作上，遇上不可预测的风险。利用创新数码方案（即「监管科技」）去监管贸易和金融运作，可以确保数码人民币的合法流通使用，以及区块链交易的可靠性，严防数码经济罪案发生。 四，国家引领中资跨国企业开拓RCEP商业保险市场，并利用「保险科技」（InsurTech）促进其数码经济发展。数码人民币以及区块链金融和贸易推动产业创新，创新业务无迹可寻，成效难以准确预测，所以存在相当高的风险。 所谓「有危必有机」，这情况将有利保险产业发展，然而传统保险工具并不适用于跨国的RCEP数码经济市场，业界必须利用科创，推出数码化创新保险产品，为RCEP工商界提供高质的风险管理服务。香港保险业务运作良久，服务水平深受全球认同，建议大湾区工作小组创造环境，让香港发挥所长，与内地保险业联手，减轻大湾区企业忧虑，进军RCEP市场。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荣誉会长来源：香港经济日报

文/黄锦辉 下年度《财政预算案》新鲜出炉，第九十至一百一十二段提出多项创新科技建议，当中五项是今年推出的新措施，涉超过一百亿元的额外拨款。与往年的《预算案》相比，这数目不算多，但在政府去年有巨大财赤的情况之下，对创科投资没大增长是可以理解的。  概括而言，《预算案》创科篇的新措施包括拨两亿元推行「奇趣IT识多啲」计划，资助小学筹办ⅠT课外活动；「创科实习计划」恒常化，资助本地STEM大学生及企业参与在职实习；促进公共服务数码化，令个人及业界有效地使用「智方便」数码认证，便利他们进行网上交易；向科技园公司及数码港加大对初创的融资支援，总金额分别为三点五亿及二亿元；以及再注资「创新及科技基金」，两年总金额九十五亿元。过去一年疫情肆虐，产、学、研各界都受到重创，今年政府额外拨款，有如一场及时雨，使本地创新科技产业可以持续发展，暂时避过经济寒冬。  然而，值得政府关注的是，在落实这些建议时如何处理人手不足的问题。举例，在基金申请方面，申请数目将会随着注资金额加大而增长，所以现有的行政人手会应接不暇，未能妥善地审阅所有申请项目。因此，笔者建议政府考虑另外拨款增加所需人手，避免申请时间被拖延。  《预算案》指出政府「正全力推动位处落马洲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创科园）的发展。……预期第一批设施可于二○二四至二○二七年分阶段落成」。虽然这计画的时间表与《预算案》无直接关系，但其竣工时间不禁令创科业界人士担心。创新科技日新月异，相关产业发展迅速，且看在过去短短十年深圳创科产业发展快速，超越香港，若然河套区开发要再等三至六年，香港的创科活动肯定会被深圳及大湾区其他城市抛离得更远，恐怕将来就算河套区建设得极漂亮、先进，「港深创科园」亦将会无用武之地。  政府是了解这问题的，并于今年《施政报告》指出「两地（港、深）政府正研究在香港园区首批楼宇落成前，由香港科技园公司承租及管理深圳福田科创园区的部分地方，让有兴趣开展大湾区业务的机构和企业先落户深圳科创园区」。这项计划的详情及所预算的经费非常重要，但《预算案》中却没有半点落墨。  另外，坊间对发放五千元电子消费券尤其关注，有舆论认为政府应该仿效去年的做法，真接派发现金给市民，批评财爷用的方法复杂。财爷解释派发消费券与派钱的目的不一样，今年目的是为了刺激本地消费，令本地商户从中受惠，促使本土经济尽快复苏。他所说甚是，过去两年多香港先后经过社会事件及新冠疫情等严重打击，导致旅游业全面停摆，本土经济大受影响，商店、餐厅、娱乐场所等一蹶不振，市面百业萧条，更有不少商户相继停业，经济情况惨不忍睹。因此，尽快令本土经济复苏是政府当务之急，况且《预算案》中也有其他更大刀阔斧的纾民解困建议，顾及普罗百姓。  从创科角度看，「电子消费券」有助促进香港推行数码经济及无现金支付，鼓励用户多使用「储值支付工具」在本地商户购物。然而，前车可鉴，观乎近期「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措施，有市民担心长者和无手机者使用时会有困难。为避免这情况，政府将会与多个「储值支付工具」平台合作，包括长者习惯使用的「八达通」储值卡。不过商户使用「八达通」需要支付行政费用，加重了他们的营运成本，特别是对小型商户（如街市小店）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建议政府考虑额外资助他们，在一定期限内帮助他们支付这笔营运费用。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 来源：星岛网

文/黄锦辉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2021-22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以称《预算案》）演辞中建议「提振经济」，并提出多项创新科技措施（见演辞第90至112段），计划在未来3年内会额外拨款约100亿港元，推动教育、大学生实习和电子政务，以及加大力度支援初创企业及创科基金。  《预算案》建议加大对初创的融资支援，政府会分别向科技园公司及数码港旗下的基金注资，并扩大两个基金的涵盖范围，对初创公司是场及时雨。 政府继去年推出「中学IT创新实验室」计划，资助中学筹办课外活动，增加学生对IT的兴趣之后，在今年《预算案》中建议额外投放2亿元，扩阔计划的覆盖范围至小学，让每间本地小学在未来3年可获得40万元专款资助，推行「奇趣IT识多啲计划」（见演辞第92段）。 科普教育对创科发展非常关键，愈早推行愈好，环顾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内地、欧洲、美国等，对小学生科普教育都十分重视，值得香港学习。 创科实习计划恒常化 纾人才短缺 政府去年推出「创科实习计划」，资助本地大学生参加本地、内地及外地的创科实习工作，各大专院校及业界均反应热烈，据报去年暑假超过1,600名学生以及1,000家公司参与。以大湾区为例，随着区内创科产业不断地开放，愈来愈多港商移师到大湾区发展，笔者认为，《预算案》建议把计划恒常化（见第93段）来得合时，既可以让更多大学生体验大湾区创科工作，亦可以帮助业界纾缓创科人才短缺的问题，一举两得。 《预算案》建议未来2年向「创新及科技基金」合共注资95亿元（见演辞第104段），支持旗下17个资助计划和50多个研发实验室未来3年的工作，不少业界也可以从中受惠，亦有助企业为「后疫情」经济作好准备，帮助它们进行技术升级，甚至是商务转型。 扩融资支援 初企及时雨 《预算案》亦建议加大对初创的融资支援，政府会向科技园公司旗下「科技企业投资基金」注资3.5亿元，以及向数码港的「数码港投资创业基金」注资2亿元，并且扩大2个基金的涵盖范围至B轮或后期融资（见演辞第107段）。 过去1年疫情影响全球投资市场，创科投资也难以幸免，不少香港活跃的创科投资者也被迫重整投资策略，因此笔者认为这建议对初创公司是场及时雨，政府的额外投资可解短期之急，避免它们在临门一脚被疫情踢出局。 政府去年底推出「智方便」一站式个人化数码服务平台，便利市民使用电子政务。政府计划于2022年把表格和牌照申请全面电子化，大部分政府缴费可电子支付，届时「智方便」更能大派用场。《预算案》提出，金管局正联同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研发企业版的「智方便」数码身份认证平台（见演辞第44段），让企业透过电子渠道认证企业身份，便利更多电子商务。 全球正踏入「后疫情」数码经济时代，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活动将日益频繁，因此提供「智方便」及电子支付服务，只是针对用户便利的需求，要提升服务的效率，笔者建议政府同时研究使用「区块链」技术，推行「去中心化」交易及业务处理。 总言之，过去1年疫情肆虐，香港经济大受影响，政府为援助经济及纾解民困投入不菲，令财政赤字去年升至历来新高。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政府依然适度地支持创新科技发展，殊不容易，反映出政府创科发展的坚持。因此，笔者十分支持今年《预算案》之科技篇，并希望各项建议尽快落实。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荣誉会长来源：香港经济日报

文/黄锦辉 世界各地正积极发展「智慧城市」，爱沙尼亚是成功的典范，誉满全球。香港也非常进取，政府去年底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蓝图2.0》，提出「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环境」、「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及「智慧经济」六个发展范畴，并具体提出130多项措施，当中包括约70项现时仍在落实或正持续进行、2017年底《蓝图1.0》所推出的措施。虽然政府在努力，但香港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进度，与广州及深圳比较的确较为落后，特别在「智慧经济」范畴尤其显著，例如移动支付在穗、深已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踏入2021年「新冠疫情」未见缓和迹象，在迫切情况下，政府未来工作主要集中在抗疫防疫是意料中事，但香港「智慧城市」建设恐怕又会被拖延。在缺少时间的限制之下，笔者建议政府先聚焦解决一些内地的「短板」。 政府宜聚焦解决内地「短板」 「智慧经济」利用创新及科技来促进城市的经济活动，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推行商务个人化，提升效率，推高销售；利用「物联网」减轻工商业的消耗，优化生产和服务；利用「车联网」减少道路堵塞，优化物流等。这些设施有效地推动工商界开源节流，企业从中获利不浅。有美国经济报告指出，「智慧城市」每年可以带动全球5%经济增长，10年后总额可达20万亿美元。然而，业界往往只顾报喜而甚少报忧，「智慧城市」经济发展可观是事实，但同时亦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例如笔者的内地博士生于去年圣诞节长假期间，在宿舍中收到一个内地公安电话（来电显示86110），说他在北京的银行账户被人盗用，要求他立即转几万元人民币到内地某户口，才能解决这问题。由于对方知道他的电话、内地身份证及内地银行户口等号码，该学生差点信以为真。当然这明显是一宗电话骗局，幸好学生即时联络笔者，最后报了案，事件才没有进一步发酵。众所周知，类似电话骗局在香港经常发生，这案例只属冰山一角，不过这次发生在自己的学生身上，笔者感觉特别深刻。这些事件的吊诡之处在于，为什么对方知道受害者在内地的个人资料呢？估计这是因为内地的数码经济非常蓬勃，内地商人常以鼓其如簧之舌利诱用户，怂恿他人登记成为该公司的会员，过程中用户不知情地暴露了自己的个人资料。由于内地讯息监管不严，这些资料很容易落在匪徒手里。 发展「以人为本」 港法律拥优势 笔者从内地网上视频得悉一位老翁去年春运欲买火车票回乡过年，但由于他没有移动支付装置而被拒，他即场痛哭，场景可怜。虽然他是个不懂科技的长者，但是否代表他连买车票的权利也可被如此剥削呢？ 几年前笔者访京，有一晚在滂沱大雨中站立街头，由于当时笔者所使用的手机没有安装任何「呼车」的应用软件程式，所以无法找到的士，最后唯有冒着大雨徒步回酒店。虽然笔者是游客，但也是否应该同其他人一样享有自由呼车、自由出行的权利呢？ 上述案例反映尽管内地数码经济发达，但运作上仍然存在不少盲点。「智慧城市」发展是以人为本为前提，外界不应该单是以「钱」来衡量其效能。实际上，城市安全包括保障个人私隐、缩小数码鸿沟、防止数码歧视等方面的重要性，与经济发展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与内地城市相比，笔者认为香港在这方面大有优势，政府可以发挥香港法律之长处，推行「城市大脑」数据治理，打造香港这「智慧城市」成为大湾区内的「国际安全之都」，吸引跨国企业以香港为基地，进军大湾区大展鸿图。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荣誉会长来源：信报

文/黄锦辉 今年元旦电视播放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灯火汇演」 ，一千架装有LED的无人机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共舞，形似一羣「电子萤火虫」，拼凑出一连串以香港特色为题的图案，包括马照跑、金紫荆、金融中心、天坛大佛、港珠澳大桥等，整个表演非常精采，色彩斑斓的图案设计令人叹为观止。今年农历新年的烟花汇演因疫情取消，政府本可用更大规模的无人机灯光表演代替，可惜没有这样做，其实如在西九文化区举行，既可免讯号干扰，人流也较分散，又可推动创科，应是更胜一筹的贺岁汇演。  元旦仅仅十分钟的精采维港「灯火汇演」，背后凸显香港多方面的优点。在创科应用层面，汇演充分利用无人机的技术，以中央控制台小组操作，比烟花控制的人手资源较少；在创意设计方面，控制「电子萤火虫」在夜空跳舞，本身就充满创意，且可以千变万化。再者，灯火图案设计比烟花设计更灵活、更富艺术感，而且图案的显示度更清晰，更具观赏性。在环保方面，无人机可以多次重用，而烟花是一次性的，更会制造大量污染物，相比之下，无人机灯火汇演无疑在环保上明显较优胜。  在科学普及教育方面，这类汇演让市民大众尤其是学生多认识创科与艺术，一反他们固有「科技只是工具」思维，这改变既符合其兴趣，也有助鼓励更多学生未来投身创科行业。  今年「灯火汇演」别具特色，与过往香港的类似表演有点差异，就是演出的实时性，表演并非现场进行，而是预先录影。主办方解释这安排逼不得已，主要是为了避免人羣聚集，但这似乎非唯一原因。香港试用无人机「灯火汇演」早有先例，香港旅游发展局曾在「美酒佳肴巡礼」中，安排一百部无人机晚上表演，但其间受到讯号干扰，约一半无人机堕毁，部分更堕海，损失惨重，旅发局也因此中途腰斩节目。所以，今年的活动未能现场进行，极可能与主办方避免讯号干扰的风险有关。  事实上，维港两岸是中央商业区，高楼大厦林立、WiFi无处不在，通讯电波笼罩四周，容易做成讯号干扰。尤其是在一千架无人机共舞的情况之下，灯火表演受到干扰的风险必然大增。另一方面，维港两岸的大厦满布灯光设置，四周偏亮，难免影响无人机灯火表演的观赏性。这场景犹如拍照时的背光情况，照片效果当然不太理想。  无人机表演在内地与国外愈来愈流行，除了应用于节日大型表演外，不少商户亦采用无人机做宣传，例如歌星周杰伦于二○一九年在澳洲雪梨雇用无人机在空中「绘字」向太太表达爱意、上海黄浦江利用无人机，表演进行消防员招聘等。反之，香港在这方面的商业发展相当落后，缺乏适合表演场地是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人才培训不足。商业无人机培训除了在控制技术上之外，编队、表演、艺术设计等范畴也很重要，可是香港在这些方面的培训远远落后，做成商户要依靠昂贵的外判服务。  康文署因疫情取消今年春节烟花汇演，令不少市民失望，其实政府本可用无人机取代，却并没有这样做。若然理由是担心讯号干扰风险，政府大可以把汇演移师至偏离中央商业区的西九文化区进行。该区代表着香港的创意文化，作为表演场地别具意义。再者，政府更可邀请港产无人飞机公司DJI提供技术支援，利用这个机会展示香港的创科实力。今年没有使用创新方式演出迎新春，有点可惜，但愿明年可以顺利成事，年内也可考虑应用于一些节日庆祝和盛事中。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来源：星岛日报

文/黄锦辉 每年农历新年，香港中联办都会安排酒会，与本地各界朋友庆祝，共同迎接新春佳节，今年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因应疫情的情况，今年酒会换上一个创新的、别具心思的线上「云酒会」。今年各方好友可以安坐家中在线上聚首一堂，透过云端视频接受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及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及来自本地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和来自内地不同省市的老百姓送来之祝褔。酒会形式虽变但热情不变，令我深切地感受到远方传来的温暖。「云酒会」中骆主任也带来习近平主席的慰问，并重申国家对香港的关懐和支持风雨不改，无论香港在什么困难情况之下祖国都是香港坚强的后盾。 视频全长约13分钟，内容丰富。骆主任以「四个瞬间」道出其过去一年对香港的感受。香港国安法在港实施，平息了社会的暴乱；国家医疗团队抵港，义务援助港府抗疫；国庆中秋「双节」骆主任落区家访，慰问百姓，了解民情；内地香港合作举办大型灯火汇演，共同庆贺2021年的来临。实际上，这四个瞬间不但只对骆主任来说是难忘，对不少香港市民来说亦感受良多。大家目睹在过去一年国家对香港关怀备至，和港人共进退。再者，骆主任视香港为家，贺词中语重心长，他对香港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认为在「一国两制」方针、「宪法与基本法赋予港人的权利」、「港人生活习惯方式」、「香港自由市场优势」等因素的持续不变之下，香港一定会稳定繁荣。他并衷心希望香港市民能「早日摘下口罩正常生活，撸起袖子携手奋斗。」 「云酒会」短片真情横溢，我特别喜欢那3位天真烂漫穿上解放装的香港小女孩，她们的出现反映出国家关心香港的下一代，她们的衣反映出香港与国家在未来的深度融合，而且她们的笑容反映出香港融合国家充满喜悦，这也传达出国家期望香港政府抓好教育，为香港未来培育出爱国爱港的领袖。最后，我也深信「阴霾终将被驱散，香港这个家一定会变得更好！」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表（外务）来源：文汇报

文/黄锦辉 政府表示「争取清零」是抗疫的目标，但行动只是有限度出击，去年九月虽然得到国家医疗团队来港拔刀相助，却仍没推行强制性全民检测。最近政府开始变招，利用「围封小区」进行小范围续步强检，但市民对这突击封区、上楼逐家逐户敲门的做法却有不少劣评，认为效果不彰。  根据政府的报告，前线团队于一月廿三及廿四日围封佐敦进行小区检测，行动涉及超过一百五十幢楼宇，进行了超过七千次病毒检测，当中发现到十三宗确诊个案，比率为百分之零点一七的另一次行动，在三百多个检测样本中找到一宗确诊个案， 阳性比率约百分之零点三。一月廿八日，在北角东发大厦A至D座的行动中，未有发现确诊个案。  政府对行动表示满意，认为行动可以及早识别确诊者，并将他们送往治疗，而「围封小区」行动中前线工作人员的努力也无庸置疑，但总体而言，笔者却不能完全认同政府以封小区形式进行抗疫的决定，认为行动效果远远偏离清零目标。理由是清零除了要检测识别确诊者之外，还须杜绝区内无感染居民之后确诊的机会。例如在佐敦小区的阴性检测居民，若于解封之后在区外活动而受感染，然后把病毒带回区内，那么封区检测便如同虚设，徒劳无功。  虽然政府曾经说，若区内检测之后再有人确诊，不排除会再封区重检，但如此一次又一次封区，行动便没完没了，劳民伤财，不切实际。  我们可将香港封区与内地封区行动作比较。最近北京顺义区出现五宗确诊个案，市政府毫不犹豫连忙封区进行抗疫，虽然检测人数以十万计，但任务在数天之内便完成，顺义区很快便回复清零，居民可以重返市内各区作业及活动。表面上看，香港佐敦和北京顺义区封闭式检测的安排非常类似，香港仿效北京的做法顺理成章，出错机会微，但实际上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在北京，全市疫情已清零，市政府必须防止市内其他地区被感染，因此要确保顺义区完全乾净，才允许区内居民外出。但香港情况却不一样，香港其他地方并未清零，所以虽然小区经封区检测而「净身」，但解封后病毒绝对有可能经人传人从大区输入，小区不排除再出现确诊个案。因此，两件事情不能相提并论。 上述分析指出，大区「清零」是抗疫的基本条件，而小区检测是持续「维零」的手段而已。因此，香港政府必须重新认真考虑，包括再请求国家医疗团队来港，进行全港性全民强检，然后使用主动式「健康码」，追踪疑似确诊者，尽快把他隔离。  可惜政府对上述两项措施都无能为力，疫情缓和因而遥遥无期，大家只能望天打卦，期望疫苗接种尽快面世。  另外，政府现时所推行的抗疫措施，似乎主要针对维护市民的生理健康，而甚少关注市民的心理健康，但笔者认为这两者同样重要。例如，突然封区非常扰民，市民每天都担心甚么时候轮到自己的住区，更有些预先知道的市民，会刻意不回家避开检测，过程中部分市民与政府不断在斗智斗法，对他们难免产生很大精神压力；又例如两人聚餐的限聚令，使一家三口每晚必须屈在细小的家里食饭，毫无空间出外「唞唞气」共享天伦。  这些场境加上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升斗市民会感到莫大沮丧，若然情况持续不变，恐怕到了疫情过后，虽然市民死不了，但不少人可能因为政府举棋不定、朝令夕改而「黐晒线」，造成长远的创伤！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表（外务） 来源：星岛日报

文/黄锦辉 蚂蚁集团香港、上海两地上市计划临门一刻突然被煞停，不少股民因此而亏蚀。事件成为全国热话，网民认为「蚂蚁教父」马云在去年《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中的大胆言论触怒了中央，导致政府有所行动。笔者却不以为然，认为「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央政府对蚂蚁集团的商业模式一直关注。峰会中，马云提及「中国金融根本就没有系统」 。鉴于蚂蚁集团于过去几年获利甚丰，金融市场呈现被操控之嫌，中央政府担心蚂蚁的营商手法会垄断市场，因此不可坐事不理。 公私营合作行之有效 去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制定了未来工作的八大任务，包括「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从时间序分析，很明显中央政府是剑指所有数码金融巨擘，并率先向马云及旗下蚂蚁集团进行调查。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概念很适用于过去十年的中国内地金融市场。正如马云暗示中国金融市场的治理不健全，适逢十年前讯息产业兴起，不同企业借此机会在网上揾钱，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在过去多年赚到盘满钵满，马云更多次成为中国首富。本来这些企业在内地的讯息产业市场中各据一方，分别于网络讯息搜寻、网上销售及财务、社交网络及游戏等主要范畴，与中央政府互相协调，开创各自的商业市场。这做法与全球政府常用的「公私营合作」模式（ PPP）大同小异。 然而，BAT与中国政府合作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公私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松散。十年前，内地数码金融市场初兴起时，这安排尚可接受，但今天市场状况已完全颠覆了。市场规模不断地增长，参与投资的星斗市民亦愈来愈多，因而构成极大的市场风险，「一子错」便很容易会影响全国发展大局。正因如此，中央政府不敢怠慢，积极地进行整顿，特别是针对科技金融产业。 「公私营合作」是公共建设经常采用的开发模式，主要由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合作，提供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服务。这模式一方面可以让政府聘请专业公司去建设公共设施，另一方面可让私营企业从中牟取应得的利润，双方互惠互利达至双嬴。事实上，香港政府早期已推行「公私营合作」，一直行之有效。成功的例子包括红磡海底隧道，这项目早已完结，而且经营权亦已交回港府。 在「公私营合作」项目的运作上，政府主要担当监管角色，私人企业执行。两者的工作在过程上必须要有默契，互相紧密协调，维持良好关系，如此般项目才可顺利进行；反之，项目不排除会烂尾收场。近期马云被中央约见、阿里巴巴被调查、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煞停等事件相继发生，这些事件反映企业和政府的合作欠缺协调，更可能出现分歧。同类事件虽然也有发生在其他企业身上，例如腾讯最近因违反「反垄断法」而被惩罚，但严重性远比不上是次蚂蚁集团事件。 整顿数码金融市场阵痛难免 理论上，任何政府在进行「公私营合作」项目时，中断与自己不配合的伙伴之合约正常不已。中断合作所造成的损失并非一面倒的，政府也要付出沉重代价，因为要在短期内另觅代替公司并不容易。若然中央真的要惩治蚂蚁集团，要找一间能代替它的公司也并不容易。最后，笔者估计中国未来在整顿数码金融市场时难免会出现更多阵痛，但长痛不如短痛，彻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才是一劳永逸之举。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香港资讯科技联会名誉会长来源：《信报》